中国式冤案和司法公正专题解析版

中国式冤案和司法公正专题解析版

材料1

赵海（化名），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农民；“被害人”赵响（化名），系赵海同村的农民。

1998年2月15日，赵响的侄子赵亮（化名）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赵响失踪，怀疑被赵海杀害。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无头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海列为故意杀人的重大嫌疑人并于5月9日将其刑事拘留。9月28日，柘城县检察院向商丘市检察院报送审查起诉，商丘市检察院两次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此后，柘城县公安局又移送过此案，检察院均未受理。

至2002年全国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活动期间，柘城县政法委召开会议协调研究该案，认为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指示商丘市检察院尽快起诉。同年11月11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商检起诉(2002)8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海犯故意杀人罪。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2)商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海杀害赵响并肢解尸体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故意杀人罪。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好了决。入狱后两次获减刑，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2010年4月30日，已被赵海“杀死”的赵响“复活”，出现在赵楼村。5月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 10)豫法刑再字第15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赵海无罪。此后，本案的相关责任人受到严厉追究，赵海亦得到了国家赔偿（范文第一段、第二段）。

（该则材料主要通过赵海被冤枉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事件，折射了冤假案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处理此案件的相关责任人的不作为。）材料2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有期徒刑，已服刑十年余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某及其侄子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氏叔侄无罪（范文第一段、第二段）。

在做出无罪判决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现场向张氏叔侄鞠躬道歉。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氏叔侄错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

后来，张某侄子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某知名媒体人白先生的电话连线采访：

白先生：这是幸福的时刻，有很多人在审判你们的过程中，犯了很严重的问题，导致你们这个错案的发生，你希望怎么处理他们？

张某侄子：真是巴不得他们也坐牢，后来想想我亲身经历坐牢这个滋味太难受了，我也不愿意再看到更多的家庭妻离子散，就是很难受，我不愿意再看到他们坐牢。

白先生：你宽容他们了？

张某侄子：我亲身经历坐牢是很难受的，失去亲人的滋味太难受了，我家里妻离子散，我不愿意再看到他们也像我一样。

而在接受白先生采访的第二天，张某侄子便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话，“我恨他们。我怎么能原谅他们呢？我想过原谅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

张某侄子口中的那个“女神探”聂某，是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大队大队长，坊间流传，她是杭州市政法界“三大女杀手”之一。

在办案过程中，聂某发现，案犯交代是实施强奸了，也成功了，但是从尸体上找不到这上面的痕迹，也就是没有犯罪嫌疑人的精斑等等。

不仅如此，警方没能找到案犯实施强奸的物证，并且死者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可是这份DNA却与两名犯罪嫌疑人无关。

侦查员先后三次赴安徽取证，在做了大量工作后，结果一无所获。聂某只剩下一种选择，查证张氏叔侄的犯罪嫌疑是否属实。

聂某重新查证了二张的口供，可是叔侄二人的口供开始出现差异。但聂某认为应当从细节着手。她建议采取嫌疑人指认和民警现场做侦查实验的办法。民警分别带着两名嫌疑人，从程序到实体，完全依法行事，按照案发经过一一指认现场。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公安分局的吴某表示，“要把每一个细节，就是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细节固定下来，在这个描述里面，如果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行为，他描述的都是一致的共同的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经过一一指认，二人对强奸地点的指认完全相同。据现场勘察，发现尸体的地点与指认的地点相差10米。聂某表示，“这个10米我们认为是很客观的，即使你昨天去过这个地方，今天叫你再去，你昨天站在哪个点上，你也只能记住一个大概，因为没有什么参照物嘛，这个应该讲是很客观的。不是他作案的，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

但另一关键节点就是物证，警方始终没有采集到强奸的物证，对此聂某表示，他也交代了有强奸的行为，但是最后没有射精，我们也请教了法医，那么法医也给我们一个解释，就是说即使犯罪，就是在这么一个抛尸的这么一个现场，有水，即使本身强奸之后体内是留下物质的，一夜的水冲过以后，也有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这些强奸的痕迹冲掉。

在本案中，为什么司法机关会在证据如此牵强的情况下定案判决？这与我国公安工作“命案必破”的要求有关，这个硬性要求既是破案的动力，也是压力，甚至导致办错案（范文分论点一的原因）。很多命案发生后，对公安机关的要求都是层层加码的军令状，上级要3个月破案，到了中层可能只剩下2个月时间，到了基层甚至只有10天的破案期，给办案人员的压力太大。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和手段还不是很先进，要快速破案，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警排查、走访，圈定嫌疑人进行讯问，也就是说通过口供破案。

刑事技术跟不上，法律对刑讯逼供的制约不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不够，上级部门对破案的期待，有时候还有舆论压力，受害者家属的情绪……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公安机关就可能会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办案（范文分论点一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口供，有真有假。但为了尽快破案，圈定嫌疑人后，有时候包括检察院、法院甚至律师在明知证据体系不够完善时，也想把案件尽快了结。

（该则材料主要通过浙江省张氏叔侄的强奸案件的冤判，导致其妻离子散，折射了公安工作“命案必破”的要求既是破案的动力，也是压力，导致办错案。同时，也反映了刑事技术跟不上，法律对刑讯逼供的制约不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不够以及其它的因素，导致公安机关有时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办案。）材料3

此时此刻，在高墙铁牢之中，还有多少蒙冤者在等待着真凶落网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执法和司法机关是否还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赵海、张某？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是，在更具体的操作规范方面，司法机关却受制于党的政法委员会。依据《中国新闻周刊》今年3月报道，全国省级党政权力架构中，仍有一半以上的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部门首长。这导致了人大代表唐某在两会上所批评的那种诡异现象：被监督者实际上控制了监督者（分论点二的原因）。严格地说，公安局长主导法院、检察院的体制安排就是一种违宪行为，它使得公安机关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法院完全不可能对于警察行为作出司法审查（分论点二的原因）。即便在公安局长不同时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地方，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往往高于法院院长以及检察院检察长，因而拥有比后者更强势的政治权力。

近年来，一些媒体报道显示，对于那些影响重大的案件，政法委已经越来越走向前台，成为实际的决策者。湖北的邓某某案，检察机关起诉之前，身兼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高调定性，后来的判决证明，法院必须照旨办理。另外某一案件，政法委不仅操控审判结果，而且深夜组织相关学者开会论证，规定媒体的宣传口径，一切尽在如来佛的手掌中。赵海案正是说明这种扭曲体制常导致冤案发生的典型例证。明明看到其中“重大缺陷”，但是检察院还要起诉，法院当然也照判不误。指望这样的司法机关不制造冤狱，不是空想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