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茶叶港—汉口在万里茶路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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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茶叶港

———汉口在万里茶路的地位与影响

刘晓航

摘要：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一条从江南产茶区穿越整个中原，华北通向北方草原和蒙古高原，纵深进入西伯利亚，延伸到莫斯科，彼得堡和欧洲的茶叶贸易的国际商道，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它就是繁盛了近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

关键词：汉口；茶叶之路；俄国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3）05－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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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航，男，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原旅游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北省社科院《茶叶之路》课题组专家。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知道自汉代至元代，在中国的西部有一条丝绸之路，曾经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这条商道在元代末年被大漠的风沙湮没。但是，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一条从江南产茶区穿越整个中原，华北通向北方草原和蒙古高原，纵深进入西伯利亚，延伸到莫斯科，彼得堡和欧洲的茶叶贸易的国际商道，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它就是繁盛了近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茶叶贸易成为当时中俄两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辉煌，俄国人至今仍然称它为“伟大的茶叶之路”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在普京总统举行的欢迎国宴上致辞指出；从17世纪开始的中俄万里茶路，记录了两国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万里茶路给予较高的评价。

在近两个世纪里，沿着这条万里茶路，自南向北，从中国江南产茶区，经中原，华北到北方草原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腹地，由于长达万里的茶叶运输与中俄边境的茶叶贸易，形成一座座城镇，促进了中国的江南文明与中原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文明的融合。万里茶路活跃的经济贸易活动，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茶叶的生产，加工制作，长途运输，市场交易而形成庞

大的物流，资金流，人力资源流，信息流。促进了沿路不同地区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成为近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范例。马克思曾经说过；“商业的发展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的发展为条件”。万里茶路的兴盛，有力地推动了南方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其相关附带产业的发展，沿线一座座城镇的兴起，使得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业，饮食服务业从南方向北部边疆推进，促进了这些地方近代工业化和城镇化。

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同样使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发生巨大变化，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的俄国欧洲腹地涌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事开发。促成从西到东，沿着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出现一大批繁荣的城市与村镇，商业活动非常活跃。这种双向流动促进了欧洲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16世纪，中国的茶叶就出口到欧州。到17世纪，中国的红茶和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市场。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他们必须依靠饮茶来消食化腻，砖茶成为一种“成瘾性消费品。”输入俄国的砖茶来自中国的南方，其源头之一就是鄂南的羊楼洞，它最大的加工集散地就是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汉口。经营万里茶路贸易的主体却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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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晋商。

清康熙年间，为了平定蒙古准格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清政府开始放宽禁止汉人到蒙古境内的规定，组织一批晋商随军贸易。康熙三十年（1691）召集喀尔喀蒙古三部和内蒙古49旗王公在多伦会盟，同意放宽对旅蒙商的限制，以满足蒙古人对内地生产工具与消费品的需求。此后，山西的旅蒙商人沿着长城内外的集镇为据点，顺着通往蒙古各地的驿道，由近及远，深入到蒙古各部经商。敢为天下先的晋商，

迅速开拓了庞大的蒙古市场，并将经商的目光投向与蒙古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这里对中国最需求的商品就是茶叶。清初，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边疆和俄罗斯对茶叶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刺激晋商深入到江南茶区收购加工茶叶。晋商起初到福建武夷山收购加工红茶和砖茶，每年雇佣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采茶和加工茶叶，茶市设在崇安的下梅镇，运至铅山的河口镇，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九江到汉口集中，再逆水行舟汉江700多公里，至襄阳，用小船将茶叶包箱沿汉江支流唐白河120多公里至河南的社旗赊店镇，这里是万里茶路的水运终点。改用马车运至洛阳，从孟津渡口过黄河，换成毛驴队驮运，穿越崎岖的太行山区，进入晋商大本营的祁县，太谷。榆次，平遥，太原后继续北上。在雁门关，万里茶路分为东西两口北行；东口从张家口的大境门，沿着张库大道往库伦直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西口从晋北的右玉的杀虎口往清廷节制西北六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归化（今呼和浩特）北上库伦直达恰克图。长达万里的中俄茶叶之路（中国境内为5000公里）沿途留下大量的弥足珍贵的物资与非物质的遗存，形成举世无双的万里茶路文化线。

一、晋商对鄂南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的巨大推动

咸丰三年（1853），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福建的武夷山地区成为战区，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茶叶产量锐减。同时清廷为了筹措军费，实行厘金制度，晋商运茶成本费用大增，苦不堪言。敢于创新的精明的晋商决定将茶源转移到同样也是产茶区，而且水陆交通便捷的两湖地区。晋商选择了湖南洞庭湖的安化和湘鄂交界的鄂南羊楼洞。两湖地区不仅茶叶质量优质，而且两湖茶使晋商运输茶叶的路程较武夷山减少了1000多华里，大大减低了成本。位于鄂东南的赤壁市西南30公里的羊楼洞是青砖茶的发源地。自唐代开始就生产茶叶，是唐宋元明时期“茶马互市”的茶源区之一。进入清代，茶叶的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后，特别是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的形成，使羊楼洞传统制茶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州县的茶叶集散地和加工中心。清以降的羊

楼洞茶区的制茶工商业的发展是与晋商分不开的。羊楼洞的砖茶庄大多为山西祁县，榆次商人投资。晋商们很快发现羊楼洞具有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这里出产优质的，广阔的境外市场需求的砖茶的自然生态环境（气候，土壤、

水源），良好的交通地理位置，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当地诚实守信、可以信赖合作的乡绅阶层。拥有雄厚资金的晋商在羊楼洞大展宏图，使得这个鄂南小镇迅速崛起，晋商茶庄多达百余家，人口多达3—4万，商业空前繁荣，有“小汉口”之称。晋商对羊楼洞中心茶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晋商在羊楼洞茶区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济活动中，逐步实现了由小型的手工业作坊逐步发展到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机器生产的工场。对羊楼洞及其周边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羊楼洞地区乡村工业的整体发展以及地区、行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推动了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近代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二、汉口———东方最大的茶叶港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在他的著作《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这样评价汉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不可阻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武汉原来只有汉阳（长江北岸）和武昌（长江南岸）。自明代从化十三年汉水改道，从汉阳的龟山北部冲出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汉江在此汇入长江，将汉阳一分为二汉阳和汉口。是武汉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成为天下四大商业重镇之一。

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位于长江中游，与长江和它最长的支流汉江的交汇处，是美丽富饶的湖广平原的枢纽。它横跨长江，距离长江的入海口680公里，它衔长江上下游，向下游的航运一泻千里十分方便，向上游进入江汉平原，往湖南，鄂西和四川，接纳了沿岸众多流量丰富的水系，汉江在湖北境内887公里，上朔到秦巴山脉和西北地区。这样，它把华中与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连接起来，所以被称为“九省通衢”。武汉三镇成为天下各种货物、各色人等以及各种信息传递的中心。特别是1861年汉口开埠后，成为南北物资和商品最大的集散地，发达的水路运输使汉口四通八达，各地的大米、棉花、油料、药材、木材、食盐、茶叶等源源不断地集中于汉口加工、储藏，再装船输往各地，甚至出海输往欧美。英国记者戴维·希尔写的

《中国湖北：它的需要和要求》：“从商业角度看来，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