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茶叶港—汉口在万里茶路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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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茶叶港
———汉口在万里茶路的地位与影响
刘晓航
摘要：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一条从江南产茶区穿越整个中原，华北通向北方草原和蒙古高原，纵深进入西伯利亚，延伸到莫斯科，彼得堡和欧洲的茶叶贸易的国际商道，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它就是繁盛了近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

关键词：汉口；茶叶之路；俄国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3）05－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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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航，男，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原旅游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北省社科院《茶叶之路》课题组专家。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知道自汉代至元代，在中国的西部有一条丝绸之路，曾经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

这条商道在元代末年被大漠的风沙湮没。

但是，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一条从江南产茶区穿越整个中原，华北通向北方草原和蒙古高原，纵深进入西伯利亚，延伸到莫斯科，彼得堡和欧洲的茶叶贸易的国际商道，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它就是繁盛了近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茶叶贸易成为当时中俄两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辉煌，俄国人至今仍然称它为“伟大的茶叶之路”。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在普京总统举行的欢迎国宴上致辞指出；从17世纪开始的中俄万里茶路，记录了两国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

对万里茶路给予较高的评价。

在近两个世纪里，沿着这条万里茶路，自南向北，从中国江南产茶区，经中原，华北到北方草原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腹地，由于长达万里的茶叶运输与中俄边境的茶叶贸易，形成一座座城镇，促进了中国的江南文明与中原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文明的融合。

万里茶路活跃的经济贸易活动，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茶叶的生产，加工制作，长途运输，市场交易而形成庞
大的物流，资金流，人力资源流，信息流。

促进了沿路不同地区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成为近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范例。

马克思曾经说过；“商业的发展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的发展为条件”。

万里茶路的兴盛，有力地推动了南方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其相关附带产业的发展，沿线一座座城镇的兴起，使得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业，饮食服务业从南方向北部边疆推进，促进了这些地方近代工业化和城镇化。

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同样使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发生巨大变化，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的俄国欧洲腹地涌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事开发。

促成从西到东，沿着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出现一大批繁荣的城市与村镇，商业活动非常活跃。

这种双向流动促进了欧洲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16世纪，中国的茶叶就出口到欧州。

到17世纪，中国的红茶和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市场。

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他们必须依靠饮茶来消食化腻，砖茶成为一种“成瘾性消费品。

”输入俄国的砖茶来自中国的南方，其源头之一就是鄂南的羊楼洞，它最大的加工集散地就是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汉口。

经营万里茶路贸易的主体却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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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晋商。

清康熙年间，为了平定蒙古准格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清政府开始放宽禁止汉人到蒙古境内的规定，组织一批晋商随军贸易。

康熙三十年（1691）召集喀尔喀蒙古三部和内蒙古49旗王公在多伦会盟，同意放宽对旅蒙商的限制，以满足蒙古人对内地生产工具与消费品的需求。

此后，山西的旅蒙商人沿着长城内外的集镇为据点，顺着通往蒙古各地的驿道，由近及远，深入到蒙古各部经商。

敢为天下先的晋商，
迅速开拓了庞大的蒙古市场，并将经商的目光投向与蒙古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这里对中国最需求的商品就是茶叶。

清初，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边疆和俄罗斯对茶叶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刺激晋商深入到江南茶区收购加工茶叶。

晋商起初到福建武夷山收购加工红茶和砖茶，每年雇佣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采茶和加工茶叶，茶市设在崇安的下梅镇，运至铅山的河口镇，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九江到汉口集中，再逆水行舟汉江700多公里，至襄阳，用小船将茶叶包箱沿汉江支流唐白河120多公里至河南的社旗赊店镇，这里是万里茶路的水运终点。

改用马车运至洛阳，从孟津渡口过黄河，换成毛驴队驮运，穿越崎岖的太行山区，进入晋商大本营的祁县，太谷。

榆次，平遥，太原后继续北上。

在雁门关，万里茶路分为东西两口北行；东口从张家口的大境门，沿着张库大道往库伦直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

西口从晋北的右玉的杀虎口往清廷节制西北六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归化（今呼和浩特）北上库伦直达恰克图。

长达万里的中俄茶叶之路（中国境内为5000公里）沿途留下大量的弥足珍贵的物资与非物质的遗存，形成举世无双的万里茶路文化线。

一、晋商对鄂南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的巨大推动
咸丰三年（1853），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福建的武夷山地区成为战区，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茶叶产量锐减。

同时清廷为了筹措军费，实行厘金制度，晋商运茶成本费用大增，苦不堪言。

敢于创新的精明的晋商决定将茶源转移到同样也是产茶区，而且水陆交通便捷的两湖地区。

晋商选择了湖南洞庭湖的安化和湘鄂交界的鄂南羊楼洞。

两湖地区不仅茶叶质量优质，而且两湖茶使晋商运输茶叶的路程较武夷山减少了1000多华里，大大减低了成本。

位于鄂东南的赤壁市西南30公里的羊楼洞是青砖茶的发源地。

自唐代开始就生产茶叶，是唐宋元明时期“茶马互市”的茶源区之一。

进入清代，茶叶的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后，特别是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的形成，使羊楼洞传统制茶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州县的茶叶集散地和加工中心。

清以降的羊
楼洞茶区的制茶工商业的发展是与晋商分不开的。

羊楼洞的砖茶庄大多为山西祁县，榆次商人投资。

晋商们很快发现羊楼洞具有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这里出产优质的，广阔的境外市场需求的砖茶的自然生态环境（气候，土壤、
水源），良好的交通地理位置，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当地诚实守信、可以信赖合作的乡绅阶层。

拥有雄厚资金的晋商在羊楼洞大展宏图，使得这个鄂南小镇迅速崛起，晋商茶庄多达百余家，人口多达3—4万，商业空前繁荣，有“小汉口”之称。

晋商对羊楼洞中心茶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晋商在羊楼洞茶区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济活动中，逐步实现了由小型的手工业作坊逐步发展到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机器生产的工场。

对羊楼洞及其周边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羊楼洞地区乡村工业的整体发展以及地区、行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推动了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近代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二、汉口———东方最大的茶叶港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在他的著作《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这样评价汉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不可阻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
武汉原来只有汉阳（长江北岸）和武昌（长江南岸）。

自明代从化十三年汉水改道，从汉阳的龟山北部冲出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汉江在此汇入长江，将汉阳一分为二汉阳和汉口。

是武汉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成为天下四大商业重镇之一。

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位于长江中游，与长江和它最长的支流汉江的交汇处，是美丽富饶的湖广平原的枢纽。

它横跨长江，距离长江的入海口680公里，它衔长江上下游，向下游的航运一泻千里十分方便，向上游进入江汉平原，往湖南，鄂西和四川，接纳了沿岸众多流量丰富的水系，汉江在湖北境内887公里，上朔到秦巴山脉和西北地区。

这样，它把华中与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连接起来，所以被称为“九省通衢”。

武汉三镇成为天下各种货物、各色人等以及各种信息传递的中心。

特别是1861年汉口开埠后，成为南北物资和商品最大的集散地，发达的水路运输使汉口四通八达，各地的大米、棉花、油料、药材、木材、食盐、茶叶等源源不断地集中于汉口加工、储藏，再装船输往各地，甚至出海输往欧美。

英国记者戴维·希尔写的
《中国湖北：它的需要和要求》：“从商业角度看来，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这里的国内商人，不仅来自湖北省各地，也来自数百里之外的相邻的各省，它处于外国商人与国内商人在华中的会合处，是一个极好的交易中心，是中国的国际化都市。

“汉口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贸易，它是货物的转运中心，并通过市场机制对国内物资的流通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

美国人称它为东方芝加哥，是中华帝国的大商业中心。

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汉口不仅仅属于华中、湖北，更属于世界的。

汉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徽商控制了淮盐与典当业；晋商控制了茶业与票号（19世纪中叶汉口有17家票号，其中16家是晋商的，另一家是云南的票商）；广东人经营外贸、金融和建筑业，宁波商人控制了地产业和外贸。

湖南人控制了木材、药材业。

从1861年汉口开埠，汉口茶市对外开放后，茶叶贸易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

根据《江汉关贸易报告》载：1861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为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到1890年，每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达200万担以上。

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

而从汉口出口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

1895年，从汉口出口的茶叶货值14965355海关两，占总出口的41%，而同期所列其它15种出口货物的货值最多者是丝织品的2681257海关两，比重为7．3%，远低于第一位的茶叶。

1900年，中国出口俄国茶叶468549担，其中从汉口出口的为390200担，占80．9%。

1908年汉口茶叶出口983687担，占茶叶出口的62．4%。

1861年汉口开埠前后，英国，俄国，日本商人接踵而至，到19世纪中后期外国商人与国内各大商帮直接参与茶叶贸易，汉口因茶而兴，使得金融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市政建设迅速崛起，使得汉口以国际化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和世界。

汉口港从汉江边的龙王庙到丹水池长达30华里的汉口码头，停泊了满载茶叶和淮盐的商船，形成了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有10万之众的码头工人和运输茶叶的船工，他们大部分来自沿江各地农村，形成各种带有浓厚地方宗派色彩的行帮。

各色人等，鱼龙混杂，形成复杂多样的码头文化，对近代武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十华里的码头，十万之众的码头工人和船工队伍养活了多少人！因茶叶贸易而兴的汉口城市面貌久盛不衰，各地的商帮在汉口留下众多文化遗存，如晋商的山陕会馆（关帝庙），徽商的新安会馆，各地的民风民俗汇聚汉口，形成南北融合的汉口社会风气，今天我们可以从清末民初的《汉口丛谈》和《汉口竹枝词》中感性地领会这种多元化的风尚。

以当时的西方观察家的话来说；如果不是茶叶贸易，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来这个城市，在西方人眼
里，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的理由。

其实，有证据表明，早在唐代，武汉就存在向国内流通的茶叶市场。

到明代中期，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的茶叶市场。

地处“九省通衢“的汉口很快成为长江中下游茶叶向全国流通的网络中承担起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华中茶叶的转运地和长江沿岸产茶区的茶叶最大的集散地。

汉口在国内茶叶贸易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

三、1861年汉口茶市开放，英商和华商之间激烈的茶叶贸易战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汉口作为对外口岸开埠，1861年汉口茶市开放。

其实，早在汉口开埠前，英国和俄国商人已经深入到汉口及其周边茶区，寻求开拓茶叶贸易的途经，英国商人已经通过广东和汉口商人将鄂西的红茶从广州港输往英国。

汉口茶市开放之初，中外商人及各自政府在当地的代表（如英国住汉口领事和湖广总督，汉口道台）都试图探索一条通畅的有利可图的贸易新途径。

当时，英国商人是为了赢利，英国领事馆维护英商的利益。

而中国政府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交易，汉口当时刚刚经受“长毛”造反的内战，城市还没有从战火的浩劫中复苏过来，所以他们最关注的是汉口茶市能不能为湖北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为汉口的军事防御提供经费。

1855年，湖北总督胡林翼为了支付对抗太平军的军费，在湖北设立了一系列商税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茶税，在厘金或者普通货物通行税外，规定棉花、丝绸、木材、茶叶还要另行征税。

其中茶税归属于“包茶厘金”，由汉口的湖北盐茶牙厘局征收。

而且从一开始，官府便把目光放在来汉口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

所以，1861年初，西方商人一到汉口，湖北地方官员迅速做出反应，试图将对外茶叶贸易置于他们的财税收入体系之下。

湖北省盐茶牙厘局的使命不仅是征税，同时负责维护贸易体系，以保证商人有利可图，市场稳定。

并且由地方政府控制市场。

1861年5月27日汉阳知府按照湖北牙厘局的指令，发布公告，要求所有中国商人把运入汉口的茶叶按顺序送到指定的“行“里储存起来再出售，以保证茶叶输出的厘金征收。

英国领事金格尔立刻向汉口道台提出抗议，他认为这种“行“的垄断制度和命令所有商人都必须服从的做法违反了1842年的“南京条约”。

汉口道台以巧妙的推诿方式化解此事。

同年6月29日，湖北牙厘局颁布了新的规定：直接让汉阳知府负责知会几家外国洋行。

新规定强调，所有进入汉口供出口的茶叶必须通过一家名为“协兴公”的中国商行才能够出售，这家商行还负责茶叶交易中统一的计量标准，维护地方茶叶市场的秩序。

并且收取3%的东方茶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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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税，这笔运输税按以下比例分配：1．2%交厘金局，作为“军费开支认捐”；0．6%给外国买办，作为他们的辛劳费；1．2%留给“协兴公”，作为其佣金。

这一新规定立刻遭到英国领事和汉口的英国商团反对。

认为这种规定是“公行”制度的复活。

实际上，中英双方由于语言障碍对
“垄断”一词的理解差异很大。

湖北官方的立场是这种税收的新规定仅仅只是为了将新的出口贸易纳入到汉口长期的商务活动中，是为适应太平天国运动后重建商业新秩序而做的调整。

英方将“协兴公”这个商业中介机构误认为是垄断向外商发售茶叶以谋取私利的中方大茶叶商，事实上在茶叶贸易中，
“协兴公”仅仅是一种经纪人角色。

其收益仅限于代理的佣金。

而在西方，垄断一词是指商业活动中，只有通过特许的经营商才能够进行。

从这个意义而言，要求中国的茶商将货物在汉口集中然后再卖给外商，还不能够称为垄断，这是一种维护汉口茶市秩序的规定。

1861年，在湖广总督官文下辖的湖北盐茶牙厘局一直有效地控制着汉口茶市的正常运行。

为此他们还向朝廷提交一份报告，以保证汉口茶市建立一种永久性，制度性的体系，其中包括：禁止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擅自到中国内地茶市去买茶，所有在汉口输出的茶叶必须通过官府特许的经纪商和“官行”；在汉口设立海关的分支机构，以保证汉口的口岸税收的征收，朝廷很快批准在汉口设立海关征税。

上述事实表明，1861年汉口茶市一开放，地方政府为维护茶市的正常秩序做出的种种努力。

1868年汉口茶业公所的成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茶业公所的成立为维护汉口茶市的公平交易，在大批外商进入汉口茶市后的激烈竞争中维护华商的利益，抵制英商破产欠款，控制市场茶价，统一计量衡器，抵制买卖的不公平。

1861年汉口茶市开放后，
从属于不同省份的六个茶业行帮（其中最大的是山西的红茶帮）意识到为了维护共同利益需要建立统一的汉口茶叶公所（又称为六帮）。

1868年汉口茶业公所在汉口的汉江边的熊家巷成立，各省的茶业公所（即六帮）均为茶业公所成员，拟定了章程，并在官府注册。

汉口茶叶公所的首领先后为盛锡山和张寅宾，他们都是茶商。

茶业公所的成立，使得中国茶商有了一个统一的行会组织。

可以在外商进入汉口茶市后的商业新局面里，为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

1872年，汉口茶业公所与盐业公所联合起来，要求官府改变税制的纳税程序，使湖北厘金局发行一种“厘票”，这样，商人可以不必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在下乡收购茶叶时向当地厘金局完税。

也可以防止和避免大量现金遭受抢劫。

另外，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因为失去水分或者抛洒
减少了重量，但是在纳税时，依旧按照原来的重量纳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茶业公所又向官府交涉，作为合理损耗以一定比例减税。

1886年官府同意以减少5%的特别防卫税来抵消这种茶业在运输过程中的合理损耗。

1868年，
汉口茶业公所成立伊始就处理了一项英商的欠债事务。

1867年，英商麦佳来洋行为了抢购茶叶，预付了大量的订单款给许多中国茶商。

结果这一年茶价上涨，导致该洋行欠下中国茶商3万多两白银。

于是麦佳来洋行宣告破产。

当时英国驻汉口领事麦华妥爵士坚持按照西方破产法处理债务，以保护破产企业。

遭到中国商人的一致反对。

他们不接受西方的破产法，坚持中国人欠债还钱的商业道德，要求该洋行立即还钱。

而且得到汉口道台和湖广总督的支持。

针对茶叶贸易中茶商提供的样品与大宗的茶叶货物不一致，以次充好，各国茶商的计量衡器标准不一致，汉口茶业公所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打击各种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维护了汉口茶市的公平公正。

1883年5月又发生汉口茶市联合向外商拒售茶叶事件。

5月12日茶业公所向预定买主发放第一批茶叶样品并宣布第二天开价，此时，英国茶商天翔商行拒绝按照公所新体制出价，抗议强迫他们接受华商制定的新程序，于是中国经纪人宣布暂停茶叶交易，茶叶公所要求全体华商抵制与这家英国洋行做生意，从而触发了英商和华商的对抗，汉口道台支持茶叶公所的立场，最后以英商的妥协结束风波。

1883年的联合抵制行动是茶叶公所领导的一场卓有成效的经济行动。

汉口茶业公所在汉口商界树立了权威。

四、俄国茶商在汉口
自雍正五年，中俄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两国在西伯利亚的小城开始边境贸易，最主要的买卖就是茶叶。

由于清廷不容许俄国商人进入中国内地经商。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基本是旅蒙晋商垄断了万里茶路在中国境内的茶叶经营。

但是，俄国人一直想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南方产茶区直接购买他们中意的茶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于俄国的对华利益，1860年，俄国政府与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为俄国人在华贸易打开方便之门。

1861年清政府为了办理对外交涉事务专门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任总理衙门大臣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应该以夷制夷，要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对英、俄、美施以不同的外交手段。

提出“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的外交政策。

他在给朝廷的奏报《统筹洋务酌拟章程六条析》：“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法捻交乘，心腹之害也。

俄国址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心，肘
腋之忧也。

英国志在通商，暴疟无人理不为限制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法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正是在这种外交背景下，清政府开始与俄国进行陆路贸易谈判。

经过几次交涉，两国政府在同治元年（1862）在北京签署《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这个章程的签订奠定了以后大半个世纪中俄贸易的基础。

俄国商人从此获得可以直接深入到中国内地采买茶叶等商品的权利，并且获得进入天津港口岸缴纳复进口税比其他国家商人低三分之一的特权。

这个章程的签订对清政府来说是一种外交上的胜利，但是它将中国的广大市场纳入俄国的商品经济运行体系，俄国商人获得巨大的利润，俄国政府也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从1862年开始，俄国商人进入汉口茶市，并且直接深入到鄂南的羊楼洞，开始3个茶厂，1874年又将3个茶厂迁回汉口，不须通过中介的华商，自行收购加工砖茶，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运到上海，再海运北上天津，再沿着海河和大运河运输到张家口，沿着张库大道输往恰克图如俄国境内。

由于俄商享受在天津免去半税的特权，又是畅通的水陆联运，运费等成本大大降低，所以从1862年后，俄商贩运的茶叶逐年增加，获得巨额利润。

而对晋商却是处处逢关设卡收税，难以与俄商竞争，从而使得经营万里茶路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的晋商大伤元气走向衰落，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最早来到汉口的是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喀山，伊尔比特的的俄商，接着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商人也来到汉口。

起先，他们深入到鄂南的羊楼洞茶区招人包办茶叶收购，1863年至1873年在羊楼洞开设顺丰，新泰、阜昌三个茶厂。

为了与英商争茶源，俄商以高出英商几个百分点的价格收购茶叶，就地加工成砖茶和红茶，运往汉口，通过长江水运至上海，在转运至天津，上岸从张家口的张库大道运往恰克图。

俄商为了和英商、华商竞争，1874年将设在羊楼洞的3个茶厂搬迁到汉口，其中顺丰茶厂在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新泰茶厂在兰陵路口，阜昌茶厂在南京路口。

1893年俄商又在上海路口建柏昌茶厂。

顺丰茶厂还在江边建了茶栈码头，这是武汉三镇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

1874年，俄商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定制了压制砖茶的机器，开始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生产效率提高几十倍。

俄国茶厂成为武汉近代史是第一批近代产业，其中，顺丰茶厂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外资企业之一，成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开端。

受雇于俄国茶厂的工人，是武汉市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

到了1890年，在汉口的俄商和英国商人的茶叶商战中，英商败北，他们撤离汉口茶市，转移到英属殖民地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去开辟红茶市场。

俄国茶商成功的原因主要是获得《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赋予的优惠条件的保护，他们不同于英商要通过中国的经纪人向基层采购商购买茶叶成品经过简装运走。

俄商是直接在茶区开庄设厂，直接向千家万户的茶农收购茶叶，再经自办的茶厂加工成砖茶和红茶，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

其次，俄商的资本雄厚，善于经营。

他们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蒸汽机与水压机制茶，产品质量高，生产效率也高。

第三，俄商选择了更便捷的运茶路线，不走晋商通过逆水行舟从汉江北上往北方草原和蒙古高原的传统的运茶路线，其耗时长达近3－4个月，路途艰险，常有不测。

俄商从一开始就走长江水道，出上海北上天津再走海河大运河，连接张家口的张库大道至恰克图。

运输的时间减少几乎一半，降低运输成本。

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从海参崴乘军舰访问日本和中国，到汉口参加新泰洋行25周年庆典，决定从1891年开始，所有的运往俄国的茶叶全部从上海运往海参崴，废弃陆路运茶。

以后，俄商打通了从汉口到上海经马六甲海峡，往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黑海之滨的敖德萨的海上通道。

1904年，沙俄穷全国之财力耗时多年修通了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通车，汉口港出口俄国的茶叶全部由铁路运往俄国，往昔繁盛达两个世纪的从汉口到恰克图的茶叶商道废弛，淡出历史舞台。

进入二十世纪，由于印度的红茶占领了世界的茶叶市场，同时，1911年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和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使得中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

特别是苏联政府将中国茶叶确定为消费品，停止进口，使得在汉口的4个俄国茶厂相继关停。

其中新泰茶厂为英商接办，易名为太平洋砖茶厂。

俄商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

长达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被世人遗忘。

五、羊楼洞和汉口保存着大量的中俄茶叶之路的历史遗存，成为宝贵的旅游资源
在无情的历史风云变幻中，曾经繁盛了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虽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条古老的国际商道从南到北，从中国、蒙古到俄罗斯，沿着万里茶路留下了大量的物质遗存，不仅成为我们研究中俄近代贸易史的活证，而且成为一种极其宝贵的旅游资源。

2012年7月，国家文物局在湖北省赤壁市召开了万里茶路沿线八省区：福建、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的文物局长会议，专题研究将中俄茶叶之路定名为万里茶路，将它沿线的文化遗存定名为万里茶路文化线，要求各个省区要对沿线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存要严加保护，争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国家有关部门第一次对这条古老的商道进行保护和开发的东方茶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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