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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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7~1797年)发表了《法国革命论》一书,以极大的激情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而成为欧洲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因而被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之父”。伯克在书中一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代人的“合作事业”,不能用颠覆的方式对之进行改革;法国大革命是以启蒙思想家鼓吹的抽象理性为依据的,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基础,因而它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它还将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都是民族性的、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因而决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国的事例、随意地改变本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和既有的社会秩序。
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封建精神,没有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遗产,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念,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美化和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时期,能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点与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③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
这派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浪漫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似乎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理性主义”的口号及其思想方法已经不能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对浪漫主义思潮中所强调的“个性解放”等内容却感到很合拍,于是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和基佐、米涅、梯也尔,英国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德国的“海德堡学派”的领袖F?施洛泽尔,美国早期学派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俄国的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是这派的著名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他们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神秘主义解释,将它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赞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重弹上帝干预历史的神学史观。
这派史学家热衷于撰写中世纪史,无限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谐的彩色画卷,并以此来攻击和否定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只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改革现状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而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寄希望于恢复中世纪的宗法生活,以至于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他们撰写的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歌颂的是中世纪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产者)、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精神,并且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如圣女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人物),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米什莱的《人民》、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是反映这种历史观点的非凡之作。
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贵族专横所进行的批判也是最为激烈的。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他们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阵营,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极左派。他们这种向过去寻求斗争武器以对抗现实社会的做法,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进程中发生急遽转折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就会变得动摇起来,从而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由此可见,进入19世纪以后,浪漫主义思潮之所以来势凶猛、迅速席卷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因为它适应了欧洲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需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2、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
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就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叛,它主要体现在以下的3个方面:
第一、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理性主义史学对教会统治、宗教迷信和神学史观进行了深刻而无情的揭露批判,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开始的史学世俗化进程推向了高潮;但是它却在鄙视中世纪的同时,对中世纪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否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及其客观性。而浪漫主义史学则肯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强调了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和联系性,浪漫主义史学家们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而且都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宗教情绪和神学史观,以致于造成了宗教思想的一度回潮。
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初开始就取代了理性主义史学而占据西方史坛的主导地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简而言之,它反映了欧洲社会各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反感,同时又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法国革命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与革命后的冷酷现实,粉碎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许下的“理性国家”、“博爱社会”、“持久和平”等美好诺言,使得对现实深感绝望的各界群众普遍产生了对理性主义及其宣扬的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厌恶,唤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宗法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此同时,大革命中过火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激起了人们的宗教情绪。所有这些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浪漫主义史学
1、浪漫主义史学兴起的背景
浪漫主义史学是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大地上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里的具体体现。然而,浪漫主义最初却是作为18世纪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奠基者们都是反封建的斗士。如果说18世纪初维科在其《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历史连续性思想当时还不为人们熟知的话,那么卢梭、康德、赫尔德等人的浪漫主义历史理论却是在当时就曾经引起过极大反响的。可以说,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主要就是在赫尔德的历史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
3、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
浪漫主义史学虽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由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差异,因而它的内部派别丛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极大、甚至于针锋相派浪漫主义史学大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基本上仇视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
②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
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什莱、瑞士的西斯蒙第、德意志的戚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前期)和科贝特等人。
其次、开始于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而后在拿破仑时代扩大到整个欧洲全境的长期战争,导致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使得人们不再相信18世纪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世界主义”,于是浪漫主义的民族情绪得以迅速取代流行于18世纪的“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
最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它所引起的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了人们思想方法的转变。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历史感,它是社会历史发展速度相对平缓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灭了延续了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得以目睹社会大变革的始末,亲身体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联系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像的。正如梯叶里所言:“我们19世纪的每个孩子都比……伏尔泰更明了什么是起义和征服,什么是帝国的瓦解、王朝的倾覆和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反动”。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抛弃理性主义者的那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开始注意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从而更加重视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
第三、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征。理性主义史学在“世界人性普遍一致”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规律,主张写人类史和文化史,试图建立一套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世界历史体系。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否认世界历史的共性,热衷于写作民族史和国别史,并开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完全漠视非欧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这派史学家还抓住理性主义史学中的非历史观念,以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特性理论为武器,否定历史上所有社会变革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普遍意义,并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释,在尊重历史的口号下,极力为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
我们必须看到,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严格地说来,只有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和沙皇俄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是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旨在为复辟或巩固封建制度服务。英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虽然也攻击法国大革命、并否定所有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是为了否定法国革命的普遍意义、反对任何效法法国革命的行动、从而维护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与欧洲的封建势力联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也不同于法国和俄国。他们几乎全都是非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年都热烈拥护过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则;只是随着后来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他们才转而仇视大革命的;他们对现状不满,却又害怕任何社会变革;他们并不想回到中世纪去,却又竭力想在旧制度和旧传统中、尤其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寻找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他们希望实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并在贵族的领导下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结果自己却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在他们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软弱性。
第二、强调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直觉与情感的作用。理性主义史学崇尚理性的绝对力量,强调对历史过程进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考,力图揭示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研究历史哲学的主张。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崇尚历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情感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夸大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热衷于对历史情景进行形象性的描绘以抒发个人的激情,反对研究历史哲学,不屑于对历史过程作冷静分析,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1797年,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发表了《论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进入19世纪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被称作“浪漫主义的圣经”的《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二书,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写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欧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思潮。后来,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意志的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俄国的“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等,就是这个时期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突出代表。
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封建精神,没有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遗产,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念,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美化和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时期,能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点与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③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
这派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浪漫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似乎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理性主义”的口号及其思想方法已经不能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对浪漫主义思潮中所强调的“个性解放”等内容却感到很合拍,于是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和基佐、米涅、梯也尔,英国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德国的“海德堡学派”的领袖F?施洛泽尔,美国早期学派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俄国的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是这派的著名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他们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神秘主义解释,将它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赞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重弹上帝干预历史的神学史观。
这派史学家热衷于撰写中世纪史,无限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谐的彩色画卷,并以此来攻击和否定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只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改革现状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而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寄希望于恢复中世纪的宗法生活,以至于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他们撰写的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歌颂的是中世纪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产者)、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精神,并且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如圣女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人物),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米什莱的《人民》、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是反映这种历史观点的非凡之作。
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贵族专横所进行的批判也是最为激烈的。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他们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阵营,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极左派。他们这种向过去寻求斗争武器以对抗现实社会的做法,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进程中发生急遽转折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就会变得动摇起来,从而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由此可见,进入19世纪以后,浪漫主义思潮之所以来势凶猛、迅速席卷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因为它适应了欧洲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需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2、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
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就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叛,它主要体现在以下的3个方面:
第一、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理性主义史学对教会统治、宗教迷信和神学史观进行了深刻而无情的揭露批判,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开始的史学世俗化进程推向了高潮;但是它却在鄙视中世纪的同时,对中世纪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否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及其客观性。而浪漫主义史学则肯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强调了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和联系性,浪漫主义史学家们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而且都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宗教情绪和神学史观,以致于造成了宗教思想的一度回潮。
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初开始就取代了理性主义史学而占据西方史坛的主导地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简而言之,它反映了欧洲社会各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反感,同时又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法国革命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与革命后的冷酷现实,粉碎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许下的“理性国家”、“博爱社会”、“持久和平”等美好诺言,使得对现实深感绝望的各界群众普遍产生了对理性主义及其宣扬的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厌恶,唤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宗法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此同时,大革命中过火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激起了人们的宗教情绪。所有这些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浪漫主义史学
1、浪漫主义史学兴起的背景
浪漫主义史学是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大地上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里的具体体现。然而,浪漫主义最初却是作为18世纪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奠基者们都是反封建的斗士。如果说18世纪初维科在其《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历史连续性思想当时还不为人们熟知的话,那么卢梭、康德、赫尔德等人的浪漫主义历史理论却是在当时就曾经引起过极大反响的。可以说,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主要就是在赫尔德的历史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
3、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
浪漫主义史学虽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由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差异,因而它的内部派别丛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极大、甚至于针锋相派浪漫主义史学大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基本上仇视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
②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
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什莱、瑞士的西斯蒙第、德意志的戚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前期)和科贝特等人。
其次、开始于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而后在拿破仑时代扩大到整个欧洲全境的长期战争,导致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使得人们不再相信18世纪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世界主义”,于是浪漫主义的民族情绪得以迅速取代流行于18世纪的“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
最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它所引起的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了人们思想方法的转变。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历史感,它是社会历史发展速度相对平缓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灭了延续了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得以目睹社会大变革的始末,亲身体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联系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像的。正如梯叶里所言:“我们19世纪的每个孩子都比……伏尔泰更明了什么是起义和征服,什么是帝国的瓦解、王朝的倾覆和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反动”。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抛弃理性主义者的那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开始注意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从而更加重视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
第三、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征。理性主义史学在“世界人性普遍一致”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规律,主张写人类史和文化史,试图建立一套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世界历史体系。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否认世界历史的共性,热衷于写作民族史和国别史,并开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完全漠视非欧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这派史学家还抓住理性主义史学中的非历史观念,以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特性理论为武器,否定历史上所有社会变革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普遍意义,并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释,在尊重历史的口号下,极力为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
我们必须看到,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严格地说来,只有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和沙皇俄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是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旨在为复辟或巩固封建制度服务。英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虽然也攻击法国大革命、并否定所有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是为了否定法国革命的普遍意义、反对任何效法法国革命的行动、从而维护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与欧洲的封建势力联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也不同于法国和俄国。他们几乎全都是非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年都热烈拥护过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则;只是随着后来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他们才转而仇视大革命的;他们对现状不满,却又害怕任何社会变革;他们并不想回到中世纪去,却又竭力想在旧制度和旧传统中、尤其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寻找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他们希望实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并在贵族的领导下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结果自己却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在他们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软弱性。
第二、强调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直觉与情感的作用。理性主义史学崇尚理性的绝对力量,强调对历史过程进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考,力图揭示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研究历史哲学的主张。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崇尚历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情感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夸大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热衷于对历史情景进行形象性的描绘以抒发个人的激情,反对研究历史哲学,不屑于对历史过程作冷静分析,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1797年,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发表了《论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进入19世纪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被称作“浪漫主义的圣经”的《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二书,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写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欧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思潮。后来,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意志的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俄国的“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等,就是这个时期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