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晚清梁启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观。但时代毕竟在进，“五四”时期外文学思潮涌人中国的规模和产影响的深广度，均远超过了晚清，这使得理论家们和家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这就产生了一个极“五四”时代特征的象：“为人生”和“为术”这两种文学观虽然可以溯源到晚，但它们既具它们影响源所有的主导倾向，善于吸取各种新潮学观的合理之处，因而自都具有多种文学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特点，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了使晚清和“五四”这两个历史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观之间的历渊源及各自特点更为凸，笔者对晚清到“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勒，试图从中看出历史演进轨迹。

一晚清时期开风气之的两种文学观

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

在19纪末20世纪初的文坛上，梁超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新体”与诗歌风行海，还因为他是晚清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灵魂人，使近代文学由古典态逐渐向现代形态型的继往开来的一个物。

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苦思索失败的原因。经过入思考，他把原因归结于群众的觉悟和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来。要解除传统文化对国的束缚，开启民智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快捷的途是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的文化想。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梁启超择了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

学当时中国的古典文学在长的历史发展中渐渐去自我更新的能力，自然的延续状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史要求，引进域外文学革新中国文学，便成当务之急。

1899年岁末，梁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先发出“诗界革命”的呼：“……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也。今日者，革命之渐熟，而哥伦布、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从中难体会他对当时诗坛现状不满以及焦灼而又充满信心地期待坛革新人物出现的情。然而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是彻底的，他对“新诗”提出的准是：“过渡时代必有革，然革命者当革其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意境，期可以举革命之实。”想以旧瓶来装新酒，未能完冲破旧形式的束缚。实，新的诗歌内容然要求诗歌形式的新以相得益彰，这是梁启的理论局限所在，也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与以“形的解放”作为文学变革突口的“五四”文学动的差距所在。

四天后，梁启又揭起了“文界革命的大旗，极力强调法域外文学，以欧西文人文，与中国文学史上以往无数次文学革新仅在传统文学内作非常有限的调整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一样，在着重视内容革新轻视形式革的不足。更本质地说，是梁超过于看重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认为形式是无足轻重的，不能不说是梁启超文学观的偏颇处。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系》这篇被后人誉为“晚清小说革命的理论纲领”的文章。文章开始，梁启超就很兀地开宗明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必先新小说；欲新宗

教，必新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在梁启超看来，新小说是构理想社会与国家最重的手段。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反面立，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之差、政治之败都是由于旧小说之害这如同他认为小说能对社发展起决定作用一样，都是本末置之论。尽管如此梁启超的观点还是对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我甚至可以说，整个现当代文学一个以贯之的特点便是文学与政治的密联系。

启超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倡“新小说”，并不惜小说的作用夸大到离奇的地步，是了“改良群治”和“新民”的需，与他倡导“诗界革命”、“文界命”时的初衷完全一致。虽然也注意到了小说的些本体特征，但这些都不是关注的中心。在他那里小说是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有力武。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说开启了“五四”文学“改造民性”这一基本命题，为后的文化启蒙运动立下创辟与基之功。梁启超的文学观点带有厚的实用功利色彩极力强调文学的“觉世”“新民”功能，使得文学要超负荷去承担“经、史”的功能，种功能改变了小说的性质但文学尤其是小说，作为审美象性的文体因此付出了沉重审美代价。

王国维的功利人本文学观

与梁启超反，在强调文学的独立美学价值方，王国维是晚清走得最远一个人，也是最早出“纯文学”概念人。王国维生活在东西方文剧烈撞击的时代，心悦诚服地接了西方美学思想，并能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和研方法，分析解读中古典文学作品。不同于中国传的印象感悟式和即兴发挥的评点诗评文评，王国维开始尝试构自己的现代美学体系，并提出系列文学批评的新概念和新范畴在学术界赢得极高声

誉。

在《红楼梦评论》这长篇论文中，王国维首次用西方近现代主要是康德、叔本华美学理论对《红楼梦作了极具思辨色彩的阐释文中论述了作者对于生活质的观点。“生活之本质?‘欲’而已矣。‘欲’之性无厌，而其原生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因为欲望和欲望的不能满足而生痛苦，那么如何来脱痛苦呢?王国维指出了两条路一是在对天才艺术作品的静观与赏中，物我两忘，“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而艺术之美所以优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也。”“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此生活之欲之争，而得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之目的也。”很显这是把艺术的审美拟世界当成了逃避人生痛苦的风港，这种逃避只能是暂时的。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又为人们指第二条路：“而解脱之道，存于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欲者也。”要求人们清寡欲，而不是积极社会现实争斗，不难看王国维思想的消极面和宿命论倾向，这些都与康德哲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以及叔本悲观厌世的生命哲对他的影响有关，从而也使王国维文学观带上了浓郁的人本义色彩。

同样在这篇文章，王国维还指出：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言以明之，必其物实物而后可。然则，非术何足以当之乎?”这便是王维的艺术观。这种术观是回避人生的、功利的，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全不同。客观地说，作为两种同并存的文学思潮，王国维的超功利本文学观比梁启超的启蒙功利学观无

疑更接近文学本体。但晚清人人竞言“革命”、“图”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梁启超文学观由于契合时人变革现实迫切心理而得到了广泛回应，在声以及影响面上，都远超过了王国维的文学观，主导性的思潮，而王国维则注无法避免不被时人理解的寂命运。但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鉴于中国“文以载道”传统强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想家过于关注文学的政功能，而对文学的体性特征缺乏应有的重视，王维主张将文学从“载道”和道德教中解放出来，反对将文学庸俗功利化，尊重文学的自足品和价值，使文学成为独立存在，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对文学本体特征的自觉意识，对于正当时文学创作中一些急功利、概念化、政论化品的弊病不无益处

二、“四”时期交相为用，似分裂，实则互补的文学观

“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新化运动的背景下爆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把现代性’从一部分士大意识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全社的努力目标的民众运动，然而自波德尔开始，西方的现代化程在社会发展与心灵应之间构成了巨大的自我分裂，敏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大撞击中所获得的强烈的现代意识也必然带有分裂性…”这种现代意识的分裂性在学观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五”时期并没有特别纯粹的学观，而是每一种文观内部都有多种文学观交互为用，这使得每一种学观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我盾之处，具有了表面的分裂性。当然，这种现象的现是时代的变化使然。因，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仍然得从晚民初谈起。在晚清民初，鲁迅的文学观与梁超、王国维皆不相同，自一家之言。在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提出了文学的职是“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