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话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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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于诗歌形而上的本质。“若诗里没有情怀/丹青何须留白/若海洋没有风暴/天空何须云彩”（《相信》），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他诗歌创作的初衷和归宿。

（本文摘自《文艺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第００７版“书香中国”，熊文佳摘）

一、中国诗歌语言变革的历史语境

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人知识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诗歌不仅是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诗教成了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读书与读诗更是不可分割。

19、20世纪之交世界性的科学、民主、革命思潮，特别是科学思潮，渗透到了社会生活、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了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作为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欧洲国语文学运动与近代西方诗界革命运动的影响。白话新诗运动就是从语言变革与文体解放入手的，其成败又成为“五四”文学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夏晓虹就认为：“最能体现‘五四’文学语言革命实绩的便是白话诗的诞生，白话小说古已有之，白话文在晚清也流行一时，惟有诗歌始终保持古典的形式，成为古汉语最终固守的堡垒。”可以说，白话新诗运动是中国文学史转变的界碑，它开启了中国文学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把中国诗歌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创了与西方现代诗歌全面交流、共生发展的新时代。

二、现代白话构成了新诗语言的基础

“五四”以来的白话诗，或许称为“现代汉语诗歌”较为妥帖。在这里之所以不想使用通常所说的“白话诗歌”，主要是因为汉语中的白话长期存在，很早就被运用

到文学创作中。

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现代白话取代文言文的正宗位置。现代诗歌语言不仅包括现代白话词汇，还包括组织语言结构的现代语义关系、标点符号、语言思维形态等，以上元素综合体现了现代语言观念。对这一语言观念的自觉倡导正是从“五四”白话诗歌运动开始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清末民初的白话诗看作现代诗歌的开端。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直至“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就是围绕语言的新旧变革而经历的一个现代转型过程。古代、近代以来的白话诗歌是现代诗歌语言的资源，现代汉语诗歌与古代诗歌的分水岭，其实还是“五四”时期诞生的以现代汉语为基础、以自由体为主要外在形式特征的新诗。

三、现代汉语语义关系改变了汉语诗歌的思维方式20世纪初兴起的科学思潮是诗歌语言新变的历史背景。“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谈到现代白话时就认为：“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对外国现代诗歌的翻译和介绍，除了带来词汇的更新，也输入了更加严密的文法，使汉语诗歌开始具有自觉的逻辑结构意识。而词汇和文法又直接联系着语言思维，科学的语言规则促使汉语诗歌思维向着整体性、统一性、逻辑性的方向发展。因此，建立在科学理性思维基础之上的西方

现代白话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建构

王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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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法体系（包括词法、句法、修辞）的引入，现代白话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建构极大的影响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特征。

四、现代诗歌语言重新建构了新诗的形式与趣味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古代诗歌，是精英阶层的文化形态，广大民众对古代诗歌的接受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即使文化人之间的文学交流活动，也受到传播载体的限制。白话的叙事性特征，是现代汉语诗歌最终形成口语节奏、自然语气、散文化句式、语意中心等特点的前提条件。普实克就认为：“白话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叙述语言。”现代语法系统中的标点符号也明显促进了诗歌形式的变革。传统诗歌的固定形式，依靠韵律节奏表示停顿，情感或情绪要靠读者自己领会，一句一行成为文体定式。而现代诗歌对标点符号的运用，是接受西方语法体系影响的产物。现代词汇的大量生产，改变了单音节词为主体的文言词汇系统，为文言合一的自然音节表达提供了语言的物质条件。现代汉语虚词的入诗就影响了诗歌思维与诗歌形式的变革。

现代人称代词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诗歌主客体关系与诗歌表达方式的变革，体现了诗歌组织关系与思维方式的现代嬗变。与古代诗歌经常隐藏人称主体不同，现代诗歌中的“我”或“我们”的大量出现，凸显的既是主体人

格意识的觉悟，也是诗歌内在结构的逻辑化特征。现代汉语还改变了诗歌的音韵结构，重新建构了新诗的语调、语感，词汇的双音节、多音节特征与灵活多变的声韵形式，直接为现代诗体（包括自由体与新格律体）的建构提供了资源与基础。

在现代白话基础上建构的自由体的现代汉语诗歌形式，带来了中国诗歌思想与审美的解放，开阔了诗歌表意的空间。然而，现代白话如何更有效地从受欧化影响的陈述性、逻辑性的语态中增强诗性内涵，克服白话散漫、无规范的弊端，吸收中外传统语言与民间语言精华，提纯现代白话，不断探索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新途径、新形式，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中国诗人的共同努力。

（蒋薇摘自文艺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参考文献：

夏晓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形成说略》，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８—１９页，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５年版，第２４页。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李燕乔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　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９页。

1935年，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就“发难后期的文学理论”特别选编了他本人的《谈新诗》《尝试集再版自序》，以及康白情的《新诗底我

见》等，这应当就是胡适眼中具有建设性的新诗文体理论。在这几篇文献中，胡适的《谈新诗》和郭沫若的《论诗通信》最具代表性，这两篇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

《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周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