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关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1

摘要：本文从德里达的文本和意义理论出发，探讨其解构翻译思想对于传统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的突破，提出原文与译文是互补共生的关系。

关键词：德里达;原文;译文;互补共生

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或者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翻译研究所无法回避的话题之一。西方传统的翻译观念是以原语为导向的，原文和原文作者都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和译作则处于从属的地位。于是，译者在翻译中严格的以原作为依归，“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到了后现代，罗兰·巴特、福柯等哲学家对原文和原文作者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罗兰·巴特，甚至宣称“作者已死”，这也就意味着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不再发挥影响，真正起作用的是文本里的符号;读者被赋予极大的“自由”，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阅读和解释文本。此外，罗兰·巴特还否认了文本具有终极意义，也就说，文本的意义不固定、不唯一，不是一层不变，而是可以有多重解释。后来，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书中，喊出“走向译者”的口号，使得译者的地位和自由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和“扩大”;他还指出，译作不再依赖于原作，相反，原作要靠译作而“存活”。

解构主义代表德里达，受到了本雅明的影响，提出互文性的概念，就像郭建中也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写道：“每一篇作品里的语言符号都与作品以外的符号互相关联，每一文本都与其他文本互相交织，因此文本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的范围不断变动游移，没有任何文本是真正独创的，所有文本必然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德里达则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是在先有文本基础上进行重写的结果，而创作过程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相互模仿、翻印、重写的无限循环的过程。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所有的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原文的生命拓展有赖于翻译;译文是原文存在的前提，是原文生命的延续。正如他所说:“原文处于一种被需要的状态，即本身处于匮乏或流放的状态。翻译对于原文来说处于一种先在。原文的延续处于一种需要，一种被翻译的需要，有些相似于巴别塔的需要:翻译我吧。”译文和原文相比，并不是派生和次要的，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契约关系。德里达说：“我不认为翻译是次要的和派生的，即使拿它跟原文(原来的语言和文本)相比。‘解构’既然是一个词，上文说过，它必然可以在一个替代链条中被替代，那么，它也就可以被另一种语言所替代。”“翻译扩充、更改了原作，原作只要继续存在，就在被改变就在成长。翻译改变了原作，正如它也改变了翻译的语言一样。这一改变原作和译作的过程就是原作和译作间的翻译契约。”这一契约并不是要求译文再现、复制或是传递原文的信息;它要确保的不仅仅是文本或作者的存活，而且也是语言的存活。

德里达说得好:“要去翻译，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本”。这里德里达想要强调的是，译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译文比原文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原文和译文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具有某种“血缘”关系。

解构主义打破了原文的中心论，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契约关系。译文异于原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是有着某种“血缘”关系;译文相对于原文来说，是一种更成熟、更高级、更完善的阶段。总之，解构主义翻译观，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念，解放了译者，重新定义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翻译研究视角。

总之，德里达，从他的语言意义观和文本理论出发，从根本上对传统观念中翻译的可译性、翻译忠实观以及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等进行了颠覆和重新解读，为我们更深入理解翻译的本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一种反对绝对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推崇差异和多样性的看问题的批判立场。这是他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最大贡献。其次，他的研究给后来女

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以启发，他们借助解构的途径来探讨翻译中的政治权利问题和性别问题，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这是他的贡献之一。然而，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从来都只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不提供具体的翻译策略。无法为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和策略，这是德里达的解构翻译思想的局限所在。

总之，德里达从探索语言本质的角度来谈翻译，并借助对翻译问题的探讨来阐明其哲学思想，他只作描述，不作规定，因而他的翻译思想不涉及具体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于翻译具体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但带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审视翻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