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09-1任逸0904140119 女权主义在中国历来就波澜不兴，然而也不妨看到某些文化的潜流。

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西方世界经历近百年修正发展，已然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思想。然而，在中国，却是近十几年才开始兴起这种具有政治化色彩和意识形态化意味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种理论的潜移默化的吸收，和对自身文化的比较参照和改型渗透，使得当代尤其90年代的女作家，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女性话语意识--女性书写权力和颠覆意识。于是写出自己受压迫损害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历史及其历史记忆，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作家写作的行动指南。女性主义话语，也汇同"后学"理论而成为当代边缘写作的重要理论参照系。时代不同了，女性主义在20世纪确乎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今日美国，文化人要进行某种言述之时，稍稍不慎就有可能遭致多方面非议。因为在世纪末，性别、种族和阶级三者的问题，构成了任何人言说的基本界限。就性别而言，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出现语言歧视和性别歧视。任何人表露出歧视性别的意向都将遇到批评，并被看作是失去了"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看来谈政治在美国还颇时髦。正因为女权主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激荡，世纪末的西方世界如果称"主席"为Chairman，就会遭到某种质疑，因为只说"man"，有对女性歧视的倾向，因为不能排除主席有可能是女性。那么就只好改称中性的Chairperson，这样方才可以称之为获得了"政治正确"。在相当的社交场合，称呼女性应用Ms.,与男性Mr.相对应（而不将未婚女性称为Miss，已婚女性称为Mrs.），这样似乎才男女称谓上打了一个填平性别差异的平手。

女性写作是一种存在性"发言"。女性只有自己写自己，才能深切地把握自己，将自己从被逐出的历史当中恢复地位。女性通过写自己来改变男性的变形的笔所产生的扭曲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写自己的特点是"反叛式写作"。女性写作是一种感性的情绪性写作，她们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以一种世俗生命的言说方式，去撕裂男性的文本裂缝，读到自己的形象，因此，其视点、立场、观点和体验方式，都从一种性文化的压抑中剥离出来。

然而仅仅是写作，仍然有可能被一种理论拆解和否认，因此，女性主义又发展出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批评就是对误读的反抗，这种反抗型的批评就是对被诱惑被出卖被歪曲的历史加以改写，从而将文学史、批评史和历史看作是一种政治症候或修辞型的话语，即通过这种文本和意指系统细部的解构，去传达自己活生生的流动体验着的生命感，从而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心性作家作品的内蕴。这样，女性以自我意向、自我肉体态度、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使任何抹杀、忽视、歪曲女性生命的文学文本，都变成不合法。

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在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有着相当的影响，并在女性诗歌、女性小说、女性散文、女性批评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其根本意向是从阶级意识形态史到文化史和心态史、人性史。

一，女性诗歌的写作身份。

女性诗歌姿态的出现，使男性诗人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我惊诧的是，在男性诗人在90年代纷纷自杀的情况下，却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女诗人走向自杀。这也许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写作是如此地感性，生命力是如此地充沛，使她们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去发掘对生命、生活、母性和人类的一系列看法。女诗人并不觉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也并不认为世纪末将成为人类永恒价值的终结，相反，她们通过自己的身体，看到了身体的欲望和这种欲望的漩涡，看到自己写作控诉的对象和颠覆的价值之所在。甚至她们从自己带有童心的镜像中，看到了女性新世纪的曙光。因此，她们没有走向死亡，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感性化的私人写作，而对这个世纪遗忘的女性情思加以世纪独白。

一般而言，女性写作总是将文学史、批评史和历史看作是一种政治症候或修辞型的

话语，从而通过这种文本和意指系统的细部解构，去传达自己活生生的体验的流动着的生命感，从而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心性作家作品，以疏离中心话语的方式，去撕破历史的谎言，从而在虚构的新的历史中，置入女性的未来乌托邦。90年代中国女诗人以自我肉体态度、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使任何抹杀、忽视、歪曲女性生命的文学文本，都变得不合法。从而完成了从"阶级意识形态史"到"文化史和心态史、人性史"的写作转型。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是以冰心、丁玲、庐隐、张爱玲、梅娘等女性诗人和作家为其代表，并且谱写了与男性知识谱系分权的妇女解放的文学主题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舒婷是女性诗歌的主要代表，并与北岛、顾城等平分秋色。而90年代的诗歌可以说是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等为代表，在诗坛翻起了一阵阵女性话语的浪潮，并引起了文学文化界的持续论争。

伊蕾的《你为什么不与我同居》，将女性的感性话语，以及大胆的带有挑逗性或纠偏性歧视的一些话语，置于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度，掀起了艺术写作和道德评判之间尖锐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其实在舒婷的《致橡树》和《秋夜诵游》中，已经出现过。然而，90年代毕竟那种道德评判已经逐渐走向式微，伊蕾们终于能够获得自己写作的新热度，尽管仅仅谈论私生活的话题境界相对较低。

翟永明在她的《一九九五年笔记》中说："我自始至终热爱的，写起来衬手的，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依然只能那些鬼诗而已。"她将自己的生命和诗歌连在一起。在她刚出版的诗集《称之为一切》（1997）中，可以读到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自豪和一种反思，而她对艺术的独特的敏感和对诗歌观念的新推进，使她的写作总是想深究妇女的命运，妇女的缺席和女性存在的意义。她的创作并没有加入女性解放的政治话语中，也并不对那种意识形态的大叙事感兴趣，她仅仅以一种平静的忧伤的温馨的方式，去写自己的生活。

在97年出版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中八本诗集的标题分别为凌雪《在诗根那边》、傅天琳《结束与诞生》、阎月君《忧伤与造句》、王小妮《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翟永明《称之为一切》、蓝蓝《内心生活》、海男《是什么在背后》、唐亚平《黑色沙漠》。从这些诗集中，可以看出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男性诗人完全不同，男性诗人总是以一种乌托邦的、重大的历史使命的方式，包括80年代《中国，我的钥匙丢了》，90年代，韩东、于坚等人的长篇诗歌所反映出来的大型话语。而女性写作是滑行在男性知识谱系和女性知识谱系的缝隙之中，以一种更微妙的体验，更复杂的内心世界，甚至更精微的诗歌象征秩序，并在一种忧郁和轻灵的女性世界中，隐隐地表现出时代的深广和生命的沉重。如蓝蓝的《内心生活》通过自己平淡的叙述和简洁的表达，去触及一个又一个尖锐的当下存在话题，使其在"内心生活"的曲致折射中，对外部世界给出自我的价值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女性诗人大多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自己从事的诗歌写作也不是女权主义的诗歌写作，而作为女性诗歌，并不愿意被纳入政治话语的体系和象征秩序中，而仅仅要去感受到女性的意识，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唤醒女性身上沉睡的非主流的话语经验，从而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一种自由的生长，使自己在社会中的不平等遭遇得以中止。

对女性诗歌批评的一些看法，我以为郑敏先生做为一位老诗人和诗论家，其看法尤其值得关注，她认为女性的诗歌写作是个人的，然而，出版往往是群集性的，这有可能造成写作中非诗歌因素太多，影响诗歌和诗人心灵的宁静。而且她也不同意将西方的女权与女性搞混，甚至在女性诗歌中过多地被女权观点所干扰。她希望女性诗人首先关注人类的命运，这是女性诗歌最高的目的，那种私人写作挖掘自己，必须要分清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女性最伟大的特点是母性，女性诗歌要尽可能地展示女性的母性景观"。

总体上看，女性诗人其身份、角色和写作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诗坛上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