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歌,冼星海

三八妇女节歌,冼星海
篇一：冼星海名言
冼星海名言
1、音乐，是人生的快乐；是生活中的一古清泉；是陶冶人性情的熔炉。

2、我也早想写一部以黄河为题材的大型音乐呢，你能不能把这首诗改写成歌词，让我来谱曲。

3、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

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

4、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5、中华民族的解放胜利，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贡献他纯洁的爱国之心。

6、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

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7、这是一部歌颂中华民族的史诗，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
冼星海简介
（1905.6.13－1945.10.30），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现南
沙区榄核镇），出生于澳门，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人民音乐家”之称。

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

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

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赴延安，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1945年10月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

无情的病魔让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

冼星海生平：1905年6月13日（农历5月11日）生于澳门一个贫苦的家庭，7岁时外祖父去世，母亲带着冼星海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的养正小学最先接触音乐。

[1]1918年入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

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

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从师于著名小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

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

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

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

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

1934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
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

1938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

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

1940年去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10月30日卒于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
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
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
歌曲。

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采用号召性、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有具体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或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还有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等。

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蕴的音调，体现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其中《黄河大合唱》最为出名，也是最重要的和
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

1.理智·思想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么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

2.如果知道光阴的易逝而珍贵爱惜，不作无谓的伤感，并向着自己应做的事业去努力，尤其是青年时代一点也不把时光滥用，那我们可以武断地说将来必然是会成功的。

3.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么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

——聂耳简介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

中国音乐家。

从小家境贫寒，他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

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聂耳生平
篇二：冼星海
冼星海(1905～1945)，中国作曲家。

曾用名黄训、孔宇。

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生于澳门，1945年10月30日卒于莫斯科。

生平冼星海生长在一个贫苦渔民与海员之家。

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寄居于外祖父家。

7岁时外祖父逝世，随母亲到新加坡，靠母亲做佣工度日。

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小学和中学读书。

1920年前后，作为优秀华侨学生被岭南大学招收到广州，先入附中，
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半工半读6年，做过打字员、教员等。

他酷爱音乐，参加学校乐队，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并担任过指挥。

1926年到北京，在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选习小提琴，同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以维持生活。

1928年夏到上海，入国立音乐院学小提琴。

1929年7月，在院刊第3号上发表《普遍的音乐》一文，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并认为“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民主思想。

在上海学习期间，他结识了田汉等人，曾参加“南国社”的戏剧活动。

1929年冬，冼星海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从上海到法国巴黎学习音乐。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靠做各种杂役维持生活。

他先后师从P.奥别多菲尔学小提琴，师从P.迪卡斯等学理论作曲，并于1935年春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迪卡斯的高级作曲班学作曲。

在法国期间，冼星海创作了《风》(女高音独唱和单簧管与钢琴)和《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作品，前者据其《我学习音乐的经过》(1940)一文自述，表现了“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曾在巴黎演出和播音，获得好评。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

面对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他抛弃了寻求个人艺术发展前途的幻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于1936年参加歌曲作者协会等进步音乐组织，并先后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担任配音和作曲，开始创作救亡歌曲和进步的电影音乐。

这时所作歌曲有《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拉犁歌》、
《青年进行曲》等，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并在群众中广泛传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沿沪宁、陇海铁路线进行抗日救亡文艺宣传；10月到武汉，翌年春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张曙共同负责抗战音乐工作。

他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中去辅导群众歌咏，组织起近百个歌咏队，举办过多次抗战歌咏集会，推动了当时以武汉为中心的救亡歌咏运动。

民族革命战争的现实教育，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冼星海更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念。

这时，他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如《保卫卢沟桥》、《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都流传于全国。

1938年11月，冼星海到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并于翌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

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根据地的新生活，革命人民的思想风貌，丰富的民间音乐的滋养，以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激发起冼星海蓬勃的创作热情，他写出了杰出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歌曲《反攻》、《三八妇女节歌》、《打倒汪精卫》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见彩图)
1940年5月，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同袁牧之一起离延安去苏联，在苏联期间化名黄训。

苏德战争爆发后离开苏联返回中国，因在边境受阻，被迫折回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化名“孔宇”，在当地中国工人
俱乐部教音乐。

1942年底返回苏联，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那伊等地停留，同苏联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曾协助建立库斯坦那伊的音乐馆。

在苏联和蒙古期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生活的艰苦，坚持创作，完成了自1935年即开始创作的《民族解放交响曲》，并写了《神圣之战交响曲》以及《满江红》等4部管弦乐组曲和许多声乐、器乐作品。

1944年底，冼星海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完成了管弦乐《中国狂想曲》。

1945年病逝后，毛泽东在悼念他的挽幛上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创作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

他坚持聂耳开始确立的革命音乐的创作方向，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正确地认识和反映现实，注意选取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以强烈的革命热情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他十分重视在创作中塑造工农劳苦大众的音乐形象，并把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同艺术的易解性统一在作品中。

为达到音乐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他坚持不懈地追求作品的民族风格，努力探索、发掘和体现蕴藏在民间音乐中的民族气质，并使其同现代的音乐技巧相结合，写出一系列富于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

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采用号召性、战斗性的进行曲
形式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有具体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或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还有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等。

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蕴的音调，体现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冼星海的歌曲创作中抒情性的独唱歌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大多是为舞台剧和电影所作的插曲。

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特定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和内心感受，或倾诉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或抒发投入斗争的热切情感。

如：《夜半歌声》、《莫提起》，充满激情和幻想，唱出了横遭封建势力迫害和国土沦丧后的痛切感情与战斗呼号；《热血》和《黄河之恋》都是慷慨悲歌，表达了为自由而战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做棉衣》、《江南三月》和《战时催眠曲》等，则以优美亲切、纯朴清新的民间音调，抒发了抗战妇女的爱国深情。

为了表现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使歌曲更具有民族特色，冼星海还探索创造了一些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歌曲样式。

其中有将抒情性与战斗性两者不同的表现特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歌曲，如《在太行山上》、《三八
妇女节歌》；有颂扬性的歌曲《赞美新中国》；还有将民间说唱音乐与战斗性的群众歌曲音调相结合的叙事性歌曲，如《梁红玉》和《打倒汪精卫》等。

他很善于发掘歌词语言的韵律美，在表现主题形象的前提下予以音乐性的发挥。

他也很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歌曲演唱形式，如独唱、齐唱、领唱、合唱和有说有唱等，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轮唱和二部合唱的形式，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

此外，他在去苏联期间，主要采用中国古典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在探索新的体裁和民族风格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表现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并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创作。

所作4部大合唱，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和表现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是相同的，但又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以不同的艺术手法进行处理，而使各个作品具有不同特色。

作于1939年3月的《生产大合唱》，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表现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风味，合唱粗犷质朴，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流传至今。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周年而作的《九一八大合唱》，是一部叙事性的大合唱，采用交响性和回旋曲的形式结构，全曲以具有舞蹈特点的音乐主题和悠长深沉的副主题对比贯串和反复出现，其间插入许多不同性格的段落，表现人民群众在欢庆胜利时回顾抗战历程，激发起抗战到底的决心；其中的女声独唱与
合唱段落《九一八子夜歌》，运用了戏曲、说唱音乐中的板式变化手法，具有戏剧性效果。

《九一八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的乐队伴奏，在对民族打击乐器和中国音乐风格的节奏的运用上很有特色。

作于1940年3月的《牺盟大合唱》，是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抗日决死队写作的一部群众歌曲联唱形式的大合唱，包括齐唱、独唱、轮唱、合唱等6个段落，音乐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

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

这部作品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全曲由《序曲》（乐队）、《黄河船夫曲》（合唱）、《黄河颂》（男声独唱）、《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黄水谣》(女声合唱)、《河边对口曲》（对唱、合唱）、《黄河怨》（女声独唱）、《保卫黄河》(齐唱、轮唱)和《怒吼吧！黄河》(合唱)等9个乐章组成。

各个乐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

同时，全曲又由表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个基本音调始终贯串于整个大合唱，在音乐布局上以《序曲》呈示基本主题、首尾合唱呼应、中间各乐章交替发展和末乐章的总结概括，以及每乐章之前的朗诵为先导等，使整个作品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音乐语言明快简练、通俗易解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合唱手法丰富多采和乐队的交响性发挥，全曲的宏伟规模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部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特色。

《黄河大合唱》凝聚着冼星海的卓越才华和杰出创造性，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

冼星海的器乐作品，大部分是在滞留苏联期间写作的。

除一些器乐小品，如小提琴独奏曲《郭治尔－比戴》等，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外，其中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演奏而根据实际效果加以改定。

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大胆的尝试。

其中如《民族解放交响曲》、《神圣之战交响曲》、《满江红》组曲和《中国狂想曲》等，都不乏写得成功的段落。

但限于他当时写作的条件和健康状况已日趋恶化，这些作品也留下了不少笔误和不完善之处。

论著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和编写过一些音乐教材。

他在去延安之前发表的《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1937)、《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1938)、《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等短文中，着重总结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经验，论述了以聂耳为代表的新兴音乐的方向和发展前景。

到延安后陆续发表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1939)、《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1940)、《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1940)等论文，并在1940年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作了《边区的音乐运动》的报告。

他以辩证
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以及中国民歌的特点和民歌研究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指导中国新音乐的建设。

他认为不论是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还是大众化问题，都应以发展中国的工农音乐为基本出发点。

他通过实际调查采录和研究，初步归纳了中国民歌具有现实性、形象化、地方性等特点，并认为在音乐创作中吸取民间音乐的因素，能够更真实更生动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大众的语言，创造出更丰富的最具有民族性、同时也是最具有国际性的音乐作品。

他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对“五四”前后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和分期，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的历史作用等，作了简要述评，并论述了新音乐的本质特征和形式特点，指出中国新音乐必须朝着“他的内容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他的形式应该是
民族的”方向发展。

他的这些理论著述，对中国革命音乐理论的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

提起中华民族的抗战，“风在吼、马在叫……”的旋律总要回荡在耳边。

无论何时何地，聆听《黄河大合唱》，总能让人热血沸腾。

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不能忘却哺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更不会忘却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黄河大合唱》。

而这部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就出自“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之手。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冼星海是继聂耳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者。

他在聂耳开拓的道路上,以更广阔的题材、体裁和更丰富的艺
术形象扩展了我国革命音乐的道路和传统，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音乐家。

他出生于1905年，是广东番禺人，他从小热爱音乐，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大量具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

特别是到延安后，冼星海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现。

他饱含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热情感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义愤，在极短的时间内，谱写出《黄河大合唱》这一伟大的音乐史诗，使“黄河在咆哮”的怒吼响彻神州大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士气，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抗敌救国的精神武器。

这正像当年周总理所说的：“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

”正因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黄河大合唱》的乐声响起，人们就会为其激越雄壮的旋律所感动，为其昂扬向上的力量所震撼，就会唤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

《黄河大合唱》已经超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英雄乐章。

由此可见，冼星海是伟大的音乐家，又是民族解放的战士，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祖国而艺术，到为革命而艺术，最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将个人的艺术道路与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非凡才华和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祖国。

他的一生，是为追求光明、进步而顽强奋斗的一生，是为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而不懈努力的一生，是为革命新音乐艺术奠定基础、开拓创新的一生，是闪烁着爱国主义精神光辉的一生。

所以，毛泽东主席曾亲笔题词称赞他是“人民
的音乐家”。

如此说来，冼星海是我们的骄傲，他那些数量众多的音乐作品，他那些浸满学术思想的理论著述，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

冼星海是属于人民的，他用一生的追求证明，他因而，今天我们纪念冼星海，不仅要把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来对待，还要把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来学习。

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他的音乐与他的人格都将始终鼓舞着我们在新的“抗战”中不懈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无愧是“人民的音乐家”，他用榜样作用告诉我们，只有深入生活，与人民相结合，才能成为一名有出息的、为人民群众欢迎的文学艺术家。

创作背景
冼星海回国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众的苦痛。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他站在民族斗争的前面。

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他纵笔谱写歌曲。

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黄河吟》听其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遂荡其共鸣，乐思如潮。

创作一星期，半月之内又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

写就了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

《黄河大合唱》，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迅速成长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与此同时，以其所负载的精神力量和民族个性，在海外华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而到了和平年代，它犹如一位战功累累的元勋，继续驰骋在国内外乐坛，成为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