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社会心理基础透视

娄成武张平
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社会心理基础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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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辽宁沈阳110819）
【摘要】民众健康的社会心理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基础。

本文分析了政治稳定性和民众社
会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指出影响政治稳定性的良性社会心理表现为理智成熟的社会价值取向，开放忠诚的社会情感体验，求稳怕乱的社会心理需要，较为普遍的主观幸福感受。

影响政治稳定性的不良社会心理表现为社会群体敌视情绪滋生，各阶层弱势心态蔓延，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认知与情感困惑冲突。

为此，提出设计惠及全民的公平经济制度，推进化解官民冲突的廉政制度建设，实施切实改善民生的保障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教化，构筑有效的社会疏导与支持网络等矫正措施，以实现民众社会心理的优化与健康发展。

【关键词】政治稳定；社会心理；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D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3］01-0027-07
作者简介：娄成武（1949-），男（满），辽宁北镇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学。

张平（1969-），女（汉），辽宁辽阳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心理学。

①陈振明.政治学———
概念、理论和方法［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03.②/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_3.htm.
③百度文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全文［EB/OL ］/view/67d4bb25aaea998...2012-11-10.
■一、引言
政治稳定性是指政治系统结构的稳固性和运行的有序性和连续性。

稳固性指政治系统内部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不随意更改变动；有序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合理；连续性是系统功能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

国家政治稳定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政权体系稳定，即政治共同体稳定、政治体制稳定和执政者稳定，政治共同体稳定要求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对国家的认同持续不断；政治体制稳定意味着宪政体制和基本政治制度及规则得以持续；执政者稳定就是不存在政治领导人的非常更替。

二是国家权力结构合理，体现为权力结构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合法性、有效性和统一性。

三是政治过程有序，意味着政治决策和政治实施有序。

这三个层次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其中政权体系稳定最为根本，政权不稳就是政治的绝对不稳，而其他两个层次不稳是政治的相对不稳①。

当前，中国步入“十二五”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受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此时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
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②”而怎样有效化解变革中呈现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而实现政治稳定有序的发展？这既需要经济、政治、社会多角度的全面剖析，更需要对民众社会心理状态进行深刻透视。

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段时期内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状况的认知反映、情绪基调和需求倾向的总和。

它来自社会个体心理的同质性，却不等于个体心理的简单相加。

社会生活发展状况直接制约大众社会心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多元特征，社会心理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

而大众的社会心理又对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发挥巨大的反作用。

针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民众心理总被当做“晴雨表”、“风向标”和“载舟或覆舟的水”不断得到提及。

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第四十二章写到，“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③。

“幸福”、“尊严”、“社会心态”等是有别于以往经济、物质增长客观指标的主观心理指标。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就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取代“国民生产总值”，他们认为政府施政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

而今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理念和实践已经逐步得到
国际社会的认同，法国、英国、巴西等国都启动了相应的研究和实践。

这些事实说明，关注民众社会心理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更是稳定和谐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具体来讲：首先，民众心理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政权体系的稳定性。

尽管政治结构设计合理，政治权力体系完整，但是如果没有民众对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热爱，民族分裂主义盛行，政治冲突不断，就难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国家就会面临着解体的危险；没有民众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及规则的政治共识和支持，政治体制稳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没有民众对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的充分信任，执政者稳定就不复存在。

其次，民众心理的向背影响着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良好的社会心理状态意味着民众对执政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认可，对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首肯。

有了普遍的积极心理状态，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就会得到保证。

最后，民众心理的向背制约着政治过程的有序性，集中表现为如果民众缺乏一种赋予政治决策及其实施以生命力的广泛的心理基础，质疑党和政府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社会心理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政治决策就会丧失它的功效能力，政治过程的稳定性也就会被干扰和破坏。

鉴于此，深刻把握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社会心理发展脉搏，分析其背后的诱发因素及其对我国政治稳定性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党和政府科学地制定大政方针，团结各种可以团结力量，达成善治；而且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影响我国政治稳定性的社会心理表现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尽管还存在比较贫困的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但是，国民依旧强烈的感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经济结构到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又必然对国民心理产生全方位、高强度的冲击。

中国民众需要在30多年的时间里消化和承受西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经受的心理转型和社会适应压力，如此巨大的反差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失衡也是数倍叠加的。

可见，现时中国的民众的社会心理体现了一种“二元性”特征，既有推动政治稳定的积极心理表现，亦有破坏政治稳定的消极心理表现。

（一）推动政治稳定的良性心理表现
1.理智成熟的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变得越来愈理智和成熟，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增强。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事、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人的生活，但这并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危机状况。

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民众的反应冷静达观。

一份来自2008年零点公司的调查显示，接近9成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会在三年内有所好转，60.5%的受访者相信中国会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①。

另据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内容，2010年4月，有60.8%的城镇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程度严重，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是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承受”，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

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②。

这些事实说明民众的心态逐渐从改革初期浪漫亢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

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

国民对改革进程也不再抱以盲目乐观的态度，大众普遍具有问题意识，敢于反思和质疑，已经学会了参照不同国家、不同视角全面地看待问题③。

中国国民挫折容忍能力增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无疑有助于民众科学合理地看待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容面对，维系稳定。

2．开放忠诚的社会情感体验
情感是个体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态度体验。

随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层面都将产生巨大变更。

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民众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不断提高。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热情十分高涨，大批国民走出国门接触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理念，而海归的学子也把国外的思想观念传入中国，影响着国民的思维方式。

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推进，新的文化模式、经济模式、商业模式、政治模式应运而生，带来社会大变革。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9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

微博用户达到2.5亿④。

网络中丰富的信息资源吸引着社会主流群体的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信息在互联网中可以随手可及，中国网民浸润在网络海量的信息包围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吸纳和审视外来的价值观念，表达思想，交换意见。

在积极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信息的同时，国民对国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在不断地提升。

经过三十余年的济经持续高速增长，我国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相应地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他们理性而多样地参与着国家的政治生活，“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声音”。

特别是“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神州飞船”载人升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大大增强。

来自2008年北京市民对国家认同调研显示，民众的爱国情感显著增强。

居民普遍表示“对于自己是中国人感觉很好”，“当别人批评中国人时，觉得就像批评
①百度文库.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生活状况的影响调查[EB/OL]/view/17c9a78dcc22bcd126ff2011-4-19.
②王俊秀，杨宜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
③周晓虹.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J］.河北学刊，2009,(5).
④/view/f11e75262f60ddccda38...2012-1-16.
自己”①。

开放的外来文化接受心理和忠诚的国家归属感情交相辉映，极大地促成了目前中国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局面。

3．求稳怕乱的社会心理需要
需要是个体内部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表现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客观条件的依赖性，是个体活动的积极性源泉②。

需要总是指向某种东西、条件或活动的结果等，并随着满足需要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

在当前我国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化的关键时期，人们的需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原来生理性的温饱需要上升到安全、归属、社会公平和尊重、友爱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多层次社会需要同时出现，体现了社会需要的复杂多变性。

但是，在众多复杂需要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需要是求稳怕乱的需要。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带来了太平盛世，稳定是太平盛世产生的文化基础与社会条件。

只有稳定才能享人间太平；只有稳定才有盛世产生，这业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历史积淀，人们对稳定的需求高于一切。

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众又亲身经历与体验了诸多历史事件。

1978年之前近30年的各式各样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人民的期待与选择。

一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和全国人民的心理遭受极大的创伤，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1978年之后的30年中，中国建立了良好的物质根基和体制环境，民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大力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

前后30年的鲜明对比，使得改革发展稳定凝聚着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民众对稳定的局面倍加珍惜爱护。

另据来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和“当代中国结构变迁”两项大型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包含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从事技术、行政和销售的员工，外加其它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信任中央政府，并且认为社会稳定比个人言论自由更加重要。

“求稳怕乱”是其重要特点，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③。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④”传统文化和现实经验是产生求稳怕乱需求的基础，目前求稳怕乱的需要已经深深烙印在国民的内心深处，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稳定性的坚实根基。

4.较为普遍的主观幸福感受
幸福感，又称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⑤，包括生活满意感、需要满足感和价值实现感三个基本成分。

早在2003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发展理念。

这一发展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群众切身感受的软指标——
—幸福指数。

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是要全民幸福。

幸福的人会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对需要达成状态感到满意，对自我价值的实现状况感到满意。

由此民众的心态祥和平稳，情绪积极乐观，必然有助于减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而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研究显示，8766个居民样本中有45.7%的人选择了幸福和非常幸福，只有7.9%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样本的平均幸福水平是3.42（最小值1，最大值5），这说明了我国居民总体上来说是幸福的。

⑥又据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民生指数”课题组基于全国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显示，感到“非常幸福”的人占14.9%，“比较幸福”的人占59.2%，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

前两项加一起的得分为74.2%，即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⑦。

美国盖洛普民调机构2012年4月9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过去三年，金砖五国中巴西和中国国民对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最高，而且只有中国人连续三年感到生活水平持续得到改善。

中国国民2011年对生活水平感到满意的占72%，高于2010年的66%和2009年的60%⑧。

这些数据事实说明当前中国居民有着比较普遍的幸福感受。

这种感受必将提供中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政治稳定的强大支撑，占据主流的积极心理取向夯实了中国政治稳定性的基础。

（二）破坏政治稳定的扭曲心理表现
1.社会群体敌视情绪滋生
群体敌视情绪是指群体对某一对象在情绪上的对抗、反抗或者抵制，它与仇视、怨恨、憎恶等情绪密切相关。

这种敌视情绪导致的行为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们用说话和行动来表示不快，如嘲讽、辱骂、抗议游行和集会；二是剥夺现实的和个人的财富，如抢劫、毁坏物品或场所等；三是针对他人身体敌对，如攻击及杀害等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深，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⑩。

2008年以后，群体性事件更是愈演愈烈，不仅数量快速上升，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

而这其后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它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
—“群体性敌对”。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67%的被试选择“压抑”情绪导致了生活中动不动就“骂”或者“怨恨式批评”的现象輥輯訛。

这种“群体性敌对”是各阶层
①王俊秀，杨宜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64.
②黄希庭.心理学导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80
③/articles/zgyj/.../51091.html2011-12-29。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126.
⑤张军华.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元分析［J］.社会,2010,(2).
⑥任海燕，傅红春.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
—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12).
⑦王俊秀，杨宜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4.
⑧2012年04月10日新华网
⑨沙莲香.社会心理学（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1.
⑩“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J］.瞭望，2008-09-08.
輥輯訛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骂声”蔓延恶化社会心态［J］.人民论坛，2011,(6)下.
抵触与仇视日益显化的表现，是“官民冲突”、“贫富冲突”的反映。

在公众眼中，富人的标签是飞扬跋扈、为富不仁；公务员的标签是待遇优厚、贪污腐化。

同时，社会低层的形象也被标签化。

在许多公众眼中，农民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违法犯罪的也多为农民工。

这样，无形的墙隔阂着各阶层和谐，成为仇视和抵制心态生成的土壤①。

另外，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等也与群体性敌对相关。

民众对于“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是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写照。

2009年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河北大学“李刚案”、2011年“广东乌坎村聚集、打砸、毁坏公共财物案”等等，其背后折射的社会心态令人担忧。

根据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如果弱势群体的成员面临群体间地位的差别被认为是不正当的；群体边界是不可渗透的，即低地位群体成员无法加入高地位群体，成员会加强对本群体的认同，从而引发谋求改变本群体不利地位的集群行为。

当群体认同凸显时，即形成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生的群体愤怒，愤怒情绪会增加集群行为的冒险性，使群体成员采取更激进的行为方式②。

所以，当有网友用个人的不满解读一些群体性事件，就会引发一定社会成员的群体认同，进而出现对于导致社会不公的公共权力机关的愤怒情绪，干扰正常网络舆情，加剧群体性敌对。

当社会的群体性敌对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诱发社会冲突和动荡，积怨越深，强度越大，破坏性越强。

应特别警惕利用网络舆情将“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2.各阶层弱势心态蔓延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可心灵却越来越“脆弱”了。

据人民论坛杂志6235人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③。

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是指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通常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④。

这些弱势群体感受到自己的“弱势地位”情有可缘。

但是，为何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等“精英阶层”都觉得自己“弱势”？多年来，尽管居民的阶层差距逐渐拉大，但是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不大，国人的阶层认同普遍偏低，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或者中下等。

这一普遍弱势情绪或者阶层认同极化现象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强烈和自我效能感降低。

正如马克思所说：“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⑤。

人们在生活中会结合自己与他人作出的努力，将自己的利益得失和其他人进行比较。

例如，激烈的官场竞争、严格的问责制度、强大的政绩压力使得领导职务官员焦虑、紧张油然而生。

而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可利用资源有限，工作不满意时常常“忍”为上，难免产生压抑和弱势的心理；面对财富和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知识分子又显然处于“弱势”；对白领来说，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难以承受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另外，弱势心态亦来源于人们在面对不公平时的一种控制感或效能感缺乏。

如果一些本来希望通过努力和奋斗而改变命运的人发现个人努力没有效用，个体便会降低自己的自我效能，产生弱势心态⑥。

这种较为普遍的底层认同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导致风险性更大的决定。

经常有一些“无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由此社会政治稳定受到极大挑战。

如果“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障碍，可能把社会导入人人失败的“囚徒困境”。

3.社会信任面临困境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间存在的对公共事物、公共组织、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活动或者机构运作所持有的一种普遍而近似的态度，是基于对自己的安全考虑和行为后果预期而形成的价值心理。

这种态度的一致为社会成员互动提供了一种高于各自立场分歧和自身差异之上的共同信念，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内在联系纽带⑦。

2010年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1171分居民样本的社会信任调查显示，社会信任总体得分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属于低度信任水平。

在行业和部门信任中，中央政府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商业行业信任度最低，为55.2分，传统媒体信任度较高，网站较低。

人际信任局限于家人和密友之间的特殊信任，其中家庭信任得分高达94分，属于高度信任。

被试对陌生人和网友的信任度极低，其信任得分分别为22.5分和19.1分，属于高度不信任水平。

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就体现了基本的道德义务的困局，一方的道德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

由此也出现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甚至更恶劣的“小月月”事件。

在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陌生人居多的社会中，人际普遍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本条件，而普遍信任程度低，将会影响到公共参与和各种亲社会行为，也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制度、规则等的信任和遵从⑧。

对地方政府社会信任的困境一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对于经济投资，尤其是“土地经济”的投资，很容易获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社会投资则明显缺乏动力。

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预期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到民众的政治信任。

二是来自于官员的腐败和跋扈行为。

经济和人事领域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个别官员的跋扈行为，使得官民之
①胡建国.当前社会怨恨心态新动向［J］.人民论坛，2011,(11）上.
②Van Zomeren,M.,Postmes,T.,&Spears,R.(2008).Toward an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Psychological Bulletin,134(4),504-535。

③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弱势”缘何成了普遍心态——
—不同群体“弱势”感受对比分析报告［J］.人民论坛》，2010,(12)上.
④/view/f0932c1c59eef8c75fbf...2010-5-22.
⑤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N］.人民日报，2011-05-05.
⑥管健.“弱势心态”蔓延：矫情还是憋屈［J］.人民论坛，2010,(12).
⑦白春阳.社会信任的基本形式解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6,(1).
⑧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问题与建议［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