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文管一班徐晓凤20131334142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转化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在文化进程上也大抵如此，每一次“分”，意味着文化向多元方向发展；每一次“合”，意味着文化朝深刻综汇迈进。在历史的长河中，分分合合，其中肯定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一) 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诸子纷呈。政治上，“郡县之法，已在秦先”。春秋以来秦、晋、楚、等国开始在边地设立郡县制地方行政之先河，此后历代，郡县制与封建制长期争论不休，交替影响中国文化并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实现准备了前提。

此时，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学术枝蘖，各门科学独自走向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农艺、军事学、天文学等，各领域都吸收然后扬弃了宗周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新时代相表里，达到空前繁荣的水平。

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将中原本土的华夏文化淬砺发展到一个辉煌高峰，同时又孕育着一个大一统文化的到来。它充满了原创的生机，这是在未有外来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次文化跃动，王国维称之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先秦诸子及其创立的思想体系，成为后来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资源。如同古希腊—罗马文化之于西方文明，哈巴拉—雅丽安文化之于印度文明一样，这一时期也成为东方文明的元典时代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国王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频繁，私有经济迅速发展，严重冲击了“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宗法制度解体，盛行了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衰落等等，这些因素促成了朝代的更替，文化的变革，百家争鸣和元典创制，使得春秋战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

（二）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经学和名教的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经学在两汉享有“国宪”地位，士人“咸资经术”，然而魏晋间经学史上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反复诘难经师，“非汤武而薄周礼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主流。

衰弱的经学已经无力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做出理论论证，名教危机成为必然。经学式微，名教危机，标志着儒学陷入困境，其后法家和名家虽曾一度受到重视，但最终代之而起的却是“玄风独振”，佛学兴盛。玄学的发达，可以视为是两汉思想禁锢的一大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复归。

王国维将春秋战国视为中国古代学术的“能动时代”，将两汉视为“思想凋敝的时代”，将六朝至唐代视为“受动之时代”，将“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的宋代到清朝视为“受动之时代而稍有能动之性质”。

魏晋之际的文化大变革，亦是一个民族的大融合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聚居在黄河、长江等地的中国人，经过秦汉帝国统一的政治及经济生活，已经成为东亚大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大民族。“五胡乱华”又为中国文化增添了雄健、

自信和向上的豪迈之气，这便是鲁迅所说的“大有胡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与周边胡族文化的互动，与南亚印度文化的互动，将中国文化推进到“亚洲之中国”阶段。

（三）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唐中叶的文化转折以“安史之乱”为界标，汉唐时代的雄浑气象逐渐转为精致内省的文化风格，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放大至整个文化史，中唐也可视作“古今百代之中”即以此为界标。

从土地制度角度看，“安史之乱”后以人丁为本位的租庸调制在中央直属的京兆和各州府被其他形式的赋税制所取代。两税制的出台和均田制的崩坍，凸显了社会经济关系的重组与改造。

再从商品经济角度看，隋唐仍承袭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兼用”的传统，到宋代，钱币已经排斥布帛成为唯一的一般等价物。宋代在商业上的重大突破，就是瓦解了前代的坊市制度。以坊市制度的崩溃和市场化程度加深为标志，宋代出现了所谓的“商业革命”。

开辟唐代中叶思想学术变化的杰出人物是韩愈，从其《原道》排斥佛老，倡言道统，文字激越，振聋发聩中也不难看出韩愈想构筑的道统，实际上是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包含一切政治现象、经济行为、文化生活的社会运行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中叶禅宗相当盛行，韩愈生当其时，自然熟谙其学，深受影响，故韩愈虽然排斥佛老，却从佛教衣钵相承学说那里汲取了思想灵感，创制“道统”的理论。

在魏晋南北朝和宋明理学之间，韩愈、李翱堪称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从春秋战国之际的第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中华名族的文化精神于焉形成，到魏晋时期的第二次转化，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文化景观，再到唐代中叶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化逐渐转化为精致内省的文化风格。就这样随着朝代的更替，历史的演变，中国文化也在一步步地转化中走向成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继续绵延着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