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民族性

浅析日本民族性

——以《菊与刀》为例

直到今天，一提起“日本”这个词，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不是百感交集就是恨得咬牙切齿，始终难以从日本侵华的阴霾中走出。电影电视从来没断过抗日主题，历史课本也永远写着“勿忘国耻”四个大字，作为一个正宗的90后，我既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也很难领会爷爷辈们声嘶力竭的控诉。我有的更多的是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弹丸之国能够跻身资本主义列强；资源匮乏，却曾一度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小国寡民，却敢叫嚣美国；以中国为导师，却把中国拍倒在沙滩上。”我们总说日本这指日本那，可是我们又真正有多了解它。我们扬言只要每一个中国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它，我们也老是抗议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甚至集结起来抵制日货，可是我们对它仍旧一无所知。我们能看到很多日本学者、文人等对中国历史、社会做的种种探讨。更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国的纪录片，日本人、西方人拍得比我们深刻、细致、详尽得多。好多我们不在意甚至摈弃的的元素却被他们完好地保留和继承下来，特别在考古界，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堪称世界典范。放眼中国各界，却少有研究日本的人才和著作，即使有，也多以大国的姿态俯视日本，除了骂还是骂，实在不堪入目。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却能够以相对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引用丰富的事例、访谈以及日本本国的相关著作，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民族性，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的大门，使我感悟颇多。

下面我就文中提到的几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精神优于物质、环境。灵魂是可以训练的，人可以通过特殊的修行可使

精神变成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东西。

一方面，作为一个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物质的匮乏使人们转向对精神的探索，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强大精神、强大内心来战胜肉体对物质的诉求。而实践证明，强大的精神支柱往往能够支撑人战胜现实现在的困难和危难，创造生的奇迹。正如当年中国红军十万里长征一样，因为有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的绝对弱势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来了个奇迹般的逆转，最终赢得中国的江山。日本政府在战败后，也以激昂的语调鼓舞民众重拾信心，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饥饿和疾病，饱含热情地加入到日本的重建工作中。

另一方面，日本地震、海啸等灾害频繁，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人们形成早作打算、防范于未然的意识。所以当美国军队登陆日本海岸，日本被迫打开海岸；当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战败时，日本人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哭天抢地，奔走相告。日本政府只用“这是我们早就预知的，安全感和士气也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就把日本民众安抚得服服帖帖。我们才恍然大悟，这种自欺欺人式的阿Q精神胜利法原来不只中国有，日本政府早就吃透了这一套并把它用得如火纯青。这种政治手腕其实并不少见，只是其他国家更侧重于把它用来善后，而日本则用于提前预防。总之，都是国家机器维护其权威、巩固统治的惯用手段。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以其威力之大，破坏力之强，震撼全国以至全世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出来担保做好善后、重建工作，全中国岂不是早就乱套了，哪还有现在这么欣欣向荣。

二、家长制下生活的日本民众，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和一整套相应的处

事方法。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也不多，只有一个民族，又是独立的岛国，民众生活圈狭窄，社会关系稳定，传统的家族制度仍是维系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因素。作为家庭的长者（尤其是父亲）掌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财产分配、为子女婚配等重大决策和大部分问题的裁决权，家庭的其他成员不得有任何异议和反对，不服从只能引起整个家族的仇视和报复。当然，从情理上说，家长在做重大决定时都会通过家族大会，请这个家族的主要长者一起讨论，再做最后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对执行者没有什么益处，但一定是有益于整个家族的。因此，传统家族制度要求人人各守本分，报该报的恩，敬该敬的义务，尤其要注重维护自己的尊严，延续整个家族的荣誉。个体的概念和意义被弱化到极点，家族的权威则被捧得极其神圣。这种生活状态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现在仍存在于中国的一些农村）下的生活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家庭的各个成员的表现直接影响整个家庭甚至家族在别人眼中的看法和评价，一个人做了什么丑事，这个污点不仅是他（她）个人的，它还是这个家庭全部成员的，越封闭的地方，这件事的影响力越大，持续的时间也越长，有时竟能影响几代人。所以每个家庭成员都谨小慎微，深怕自己给家族抹黑。日本人自尊心强，最受不了别人对其的嘲笑。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他们长得矮小、有萝卜腿，不符合世界普遍的美的标准，经常受其他国家的嫌弃、鄙视和嘲笑。长此以往，形成一种民族性的自卑心理，因此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即使在地震、洪水等紧急情况下，也很少大喊大叫。大多数人以为这是理智的表现，我则认为这更多的是自卑和耻辱感的体现。他们总是以这样的话激励自己：“世界上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显示日本精神。”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任何在其他社会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生活圈的狭窄还造成另外一种现象：对恩的谨慎和抱歉。与中国人喜欢靠恩来维系人与人的感情，形成有来有往的交际模式相反。日本人常常抱着既感激又含羞蒙辱的矛盾心理对待别人给予的恩，在向他人施恩的时候也更加犹豫。这就好比住在同一层宿舍楼的同学，一个人因某事欠了另一个不是很熟的同学的人情，本来就有些不好意思，如果一天之内还要多次见面，这个人就不断地在脑海中想起这件事，就会感到越来越尴尬，直至还了这个人情，内心的不安才得以平复。因此，还不如既不欠他人的也不让他人欠自己的，生活过得还更自在些，这也是大多数的都市生活的模式。

三、等级制度的保留，人们把天皇尊为国民的最高祭司，这并不一定是神，

却比女神的后裔更重要。

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日本也有严格等级划分，最高一级是天皇以及皇族、贵族，其次是将军，紧接着是大名，然后是武士，再来为庶民（农民、工人、商人），最低级的是秽多（贱民）。中国几千年来有过三十六个不同的王朝，等级划分和社会结构总在变化；日本在种种的变迁中，却从未把社会结构打碎过，它的模式永恒不变。天皇就如英国的女皇一样是国家统一和民族优越性的象征，任何人也无法动摇他在民众中的威信。但自德川家族改革幕府以来，天皇的权利被架空，成为政府统治国家的傀儡，并百用不厌。日本民众会攻击政府的得失和过错，却始终信任天皇。神秘而伟大的天皇被人们尊为国民的最高祭司，他并不一定是神，却比神更为重要，是日本人所以信念和精神的归属地。日本政府正是利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