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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山东移民迁徙关中有关问

题探略

广袤富饶的关中平原，东起大荔、西至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200多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00多个以山东人为主体（亦或纯粹是山东人）、完全保持着齐鲁地道习俗、沿用山东纯正方言的山东村落（当地人称“山东庄”），总人口达到30万，［1］1尤其以关中腹地的三原、泾阳、高陵、临潼、阎良、临渭、富平、蒲城、大荔九县区最为密集，在这些县区内形成了“山东庄”与本地村落交织相间、和谐共处的格局。那么，在关中大地缘何有如此众多的以山东人为主体的村落，耐人寻思。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清末民初的那场旷日持久、规模较大而又鲜为人知的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活动。本文试图就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有关问题做一简要探析。

一、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原因

清末民国时期山东移民迁徙关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迁出地、迁入地的实情及组织者有力推动三方互动的结果。

1.从迁入地关中的实情看，清末民国时期关中战乱不休、灾害迭生，交替肆虐，导致关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凋零，为山东移民大量迁徙关中，并在关中扎根落户、重建家园提供了包括耕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在内的生存基础。自同治元年（1862）起至光绪6年（1880）的十余年间，陕西关中地区，始终是战乱不止、灾害不断，无有宁日。先是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三年（1877）首先由关中东府的华县点燃并迅即燎原整个西北的回民起义（史称“回乱”），其中，同治七年（1868）以前的陕西境内回民起义，主要活动于关中东府的大荔、华县、渭南、富平、蒲城、临潼、三原一带。［2］293期间，先是汉回两族“寻仇互杀”，继而是清朝官军与回民义军对决厮杀，中间又伴有西捻军张宗禹部西入关中和清朝官军的搏杀较量，持续近10年之久，成为“继明末清初后陕西地区最大的一场浩劫”，［3］38而中心地带正是上述关中东部诸县区。

兵燹未止，天灾又来。就在关中回民起义被清剿，经济亟待复苏、民生亟待改善之际，不料，光绪二年至六年（1877-1880）又遭遇覆盖秦、晋、豫、冀、鲁五省并波及到苏、皖二省北部持续5年之久的旱灾，对尚未医治好战争创伤的关中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时隔10年，光绪廿六至廿七年（1900-1901），关中又再次遭逢波及秦晋两省历时两年的旱灾劫难。嗣后，又有民国十八年（1929）波及秦晋两省被于右任先生慨叹为“近三百年来所仅有”的百年不遇的大旱。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关中接连四次遭受兵燹、天灾的蹂躏和洗劫，

不难想象，所给予关中经济社会、百姓生命财产的摧残之惨重。战乱、大灾过后，关中大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十室九空，人口锐减，田地荒废，狐狼出没，百业萧条，满目凄凉。对此，当时亲历者笔下及地方史志都留下了许多令人怵目惊心、不忍卒读的记载。“变乱以来，汉回人民死亡大半”，“（土地）荒瘠殊常”。［4］38“自道光丁未至光绪己卯，仅三十余年，而饥馑频仍，干戈迭起，生灵之灾难苦不堪言”，“至光绪三四年，三载不雨，六料不收，麦价贵至两串零，邑中设赈四十余处，而老弱转沟壑，壮者散四方，饿殍遍野，人自相食。且鼠虫过多，豺狼甚广，诚数百年不经见之奇灾也”。［5］1直到光绪五年（1879）“春，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6］262民国十九年（1930）饥馑，致使“饿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田地荒芜，蓬蒿没胫”，［1］746“此种惨事，实近三百年所仅有也”。［1］745 战乱、大灾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关中人口锐减，田地荒废，仅同治回民起义及光绪初年旱灾，就使得陕西人口损失约710万。［7］601作为同期和随后山东移民主要落脚地的关中东府诸县在战乱、大灾过后更是人口骤减，如三原县减少了58％，［7］574朝邑县减少了60％，［7］576大荔县减少了67％，［7］577蒲城县减少了64％，［7］578高陵县减少了60％，［7］572富平县减少了％。［7］573战乱、大灾造成的地旷人稀现象之严重，为山东移民迁徙关中进而生存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耕地资源。从移民后裔的追忆中也可得到充分印证。光绪廿四年（1898），山东高密县刘崇德移民陕西富平县东上官乡时，荒地很多，当地人告诉他说：“这些荒地，你想开多少就开多少。”“后来他把岳父一家还有姓刘的也从山东引来了，先后开荒200多亩地。”［1］237即便是购买土地，地价亦极便宜，宣统元年（1909）由山东昌邑县移民至阎良区谭家堡的李知经，次年（1910）写信告知家人说：“离谭家堡东西南北或三四里或十余里或二三十里，每亩不过三四两银。况离高陵地五十里，三原地七十里，渭南地八十里，蒲城地百里，三水（今旬邑县）地二百余里，其地价更有一二两银，且有几百钱者。” ［8］779

2.从迁出地山东的省情看，清末民国时期，山东也是天灾人祸交加，导致民生极度困苦，饔飱无继，流离失所，迁徙外乡不失为纾困求生之一有效途径；同时，山东自清代以来人口剧增，地狭人众矛盾十分突出，无地或占地少于生存最底线的农民迁徙他乡谋生便成为其无奈之下的重要选项。清末民国时期，在举国积贫积弱、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灾害频降、民不聊生的背景下，山东也不可能置身局外成为一方世外桃源。这一时期，山东一如陕西一样，饱受天灾人祸蹂躏，尤其是天灾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例如，光绪二年至六

年（1876-1880）持续5年的大旱，不独陕西是重灾区，同时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灾情也并不比陕西轻，其中以丁丑年（1877）、戊寅年（1878）旱情最重，史称“丁戊奇荒”。其实，这场大旱从光绪元年(1875年)便拉开了序幕，前后持续达6年之久，被时人慨叹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至民国时期，山东景况并未见好转多少，兵祸、旱灾、蝗灾、水灾交替出现，间或伴有黄河泛滥，甚至叠加在一起。天灾人祸的反复肆虐，导致山东民众生计维艰，卖妻鬻子，流离失所，死者枕藉，据1876年12月11日《申报》报道：“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7年4月16日《申报》报道：青州“大率一村内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同年7月11日《申报》又报道：“妻妾姊妹贩鬻他方，故各村止有男而无女，所存者不过一二。”［1］3不言而喻，兵燹、大灾之后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灌溉方便、气候适宜等农耕条件又极优越的关中地区，便成为屡遭天灾人祸吞噬折磨的山东民众避难逃生的理想去处。

同时，山东自清代前期以来人口剧增，有限的耕地资源无法满足迅速膨胀的人口对耕地的需求，人众地狭矛盾十分突出，无地或占地少于生存最底线的农民迁徙他乡便成为其无奈之下的重要选项。研究表明:清代山东耕地面积一直在9000万亩到1亿亩之间徘徊，由于人口剧增，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骤减，由顺治十八年（1661）的亩降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亩。［1］3而当时“每人四亩即可得生计”。换言之，人均4亩耕地是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低线。显然，清末民国时期，山东耕地已不能满足人们最低的生存需求，迁徙耕地充裕的宽乡也就成了人们的重要选项。正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山东临淄迁入临潼的革命烈士许权中在追忆家史时说：迁陕前许家“仅有薄田二亩有半，兄弟三人（许父辈兄弟）守之，不足以养父母，遂议行陕西度日”。［9］789

3.为官关中东部多地的山东籍人士焦云龙的鼎力玉成，也是促成山东移民成功迁徙关中的重要因素。100多年前，秦鲁两地相距遥远，关山阻隔，信息不通，纵然彼此都已完全具备人口迁出及迁入条件，然而，如果缺乏熟知两地情况并积极促成移民之事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山东移民迁徙关中之事恐怕也难以变成现实。清末为官关中东部多地的鲁籍官员焦云龙恰恰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

焦云龙（1840-1901），字雨田，山东长山县（今山东省周村区）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历任陕西米脂、三原、咸宁、临潼、安康、富平等县知县，绥德、商州知州，潼关厅抚民同知，在陕为官28年。期间，焦云龙勤政爱民，清正廉明，所到之处，兴利除害，禁毒缉盗、劝课农桑，招民垦殖，赈灾救荒，办学育人，教化民众，不遗余力，民呼其为“焦青天”，被誉为“洁己爱民，近世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