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不端治理的困境及超越

大学学术不端治理的困境及超越

作者：刘学坤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01期

大学在盛世现代性的浸染中变得日益合理化，成了现代性的一个典型样本。现代性之中的大学管理使得大学的学术职位演变为一个个数量化的位置。这一位置利用“公式化”符号制造了强大的规训力量；学术创造变成规划性工程，个人时刻面临着非个人的巨型工程结构，个体的道德敏感性泯灭其中；激励与惩罚在现代性之中分界模糊，对学术激励的过分使用使学术激励演化成了学术惩罚；大学学术在货币的指挥下正不断地制造差异与竞争，学术货币化；学术考核则演变成一种短期行为。对学术不端的治理一般有两个方面：制度创造与道德自律。然而，在现代性社会中，学术不端的治理正面临着困境，对困境的清醒认识及超越困境考验着大学。

一、大学学术不端治理中制度何为

制度的逻辑

首先，制度具有“治恶”的逻辑偏好。制度常常把人的生活殖民化为“防恶”的生活，而不是向善的生活。其次，制度可能会“拉平”善。制度总是折衷主义地把群体的规则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它使得超越制度的道德之善看起来是离谱的。再次，制度天生是有缺陷的，它会自我增殖。制度像机器一样总是浑身充满缺口，于是它激发人们去弥补漏洞，以产生更多的制度。最后，制度还会自作主张。它总是在创建者眼皮下隐藏了很多东西，它有自己的想法。组织总是希望人像物一样可以计量和标准化，像机器一样控制运行的速度，现代组织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是制度。大学制度化的后果

首先，大学成了坚硬的组织。大学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能习惯性地归结于制度不够，制度在自我增殖中把它的载体异化，被制度绑架的大学变得越来越缺乏人性。其次，学术生活成了铁笼式生活。组织一形成就处于进化中，它的进化依赖于不断制造制度，把自身变得日益规整，摆脱脆弱松散状态。大学把人拉进现代性社会编就的铁笼中，要求学者的行为合乎它的逻辑，要求学术产出速度像公式一样。再次，大学学术制度的德性衰落。制度总是追求即产即用、精确打击，制度的治恶逻辑决定了它往往在匆忙中忽略道德。它有一大“优势”就是没有羞耻感、责任感，不怕人的感情谴责，它是管理者的道德替罪羊，免除了制度的不道德可能带来的内疚感。

现代社会人们考虑的很多是充满利益公式的制度，无条件的道德正在消失。高举主体性大旗的期待自主的现代人，似乎只是在无关疼痒的时候才想到道德，他们明白即便出现无限负责任的个体也并不能保证集体的负责任，因而更应该建构一种关于集体的责任伦理。大学制度的强势挤占了道德的存在空间，制度恨不得要求人在行为的时候能够不经道德思考与过滤，犹如条件反射。制度把学者们的行为“打磨”得异常平整，大学在为学者铺就“通达”的学术发展之路的同时，也把学术导向了道德极易滑坡的道路。

评审与统计是大学的“法宝”，学者的生活时刻面临着检查与考核。“评优”的“选善”活动及对“优”的过分追求正把“优”暗地里变成一种恶。对善行的评比与“称重”推到极端就意味着在最顶尖的善之下的一切都是不善的。学者总感觉自己在追赶与回避什么，他们要让自己去追赶最优的人，回避落后之后对自己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惩戒，却没有功夫去思考自己真正应该追求什么。更可怕的是，大学制度在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厮杀中学会了以恶制恶，人们在制度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种子。

学术不端治理中制度何为

大学已经忘记它的责任与精神，面临着工具化的危险。它接受了一个个紧迫的目标，而忘了自己的本质性使命。大学逐渐只求赢得游戏，获得奖赏，它们为了短期的目标时不时地动用着未经合法化甚至非法的手段，而这一进程却正在威胁着大学。

大学精神的失落是群体性的，大学集体性地走向了功利场。它生存的环境不断地在给它们种种区别于传统大学的行为以强烈的暗示性支持，比如频发的学术不端已经使大家觉得学术不端几乎是正常的。一些“不起眼”的学术不端行为，似乎已见怪不怪。西美尔认为，冲突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形式，冲突具有社会功能，学术不端是大学与学者、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行为，它可以作为大学学术制度巨大惯性的摩擦力，以削减或抵消制度疯狂运转的加速度。一定程度的冲突是群体形成和群体持续的基本要素。然而常常被忽视的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当冲突习以为常时，冲突就会习惯性地维持下去并倒逼式地被实质合法化。

二、学术道德自律何以低效

制度生活与非道德行为

制度的治恶本性的结果是它仅仅“制服”了一个个预料中的恶，却又制造出了大量的无意的不道德。制度性生活在给人一种省心的感觉的同时正在剥夺人善恶体验的权利，它使大学逐渐失去其美德，逐渐变得不懂得应对学者的道德生活要求给予关注。

学术群体依靠道德自律越来越无力，学术道德充其量是一种“躯壳”伦理，而不是一种“我”的道德。兰德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灰色道德崇拜”［1］。在道德上不追求善，而只是追求一种恶的回避，害怕自己被烙上黑的污名，只追求道德的灰色区域。在道德中，企图假装自己仅仅是灰色来自欺，就会造成黑色的结果。

日常生活中“奉献”的合法性在崇尚自由等的多元价值的社会早已经遭到质疑，无论国家或者组织都不再奢望大家都做奉献者。世俗社会人们追求的是循规蹈矩，这样不仅不会遭到制度的惩罚，也没有道德的谴责。这就是典型的灰色道德状况。恶是越轨的，必然要惩治的，而善如被看作偏离正轨，也会带来风险。大学学术事业成了道德中立的劳作，只要按照制度的要求去做事。

学术道德自律到底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

道德在“去神化”之后变得越来越软绵绵的，它一旦抛弃功利主义就循入了乏力中，这是现代社会陷入道德困境的一个原因。自律在道德领域力量先天脆弱，在道德力量的保证上还没有哪一位高明的道德哲学家能够完成它。在这里，他们或惴惴不安，或含糊其辞。在眼下的学术激励中，带着金钱的一项项激励措施，使学术道德面临巨大的考验。

学术道德在面临不断“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到底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现代性是整个社会的遭遇，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中反映，然而人类已经难以驾驭它，个人似乎只有逃避的份。人在饱含现代性的社会中享受到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在忍受精神的折磨，人类的精神正在被制度、组织和机器所吞噬。现代性的自我膨胀必然会达到自我危机的时候，大学被卷进现代性的漩涡中是其不幸。一般认为，大学有极强的保守性，有抗拒其认为不合理的东西的先天能力，它对新出现的变化总是很谨慎。但是，在社会转折性的巨变中，大学也从来没有成功地把自己锁在象牙塔中躲避过。经历了现代性“洗礼”的大学或许会具有应对现代性侵扰的免疫能力，然而前提是它不被现代性吞噬。现在正是大学从现代性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正是大学批判现代性之缺陷的时候，大学不仅不应该被现代性淹没，而且应该把人类从现代性的梦魇中带领出来。

三、困境的超越

把好大学学术资格关

在古希腊雅典的城邦中，从公民中抽签组成议事会方式的古典民主建立在对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上。这一标准是财产数量。他们认为只有在严格的资格标准中公民之间才有高度一致的目标。它启示我们，大学如果能把好学术入门关，使得学术群体中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就会产生强烈的道德义愤感，而其资格越是难以获得就越值得珍惜，大家也就越会主动地去珍惜。在我国“教授”泛滥的情况下，“天下文章一大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荣誉感增进美德，羞耻感保卫美德；前者系于资格获取的难易，后者系于是否真正有资格者能够在数量上绝对压倒不具备资格的。

建立公正的评价制度并严格执行

与其在下游深受浑水之苦中拼命地过滤泥沙，净化河水，不如去上游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大学学术不端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术评价与激励机制的伦理设计缺陷。把学术评价交于第三方是一种公正诉求，但是这一设计要具备两点：第一，第三方是独立的，不受干扰；第二，第三方具有评判所要求的能力。把大学教师的研究优劣评价权力交付于质量与水平参差不齐、且根本缺乏独立性的学术期刊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学教师的悲哀。

我国缺少同行批判传统，学术圈子追随熟人社会的人情逻辑。在感性公正压倒理性公正的情况下，学术评价制度必须以陌生人伦理条件建设为依据。比如加强学术论文评审、论文发表、项目评审、职称评定、成果评奖等学术评价过程中的保密制度设计。鲍尔说“管理学也是道德技术”［2］。在我国人情文化过度发育的社会，回避制度与匿名评审制度在现实执行中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