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的形成

所谓“迟到的民族国家”，是指德国迟至世界更迭以后的2001年，才真正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即拥有内政和外交完全自主权的、统一的、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获得国际平等的民族国家。

从历史上和当今看，德国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与其它世界大国比起来，它在国家发展和世界地位等很多方面都落在后面：它统一成为民族国家比别国晚，成为大国、工业国、殖民帝国或世界大国以及成为共和国或代议制民主国家也都迟于其它国家，因此，一种不想再异于他国的平等要求格外迫切与强烈。具体表现在争取国家主权独立和实现国家统一上；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对其它西方大国来说已是不成问题的现实，但对1949年建国的西德来说，却意味着要经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征”。直到世纪更迭以后，德国才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实现了国际平等这一外交政策实质目标。

德意志兰形成民族国家的进程可以说是被延误了.

首先，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阻碍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保证。在欧洲中部这块土地上，直到1871年才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没有王权就不可能出现民族的统一。德意志民族的融合和产生，也发生在封建时代，但由于德意志兰最终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民族的形成就处于一种艰难、分裂、悲惨和扭曲的境地。

其次，“罗马皇帝”称霸欧洲的梦想延误了民族国家的出现。从公元962年的“罗马帝国”到11世纪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14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一直将称霸欧洲作为其理想和目标，德意志王国一直是处于侵略别人而很少遭人入侵的状态，这就使得它没有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统一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对外扩张的战略，也使得上层统治者无暇顾及帝国内部事务，从而忽略或延误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设。

德意志政治的分散性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经济上德意志仍然处于分散状态，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仅有少数几个工商业中心，而这些中心的利益差别很大，南部和北部的商业活动不能对接，东部和西部缺少贸易往来，大城市多半分布在边区，和外国的联系比和本国的联系更为密切。没有形成类似英国伦敦那样大规模的全国性工商业中心。17-18世纪，德国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不承受商业不景气的苦难。

20 世纪90 年代末，德国的一个大学女生卡特琳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惑，甚至她的私人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使她备感痛苦。可惜的是，他并不是少数人。德国人认同危机的产生，首先源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这样的说法，似乎颇有地理决定论之嫌。不过德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德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德国地处欧洲中部，这个“中间位置”或曰“中间地带”(Mittellage)对于德意志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既可能促进亦可能阻碍其发展。13世纪以后19 世纪之前，德国所处的环境总的来看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极为不利。“身处欧洲中央”的后果是:“中部位置规定着他们的命运;而构成欧洲的中部，被许多民族所包围，这也是德国人的命运。数百年来，这个中央是弱势的，所以它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征服欲都是开放的。至于“中部位置”是不是如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所言，是决定德国历史发展的终极因素，还有待探讨。但是这个特点对于德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则是明确无疑的:“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个事实，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后果。德国拥有数目庞大的直接与之接壤的邻国，还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界线穿透，而这些边界更多地是由历史和政治决策、而不是由自然地理所规定。③

早在德国还未出现之前的日耳曼人时代，这个“中部位置”就开始对日耳曼人的主要居地、后来的德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德意志内部一系列的分离、疏远和异己化。中间位置的第一个后果是日耳曼地区的部分罗马化。日耳曼地区即后来的德国位于整个日耳曼与罗马帝国的交界处，一边是广袤的“蛮荒”地域，一边是阳光灿烂的文明世界。罗马帝国在其扩张过程中，先后征服了高卢、英伦等地区，但历时160 余年，始终未能彻底征服日耳曼地区。公元9 年，罗马大军企图荡平日耳曼，把这些蛮族收归文明世界。但是在条顿堡森林，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罗马军团败在了以赫尔曼为首的日耳曼蛮族乌合之众手下，铩羽而归。为了防止日耳曼人的进攻，罗马人不得不于公元2 世纪初修建了一条欧洲“长城”———莱姆斯防线，把日耳曼地区即现在的德国一分为二。莱姆斯防线罗马一方，即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的地区被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实施罗马的制度，受到了罗马文明的熏陶;而北部的日耳曼人则仍生活在日耳曼文化中，虽然也受到罗马的影响，但是罗马化程度不高。这个罗马化与否的进程在后来的德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造成了德意志地区内部的文化裂痕。所以早在德国成型之前，欧洲中部就已经开始被内部的不统一所困扰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德国，与德

国的地理位置亦不无关系，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德

国内部未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政权。小邦割据的

政治格局，又被宗教改革的胜利者、各地诸侯割据

一方的局面进一步强化。宗教改革结束后，本着

“教随国定”的原则，其他国家都实现了一个国家

一种信仰或以一种信仰为主的宗教格局，唯独在

德国是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信仰势均力敌，因而形

成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格局。接受过罗马化洗礼的

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以天主教为主，未受罗马化

影响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则是新教占主流。而且因

为国家的小邦分治，宗教格局呈混乱局面，北部地

区有天主教的邦国，南部地区亦有新教的邦国，有

时两种信仰的邦国仅一步之遥，形成了一道独特

的信仰风景线。德国西南部的纽伦堡是一个天主

教城市，而近在咫尺的班贝克则归属新教。长期

宗教战争的惨烈，曾使双方信徒之间产生了刻骨

仇恨。新教邦国普鲁士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

在1871 年后掌握了德国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权。与此相一致，新教文化也在普

鲁士扶持下，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天主教信徒和

地区无论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都受到压

制。二战结束后，随着阿登纳的上台，天主教徒才

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而且宗教改革结束后，

德国南北方的文化形态也产生了相互的异己化，

北方新教地区创造出一个以阅读为主的知性文

化，而南方天主教地区则发展出一个以图像和声

音为特征的感性文化。以文字和阅读为载体的阅

读文化，同以音乐和造型艺术为主的音像文化相

互对峙，一方面丰富了德国文化，另一方面则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