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概述

(三)汉简

自20世纪初以来,在甘肃、山东、湖南、湖北、河北、 安徽、青海、江苏、内蒙古、广西等地共发现汉代 简牍8万余枚,主要有敦煌汉简(939枚),居延汉简(10 0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40余枚), 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7532枚),武威汉代医简 (92枚),马王堆汉墓竹简(960余枚),定县八角廊汉简 (1000余枚),凤凰山汉简(530余枚),居延新简(近20 000枚),阜阳双古堆汉简(6000余枚),大通上孙家寨汉 简(400余枚),敦煌马圈湾汉简(1422枚),江陵张家山汉 简(2787枚),扬州仪征胥浦汉简(20枚),张家界古人堤 汉简(90枚),清水沟汉简(62枚),敦煌悬泉汉简(30 000 余枚),尹湾汉墓简牍(157枚),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 孔家坡汉简(500余枚),额济纳汉简(500余枚),香港中 文大学历年购藏汉代简牍(259枚)等。


已出版的整理成果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 墓竹简》(平装本,文物出版社, 1978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 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 1990年, 2001年重版),梁柱、刘信芳《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 1997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 秦简》(中华书局, 2001年),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 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2001年)。《秦汉简 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一书收录了秦简整 理小组公布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 2002年6月,湖南省湘西龙山县里耶战国古城一号井出土36 000余枚简牍,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0年)至秦二世二 年(前208年)之间,多为官府留下的档案文书,极大地弥补了 秦代史料严重匮乏之憾,为复原秦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 一手资料。目前这几万枚简牍正在整理之中,《文物》和 《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公布了部分释文及图版。
秦汉简牍概述



所谓“简牍”，是“简”和“牍”二者的合称，二者都是 我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的书写材料的名称。既然同为书 写材料的名称，何以有“简”、“牍”名称的差异呢？ 首先，是由用于书写的材料本身有性质的差异造成的。一 般说来，所谓“简”，是竹质的书写材料，是用竹子截筒， 剖以为片制成的。故“简牍”之名，首先是由“竹简”、 “木牍”的合并简省而来。 其次，“简”与“牍”也存在形制方面的差异。一般说来， 作简的竹片比较窄，大都只能写一行字；而木片制成的牍， 则比较宽，可以写多行字。因此，竹简与木牍，也存在形 制上的大小与宽窄之分。不过，上述的区分，并不是绝对 的。有时竹简也有比较宽的，可以写两行字；简也有用木 制成的，称之为“木简”。只是这些都是比较少见的特殊 情况，一般说来，“简”与“牍”大都存在上述两个方面 的差异。

简牍文字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一 般说来，有皇帝的制诏命令，有各级官府 的文书，有各个不同部门、单位或机构之 间往来的公文、信札，有官府的各种名册、 簿籍，有各种不同的法律条文，有形形色 色的契约，有各种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身份 证或通行证，有医药处方，有日历记录， 有官府保存的档案，有财物登记，有殉葬 物登记，有各种古籍的抄本，有大事年表， 有官府的布告，甚至还有私人的信件。
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间,中国简牍和帛 书的出土,与以往的发现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们都 是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而进行的有目的、有 计划的发掘,不仅简帛出土的数量大增,而且实物均 得以保存下来。20世纪是简帛惊人大发现的时代, 前后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是30年代以前,一是70年 代之后,至今仍不断有大批量新的简帛材料出土。 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内容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诸多 领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




制作简牍的材料，除竹简系用竹子外，木简、木牍，有用柳木 者，秦简《司空律》即有此记载；《汉书· 路温舒传》谓以“蒲 柳为牒”。根据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其木质多为毛白杨、水 柳、红柳和云杉等。 简牍的外表形式，首先表现为简牍有长、短不一的不同规格。 根据已经出土的秦汉简牍，最长的简牍为三尺;中等长度的简， 一般是秦汉尺二尺四寸长，约合今56厘米左右；短简的长度大 都为秦汉尺一尺，约合今23厘米左右。间亦有八寸简，约合今 18厘米。 用以书写诏令的简牍则用长简。用以书写法律条文的简牍也是 比较长的，历谱也有用三尺简牍书写的。用以书写经书的简牍 也比较长。 短简，一般为秦汉尺一尺长，也有短至八寸者，如有抄写〈论 语〉的简长八寸；更有长尺六寸的简；一般用于写书符、传。 然而从出土情况来看，一尺长的短简极为普通。这种短简，多 用于书写一般文书和书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称书信为“尺 牍”的习惯。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 察团丛刊》之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 1948年)发表了罗布淖尔汉简的图版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释文。马 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 (文物出版社, 1985年)收录了3号墓出土的竹简本 医书。定县八角廊汉简、凤凰山汉简、阜阳双古 堆汉简、敦煌悬泉置汉简、虎溪山汉简、孔家坡 汉简等已发表部分释文,全面整理成果有待出版。 江陵张家山127号、249号、258号、336号汉墓竹 简尚在整理中。

已出版的整理成果有: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影印本,上虞罗氏宸翰 楼, 1914年),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 1931年),劳《居延 汉简---图版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1 [台北], 1957年)、 《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40 [台 北], 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 1959 年)、《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 1980年),马先醒《居延汉简新编》(台 北:简牍学会, 1981年),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 简补编》(台北:文渊企业有限公司, 199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 省博物馆《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 雀山汉墓竹简》(一) (文物出版社, 1985年),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 《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 197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 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 竹简〈文子〉校勘记》(《文物》1995年第12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 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 论语》(文物出版社, 1997年),甘肃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 1990年),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 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 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 1994年),张家山汉简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 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 2001年),连云港市博 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1997年),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粹 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1949年前所出版的简牍整理成果,集中在两批简牍, 即尼雅、楼兰、敦煌出土的汉晋简牍和1930—1931 年于额济纳河流域首次出土的居延汉简。由于前者 全都被外国探险家囊括而去,所以,尼雅、楼兰、敦 煌等地相继出土的简牍,均由外国的汉学家率先整 理和公布。 1949年后,简帛发现遍及全国各地,发掘工作大多由 中国各地方考古工作者进行,但简帛的保护和整理 需要有考古、历史、古文字、古文献等各个学科造 诣很深的专家参与其事。因此70年代以来发现的各 批资料,多数都是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下,由各方面学 者组成整理小组,联合攻关,通力协作,负责整理、注 释工作,使简帛整理成果得以不断面世,由1949年前 的少数几种,增加到数十种。一方面, 1949年前已经 有简牍出土的居延和敦煌、尼雅、楼兰等汉晋简牍, 继续发表重要整理成果。另一方面, 1949年后新出 土的简帛,其整理成果也陆续公布。
(二)秦简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湖北、四川、 甘肃等地相继发现秦简近5万余枚,主要有湖 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1235枚)、龙岗秦简 (150余枚),四川青川秦牍(2枚),甘肃天水放马 滩秦简(460枚),湖北沙市周家台秦简(390枚), 湖北江陵杨家山秦简(75枚)、王家台秦简 (800余枚),湖南湘西龙山里耶秦简(36 000余 枚)等。

已出版的整理成果有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 物出版社, 199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 《望山楚简》(中华书局, 1995年),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 简》(文物出版社, 199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 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 2000年),马承源主编《上海博 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 1986年)公布了 长台关楚简的图版、释文及考释。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 (文物出版社, 1989年)公布了随县楚简。史树青《长沙仰天湖 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年),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上 海出版社, 1957年),商承祚《信阳出土楚竹简摹本》(晒蓝本, 1959年)、《战国楚竹简汇编》(齐鲁书社, 1995年)分别对相关 简牍作了进一步的综合整理、考释。湖南慈利石板村楚简、 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未发表部分等 数量大、内容丰富的重要简牍尚在整理之中。其余简牍的整 理成果散见相关发掘报告。
战国简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 相继发现战国简牍近1万枚,主要有湖南长沙五里 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 (72枚),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177枚),湖北江陵望山 楚简(27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 九店楚简(344枚)、秦家咀楚简(41枚),湖北随县楚 简(240余枚),湖北荆门包山楚简(448枚)、郭店楚 墓竹简(804枚),湖南慈利石板村楚简(4557枚),河南 新蔡葛陵楚简(1500余枚),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 书(1200余枚),湖南临澧1号楚墓出土竹简(10枚),湖 南常德市德山夕阳坡2号楚墓出土竹简(2枚)等。

以各级官府的文书来说，在简牍中又有各种不同 的名称，有制书、诏书、敕书等属于中央政权的 文书；有府书(大守府下达或批转的上级文书)、 檄书(用于征召、晓喻和申讨的文书)、应书(下级 对上级询问的回信)、牒书(主要用于与人事有关 的任免、审讯及选举等的文书)、爰书(用于记录 同法律审讯有关事宜的文书)、举书(有调查报告 书的性质)、遣书(它不同于墓葬中记载陪葬物的 “遣册”，多为委任与派遣低级官吏的文书)、报 书(有判决书的性质)、疾书(说明戍卒健康状况的 文书)、治所书(专指某一地区的文书而言)；别书 (用以分别是非曲直的文书)、吏宁书(指官吏的探 亲申请书及批准书之类)、行亭书(指边塞地区带 有通行证性质的特殊文书)、变事书(关于提出建 议及意见之类的文书)等等属于地方各级官府之间 的文书。

1999、2000、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 作人员三次深入汉代居延烽燧遗址进行调查和发 掘,分别从居延都尉甲渠候官下属以序数命名的第 七、九、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等燧采 获汉简500余枚,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后 出土的第三批居延汉简,虽然出土简数不如前两批 多,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两汉与王莽时期的法律、 行政文书传递、边郡制度、屯戍活动、汉匈关系、 数术历法、医方佚籍等内容,弥足珍贵。由于以上 简牍采获地点均在内蒙古额济纳地区,因此整理者 将其命名为“额济纳汉简”。这批简的整理工作 已经完成, 于2004年上半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