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奇遇记(一)

大寨奇遇记(一)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要我俩第二天早八点一定要赶到大寨。于是我们匆匆吃完晚饭，拿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就出发了。

路过武家坪村的时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队的孙谦女儿笑非。她悄悄告我们说：前两天江青带着一伙人马来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来干什么。听了这消息，我俩都有点忐忑不安。

我们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长领着我们去接待站找文化部长于会泳。忽听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

“孙谦、马烽来了没有?”

于会泳立即应了一声：“来了!”随即对我俩说：“别抄了，快去见首长。”一出屋门，只见有几个背着照相机，提着热水瓶的男女解放军，拥戴着江青向大门口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大衣，包着一块花头巾，手里提着个小竹篮。没等于会泳介绍她就大声说：“这不就是孙谦嘛!我认识。”她确实认识孙谦。五十年代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时，曾给孙谦的电影剧本《葡萄熟了的时候》谈过修改意见，后来还带着孙谦去拜访过当时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程子华。这次她和孙谦握手之后，转身又和我握手，边说：“你是马烽，我知道。今天咱们先去虎头山上劳动!”我们谁也没有吭声，只好跟着她走出大门。一出大门，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时感到头有点大了，精神也十分紧张，

真正是诚惶诚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说话落地有声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刚刚坐起来的小萝卜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靠近。只好随着她往前走。路上只听她说：“你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不好。三角恋爱嘛!《扑不灭的火焰》还可以，可惜没拍好。我看可以重拍。”我不知道她是随口说的，还是真的要重拍。这时忽听她又转了话头：“这个张天民，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告老娘的刁状!……”张天民我不熟悉，去年和孙谦在北影修改电影剧本《山花》时，曾在小放映室看过他写的《创业》。那是一部反映大庆石油工人的影片，我们都认为很好，可听说江青不让放映。后来传说张天民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向我讲这事。看来她对张天民非常恼火。可我对张天民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准这部片子上映。

顺着一条倾斜的洋灰路，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寨的饲养场。只见附近有一些穿军装的警卫人员拉着几匹马守候在那里。这时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时感到轻松，精神负担也减轻了。这时只听江青说：“上山我要骑马。马烽，你也骑上一匹。”我见许多人都拥了过来，觉得自己陪着骑马不合适，忙说：“我不会骑马。”她在警卫人员扶持下，边上马边说：“你当过八路军的，不会骑马?”有一个警卫人员悄悄向我说：“你赶快骑上，要不首长生了气，我们也不好办!”江青在马上又扭头来说：“还有一匹，孙谦骑上。”于是我俩都骑上马，在警卫人员的保卫下，沿曲折的土路，来到了虎头山上。

江青从马上下来说：“大家都来参加劳动!摘花椒。”怪不得她提了个小竹篮，原来所谓参加劳动就是摘花椒。可我什么都没有带，但也只好跟着她向花椒丛走去。这里的花椒都栽在崖畔上，江青边走边察看，见都是空枝，有点生气了，大声说：“昨天我来看，结得密密麻麻，这是怎搞的?!”正好这时，大寨的郭凤莲提着竹篮，拿着布袋匆匆赶来了，忙笑着说：“长得好的在前边!”她领着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果然发现靠近崖畔的平地上，有些果实累累的花椒丛。后来听说，大寨干部们昨天就知道今天江青要来摘花椒。他们诚恐万一把这位首长闪下崖去，吃罪不起。因而动员妇女们很快就把崖畔上的花椒采摘完了。这几丛是专门留给江青采摘，照相用的。江青看到这几丛花椒显得很高兴。她边和郭凤莲聊天，边提着小竹篮开始采花椒。陪伴她的秘书、护士也参加了。这时她带来的摄影师、《山西日报》的摄影记者及县通讯组的同志，都把照相机对准了他们。我和孙谦趁机躲到一旁去抽烟。中午回到招待所，所长通知我俩，今后就去接待站餐厅就餐。接待站的餐厅很宽大，也很整洁，里边摆着十多张大圆桌。江青一见我们就招呼要我俩到她那一桌去，我们没敢贸然行动。这时只听于会泳说：“首长要你们来坐，还愣什么?”我们只好走过去和江青同坐一桌。各桌的饭菜倒都一样：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米饭馒头。只是江青面前多摆了四个高脚瓷碟，里边是一些不知名的绿色蔬菜。吃饭时候，江青要我俩尝尝她面前的菜，我俩没敢伸筷子。她又催促道：“尝一尝怕什么?”老孙说：“尝就尝一尝!”随即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江青问道：“好吃吗?”

老孙说：“寡淡!”江青说：“就是嘛。大夫专门欺侮我，说有这营养，有那营养。哪里有红烧鱼好吃!”她边说边伸筷子要夹大盘里的红烧鱼。于会泳慌忙用另一双筷子夹了半条鱼，放在了她碗里，江青就有滋有味吃了起来。

饭后我俩回到宿舍，我有点感叹地说：“昨为阶下囚，今成座上客。这不知是要怎呀!”老孙说：“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第二天上午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服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他们一见面就向我们打听：江青叫他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俩还在闷葫芦里关着哩!”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就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拉秀’(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花了四十万元……”江青说：“四十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江青这么一说，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当晚我俩回到宿舍后，都有点怄心丧气。《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早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建

议山西省委组织人写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由北影拍摄。写剧本的任务落在孙谦和我的肩上。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算写出了初稿。可谁知“文革”中竟成了我俩的“罪行”，挨过好几次批斗。“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这部电影。于是省革委就把在乡下插队劳动改造的孙谦和我调回来修改剧本。当时省革委实际上也是两派，反陈永贵的一派虽不好公开反对，但对剧本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改不行，那样改不行。消耗了一年多时间，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后来在北影向省革委催促下，他们才算点了头，我们才算脱去了这顶愁帽，大大松了一口气。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这个剧本原是周总理交给山西的任务，而现在江青完全否定了，她要亲自抓这个本子!那时候，私下里听人传说她是个喜怒无常的人，要我们重新写剧本，这不知又要受多大的折磨。两人思来想去，觉得只有找陈永贵出来说话，也许可能免去这苦差事。于是早饭后我俩就悄悄去找陈永贵，希望他能和江青说一声，影片已经快拍完了，不要再另起炉灶重新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正好住在大寨家中。我们去的时候院门口两个便衣警卫不让进去。这时过来几个上地的女社员说：“他们是老陈的朋友!”这样我们才进去见到陈永贵。当时他正蹲在炕头上，就着咸菜喝“沙粥”。老孙把我们找他的目的简要说了说。老陈摇了摇头说：“老实告诉你们，这事我不便说，说了也不顶用。”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江青一到大寨就和陈永贵谈了，她要亲自抓写大寨的电影剧本。还说：“现在拍的这个不行。两个老作者，精神状态上不去……”可能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