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死亡段德智

主体性的死亡(（２４０００字）

“主体性”的死亡

段德智：

●段德智(进入专栏)

一般而言，事物的发展无非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连续性的形式，另一种是间断性的形式。事物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形式是由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的，特别是由事物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态势决定的，其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主义制度的过渡中，虽然英国资产阶级最终采取的是“光荣革命”的形式，而巴黎人民则采取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形式，但是，这两次革命都对本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同样积极、同样深广的影响。现在，当代西方哲学也面临着两种抉择：一种是在根本否定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前提下，推进和发展非主体性哲学，另一种是在批判继承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推进和发展非主体性哲学。尽管《非理性的人》的作者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曾经向人们极力推荐“妥协”的方式，但是，还是有许多当代西方哲学家执著于“旧桃新苻”的思维模式，[①]执著于间断性的发展模式，提出并论证了他们的“主体死亡论”。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着重考察“主体死亡论”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影响至深至广的三种形态，这就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福柯的“大写主体之死”和海德格尔的“一般主体之死”或“人类学的主体之死”。

一、尼采的“上帝之死”与“人之死”

恩格斯在强调“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这一方法论原则时，曾经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这就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②]既然当代“主体死亡论”的言说是从尼采的“上帝之死”说开始的，则我们在讨论“主体死亡论”时，自然也就应当从尼采的“上帝之死”说起步。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关于“上帝之死”的言说，可以一直上溯到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0－1871年）的写作年代。因为尼采在起草他的这部早期著作时，就已经在一个笔记中写道：“我相信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都必然要走向死亡。”[③]在这里，尼采虽然尚未明确地提出“上帝之死”，但可以说已经为“上帝之死”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因为它毕竟道出了“上帝之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其后，在《快乐的科学》（1881－1882年）中，尼采则正式宣布了“上帝之死”的讣告。尼采发表的这个讣告别出心裁，耐人寻味。首先，这个讣告是藉一个疯子的口宣布出来，而不是藉一个具有哲学智慧的哲学家的口宣布出来的，尤其不是藉像笛卡尔、康德那样的理性哲学家之口宣布出来的；其次，这个讣告充满了逻辑悖论：一方面，这个疯子是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寻找上帝”的；另一方面，这个疯子的话语是前后矛盾的，是违背西方哲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逻各斯”精神或理性精神（不矛盾律）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寻找上帝！

我寻找上帝！”而他接着说的第二句话却是：“上帝在哪里？是我们把他杀死的――你们和我！我们都是他的杀戮者！”[④]一个“寻找上帝”的人竟然其本人就是“杀害上帝”的“凶手”，这事无论如何让人感到滑稽。尼采安排一个疯子来承担这个角色，看来是颇具匠心的。

这样，在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言说中，就抛给了我们如下三个疑团：首先，是上帝何以必定要死？其次，是人何以能够杀死上帝？第三，是人为何一定要杀死上帝？然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年）中找到答案。

我们知道，在基督宗教中，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上帝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不可能纯粹出自外因，出自他所创造的人类之手，更不可能出自一个疯子之手的，而只能是由于他自己。当年力大无比的士师参孙若不是自己好色，中了非利士人的奸计，被人将头发剃得一干二净，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身败名裂的。[⑤]士师参孙尚且如此，何况上帝呢？在尼采看来，事情正是如此。不过，与士师参孙不同的是，上帝所“好”的并非非利士女子大利拉，而是整个“人类”。正因为如此，尼采反复强调说：“上帝也有其地狱，那便是他对于人类的爱。”“上帝死了，上帝死于他对于人的同情。”[⑥]从尼采的价值观来看，这一点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尼采看来，正是上帝的爱和同情，造成了人的病弱、怯懦，造成了人的“侏儒道德”或“奴隶道德”，使整个人类堕落成“末人”，“比猿猴还更像猿猴”，充其量是“一种植物与鬼怪之矛盾的混合体”。[⑦]由此看来，上帝既然导致了人的堕落和人的死亡，“上帝之死”也就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那么，由谁来给上帝施行死刑呢？由人类！请注意，尼采在谈到弑杀上帝的凶手时，用了人称复数，并且藉这个疯子的口强调说：“我们都是他的杀戮者！”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既然上帝的爱或同情使整个人类都堕落成“末人”，则整个人类起来造反，也就在所难免了。问题在于：被上帝创造的人何以能够杀死上帝？然而，正是在这里，尼采对传统的西方神学本体论实施了一种根本性的颠倒，对上帝与人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实施了一次根本性的颠倒。按照《创世纪》中的说法，创造亚当、创造人类是上帝创造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因为上帝前此创造的万物无非是为了人创造的，是为了供人“修理看守”和使用而创造的。现在，尼采却惊世骇俗地宣布：“上帝是人类的作品！”尼采自己也坦然承认这种神学本体论上的大颠覆来之不易，经历过一番周折。他写道：“从前，查拉图斯特拉也像所有的遁世者一样，将他的幻想全部投注到人类以外的世界去。那时，世界对我而言，仿佛是一个受苦之上帝的杰作。那时，我觉得世界好像是上帝的一个梦想，同时也是展现在一个神圣之不自足者面前的七彩烟霞。”但是，后来他还是觉悟了，并且终于认识到：“噢，弟兄们，我所创造的这个上帝，就像其他诸神一样，是人类疯狂的杰作。上帝也是人，而且仅仅是一个‘人’与‘自我’之可怜的断片罢了。上帝是从我的灰烬与火焰中超脱出来的幽灵，绝非降自天外！”[⑧]既然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既然上帝作为人的作品，只不过是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亦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的“可怜的断片”，只不过是“从我的灰烬与火焰中超脱出来的幽灵”，则创造他的人也就同样有能力毁灭他，使之死亡。

诚然，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随着主体性哲学的产生和凯歌行进，随着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影响的日益扩展，上帝的地位也日渐式微了。如果用毕尔格的话来说，是日趋“退隐”了：尽管早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就从他的自然神学的立场上对上帝的存在作出过著名的“宇宙论证明”，尽管自然神学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和神学史上基本上居支配地位，但是，不少哲学家和思想家还是对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表示怀疑，从而转向不可知论的立场。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帕斯卡尔赌注”，[⑨]康德则进而明确地把上帝存在理解成一种“道德公设”。然而，无论是帕斯卡尔的“赌注”还是康德的“公设”，都还是不曾明确地否定上帝的存在，而且都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上帝的存在”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