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事变的探究

对西安事变的探究

中国近代史纲要期中研究论文

组员：曾特，陈蔚然，张雨晴，张天阳

【摘要】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本论文是小组成员共同查阅资料，翻阅文献，结合自己的观点与认识而得出的研究报告。

【关键词】

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国民党宋美龄中共抗日

【正文】

一、背景及事件发生原因

1、张、杨的思想态度

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人的思想态度对时间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1928年6月1日皇姑屯事件中遇害，其次，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引起国难，家丑国耻集于一身，张学良思想上的压力非常之大。另外，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均溃败，东北军“剿共”的前景堪忧。此外，在国民党内部得不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支持，自身地位也骤降，也使得张学良大为不快。因此，张学良重新思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苦闷中寻求出路。

相比之下，杨虎城抗日态度一直很坚决。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过去同中国共产党或中共友好党员有过友好关系。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时，杨虎城就曾经向蒋介石请求，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并曾将所部四十二师开到华北抗日。

而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二人的共同特点除了爱国情怀以外，同非蒋介石嫡系的身份使得他们自己的军队不断遭到削弱。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队，向来是采取分化瓦解、借机消灭的政策。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剿共“，实际上是利用陕北地形逐渐消耗和最终消灭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入陕北时，有3个师。然而蒋介石将58师改编，甚至策反。1934年10月，蒋介石更是把杨部的17师49旅改为第五师，完全脱离杨虎城的管辖。

凡此种种，都为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2、国民党内人士“反蒋”情绪日益激烈

日本大举进犯，使得蒋介石实际上也坐立不安，为保存实力，延续自己的统治，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本身就处于各派斗争中，政权基础不稳。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不断会有反派冒出来。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公然挑起了全体中国人民最朴实的情感，不可能不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曾任诸多重要职位的冯玉祥都是“反蒋派”代表。

另外，党内仍有部分人对于蒋介石的权力虎视眈眈，时刻企图夺权篡位，这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何应钦等人的态度中显得尤为明显。

持续的不抵抗使得军队将领对于蒋介石的不满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的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相继向蒋发难。加之民众、学子的不断示威游行，一时间，蒋介石成为了众矢之的。

3、中共的“推波助澜”

共产党虽然在西安事变时并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中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思想工作上。分析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统战重点锁定于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并支持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

于是，中共在军事上重拳出击，打掉张学良“剿共”速胜的幻想这使张学良意识到继续“剿共”东北军就有全灭危险，要抗日复土，必须另谋出路。同时，中共还在政治上不断主动联系张学良，派人与之谈判，向他晓以民族大义。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再次与李克农会谈，并且达成口头协议。1936年4月8日，张学良与周恩来谈判，并且达成8项协议。这也标志着中共与张学良秘密伙伴关系的建立。

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抗日。1935年末，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亲笔信，由汪峰担当信使，杨虎城在看到信后十分激动。后来，曾十七路军中共北方联络处处长王世英与杨虎城达成4点协议。1936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分别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在经过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下，西北地区于1936年秋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二、西安事变经过及结果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