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博古行踪考-精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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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博古行踪考
博古;西安事变;周恩来;毛泽东;张学良
博古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博古在此期间的活动一直不甚了了难以评介。因此,必须确认博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具体行踪,对其所起作用的认识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一、博古扑朔迷离的行踪
西安事变前后,博古的行踪可谓扑朔迷离。有回忆文章说,博古事变前就已经在西安。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秦邦宪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1]所谓“牙科诊所”就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联络处七贤庄一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坐镇这里,事变中对西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配合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另据当年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孙达生回忆:1936年8月,“我从上海回西安,即在月底,发生艳晚事件,我和澜波被捕了。10月中旬出狱……在我与澜波住狱期间,博古代表党中央来西安,与张学良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同时带来朱理治为特派员,负责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工作。”[2]
那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对此,史学界相关的重要研究一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一)同行说。就是认为博古与周恩来“同行”一起到西安
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认为:“中共中央于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3]从这一表述的逻辑看,博古显然与周恩来同行。
《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日表》认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以及罗瑞卿、李克农、童小鹏等乘张学良所派飞机抵达西安,参加谈判,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4] 西安事变发生后数天,有许多电报可以证明博古一直与周恩来同行。如12日,“请令二十七军在原地休息并侦察前往阳澄城之道路,周恩来、博古。”13日,“请十五军团先赶往商县主力暂留原地隐蔽,周恩来、博古。”14日,“与杨商定,只要前线有令我主力即南下,周恩来、博古。”15日,“肤施城最好不住部队。周恩来、博古。”“杨电蒋谈放蒋条件。周恩来、博古。”“于军该集力守兰州不便另兵西顾。周恩来、博古。”[5]因此“同行”说虽然有16日与17日时间的不同,但显然都认为博古是与周恩来同机赴西安的。
(二)晚到说。一些重要著述与回忆录不同意“同行”说。
22日说。《周恩来传》持这一观点:“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6]
23日说。《周恩来年谱》认为: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
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7]同行人员中并没有博古。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也说:“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8]周恩来当时的电报也没有提到博古。《周恩来年谱》还明确指出,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9]
《叶剑英年谱》认为:“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0]《博古年谱》也持相同的说法:“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1]
24日说。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博古、叶剑英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12]24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13] 从上述资料看,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虽然有多种分歧,但都认为比周恩来晚了好多天。
(三)模糊说。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著述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14]一个“等”字绕过了难题。
《张学良传》认为:“17日下午,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15]该书也以“代表团”的名称模糊处理。
《西安事变新探》认为:“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16]该著作以档案资料与分析叙述的详细见长,但也以“一行”应对,显然是有所考虑的。
申伯纯的回忆录也同样:“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五日由瓦窑堡出发,十六日赶到延安。”“当日下午,代表团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17]申伯纯也是历史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中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但却以“代表团”一词含糊其辞。
含糊其辞最为典型的是《博古传》,它是这样说的:“周恩来走后,博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这关系着中国走向何处的紧急关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博古急切的等待着,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地把情况送回来,自己才能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去。在当时电讯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这种办法最为稳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像博古一样焦急的等待着。”[18]《博古传》完全回避具体时间,因为几乎没有资料表明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博古究竟在干什么。
对比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博古当时并没有与周恩来同时到达西安。因为“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因此最为权威。
二、博古出席了张学良的接风晚宴尽管“晚到说”最为权威,但令人惊奇的是博古竟然出席了张学良17日晚为周
恩来举行的接风晚宴。对此,有多名历史当事人从各自的角度都作了明确无误的回忆。
刘鼎的回忆提到了博古:“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暄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19] 孙铭九对那天晚宴的回忆更为具体:“张学良坐在北边一头的主座,周恩来坐在右边,秦邦宪坐在左边,代表团的成员分坐两边。我坐在张学良的左后方。”[20]
应德田的回忆也提到了博古:“代表团由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秦邦宪三位领导同志组成,罗瑞卿、童小鹏同志都在内。”应德田还清楚地回忆:“我坐在南面一头荣陪末座。”[21] 这些回忆相互印证,比较真实而具体地描述了张学良接风晚宴的细节,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博古为一方,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另一方,一起商谈了一个共同的纲领。”[22] 既然博古根本没有“晚到”,也没有与周恩来“同行”,于是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早到”。那么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答案是肯定的。
三、博古与周恩来1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前述博古于16日中止与周恩来的同行,但在17日又与刚到西安的周恩来一起向毛泽东发了份电报:“请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威胁敌翼侧。周恩来、博古。”[23]对这份电报《周恩来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