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博古行踪考-精选资料

西安事变前后博古行踪考

博古；西安事变；周恩来；毛泽东；张学良

博古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博古在此期间的活动一直不甚了了难以评介。因此，必须确认博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具体行踪，对其所起作用的认识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一、博古扑朔迷离的行踪

西安事变前后，博古的行踪可谓扑朔迷离。有回忆文章说，博古事变前就已经在西安。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秦邦宪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1]所谓“牙科诊所”就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联络处七贤庄一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坐镇这里，事变中对西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配合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另据当年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孙达生回忆：1936年8月，“我从上海回西安，即在月底，发生艳晚事件，我和澜波被捕了。10月中旬出狱……在我与澜波住狱期间，博古代表党中央来西安，与张学良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同时带来朱理治为特派员，负责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工作。”[2]

那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对此，史学界相关的重要研究一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一）同行说。就是认为博古与周恩来“同行”一起到西安

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认为：“中共中央于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3]从这一表述的逻辑看，博古显然与周恩来同行。

《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日表》认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以及罗瑞卿、李克农、童小鹏等乘张学良所派飞机抵达西安，参加谈判，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4] 西安事变发生后数天，有许多电报可以证明博古一直与周恩来同行。如12日，“请令二十七军在原地休息并侦察前往阳澄城之道路，周恩来、博古。”13日，“请十五军团先赶往商县主力暂留原地隐蔽，周恩来、博古。”14日，“与杨商定，只要前线有令我主力即南下，周恩来、博古。”15日，“肤施城最好不住部队。周恩来、博古。”“杨电蒋谈放蒋条件。周恩来、博古。”“于军该集力守兰州不便另兵西顾。周恩来、博古。”[5]因此“同行”说虽然有16日与17日时间的不同，但显然都认为博古是与周恩来同机赴西安的。

（二）晚到说。一些重要著述与回忆录不同意“同行”说。

22日说。《周恩来传》持这一观点：“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6]

23日说。《周恩来年谱》认为：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

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7]同行人员中并没有博古。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也说：“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8]周恩来当时的电报也没有提到博古。《周恩来年谱》还明确指出，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9]

《叶剑英年谱》认为：“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0]《博古年谱》也持相同的说法：“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1]

24日说。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博古、叶剑英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12]24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13] 从上述资料看，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虽然有多种分歧，但都认为比周恩来晚了好多天。

（三）模糊说。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著述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14]一个“等”字绕过了难题。

《张学良传》认为：“17日下午，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15]该书也以“代表团”的名称模糊处理。

《西安事变新探》认为：“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16]该著作以档案资料与分析叙述的详细见长，但也以“一行”应对，显然是有所考虑的。

申伯纯的回忆录也同样：“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五日由瓦窑堡出发，十六日赶到延安。”“当日下午，代表团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17]申伯纯也是历史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中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但却以“代表团”一词含糊其辞。

含糊其辞最为典型的是《博古传》，它是这样说的：“周恩来走后，博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这关系着中国走向何处的紧急关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博古急切的等待着，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地把情况送回来，自己才能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去。在当时电讯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这种办法最为稳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像博古一样焦急的等待着。”[18]《博古传》完全回避具体时间，因为几乎没有资料表明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博古究竟在干什么。

对比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博古当时并没有与周恩来同时到达西安。因为“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因此最为权威。

二、博古出席了张学良的接风晚宴尽管“晚到说”最为权威，但令人惊奇的是博古竟然出席了张学良17日晚为周

恩来举行的接风晚宴。对此，有多名历史当事人从各自的角度都作了明确无误的回忆。

刘鼎的回忆提到了博古：“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暄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19] 孙铭九对那天晚宴的回忆更为具体：“张学良坐在北边一头的主座，周恩来坐在右边，秦邦宪坐在左边，代表团的成员分坐两边。我坐在张学良的左后方。”[20]

应德田的回忆也提到了博古：“代表团由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秦邦宪三位领导同志组成，罗瑞卿、童小鹏同志都在内。”应德田还清楚地回忆：“我坐在南面一头荣陪末座。”[21] 这些回忆相互印证，比较真实而具体地描述了张学良接风晚宴的细节，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博古为一方，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另一方，一起商谈了一个共同的纲领。”[22] 既然博古根本没有“晚到”，也没有与周恩来“同行”，于是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早到”。那么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答案是肯定的。

三、博古与周恩来1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前述博古于16日中止与周恩来的同行，但在17日又与刚到西安的周恩来一起向毛泽东发了份电报：“请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威胁敌翼侧。周恩来、博古。”[23]对这份电报《周恩来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