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思考_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_吴元迈

回顾与思考

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

吴元迈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行:

世纪之交,我们刚刚庆祝了共和国50年华诞,至今仍沉浸在这一盛大节日的欢乐之中。今天我们又聚会在上海,研讨50年的外国文学工作,这是外国文学界的一次盛会。

1949年,共和国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屈辱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5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备尝艰辛,奋发图强,不断前进,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50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经过几代人的艰苦跋涉,辛勤耕耘,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然而,它走过的却是一条复杂曲折、不平坦的发展之路。这几乎与共和国的风雨历程同步。5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新兴期(1949—1965)、停滞期(1966—1976)和发展期(1977—1999)。现在,我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抛砖引玉,向大家请教。

一、新兴期:1949—1965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作为国家的文学研究机构,它建立稍晚。1953年北京大学创建了以郑振铎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下设几个外国文学研究组:东方文学组、苏联文学组和西方文学组。1956年文学研究所划入中国科学院;1964年文学研究所的几个外国文学研究组,同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世界文

学》杂志编辑部一起,组成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由冯至任所长。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即归它领导。建国后,我国高等院校的外文系和中文系及各出版社也有一批同行,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力量的基本格局,至今未变。

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从学习苏联开始的。

“走俄国人的路”:“俄国文学是我国的导师和朋友”这是20世纪我国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鲁迅,于1949年和1932年分别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做出的结论。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成了新中国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追求:“以苏联文学为榜样”,“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成了新中国文学事业的目标;把译介和研究苏联文学摆在外国文学的首位,以苏联文学界的观点和方法、经验和尺度为参照系来审视世界其他各国文学,成了新中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使命。新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这样做,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的选择。

建国初期,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处在起步和人材与理论等方面的准备阶段。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始终与外国文学翻译紧密相连。这是我国外国文学工作的传统和特点。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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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以来,外国文学的介绍研究经常采取的是一种为译作撰写“小序”、“跋”、“附记”或“附言”的形式。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作人等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为翻译作品写的前言或后记,不乏深刻和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至今仍保留其意义和价值。解放后我们发扬了“五四”外国文学译介的优良传统,并从1953年起恢复了鲁迅与茅盾于1934年创办的《译文》杂志,同时也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译介新领域;不仅大量译介了苏联及东欧、东方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重译或新译了一批欧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品,也翻译出版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拿拉美来说,就有智利、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的文学作品。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开展反“苏修”斗争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后,第三世界的文学译介,特别是阿尔巴尼亚的当代文学(还有它的电影)和越南的当代文学(如《南方来信》等)的译介,曾经占据了突出地位,而所谓的“苏修”文学和当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学则基本转入内部翻译出版。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种正常和合理的外国文学译介现象或译介格局。

在新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的翻译和编选。这是新中国外国文学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变化之一,也是它的主要收获和主要成就之一。为了我国文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论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和方法,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特别是苏联文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功不可没。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并非白手起家,而是有着自己的先驱。1925年我国第一次翻译发表列宁的文章《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揭开了我国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序幕,从那时到1949年新中国成

立的20余年里,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雪峰等都先后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梅林、卢那察尔斯基等的文艺著述。30年代鲁迅曾把这一译介工作比喻为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盗天火,或给起义的奴隶贩运军火。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曾把庸俗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波格丹诺夫、弗里契等作为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来译介。40年代有了新的变化,最著名和较全面的译介是周扬在延安解放区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1940)和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44)两本书。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著述的翻译和编选,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加完备,从而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译介的新时代。除马恩列斯编译局根据俄文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量著作以外,有关单位编选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51)和《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1959),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著述全貌的苏联里夫希茨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共4册,1960—1966),苏联克鲁奇科娃编选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共2卷,1960)。同时翻译出版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论著,如《拉法格文学论文选》,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和《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加里宁、季米特洛夫和藏原惟人等的文艺论述。

与此同时,在外国古典和现代文化的译介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翻译出版了俄国文学批评家的著述:《别林斯基选集》(1959)、《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1956)、《杜勃罗留波夫选集》(1953);文学研究所在50年代先后创办了不定期刊物《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由文学研究所主持、著名学者专家组成的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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