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5年的成长历程

南方周末25年的成长历程

内容提要：2009年，《南方周末》诞生25周年。对于《南方周末》25年意义的看法，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没有人会否认《南方周末》坚守“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的韧性，没有人会否认《南方周末》早已成为中国报业历史上一个无法忽略的标志性符号。《南方周末》的发展不仅浓缩了中国当代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更折射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即便时至今日，它依然不愧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媒体。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历史在赋予《南方周末》标本意义的同时，也将更多的疑问集中在《南方周末》的25年：是什么力量赋予了这份报纸独特的品格和坚持的勇气？“道德的化身”、“媒体的指针”、“政治的评判符号”，是文本的误读还是它的本意？在新闻专业主义与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之间，哪一个才是一张新闻纸追求的终极价值？时移世易，在媒体竞争愈加残酷的今天，它能否又该怎样延续昔日的辉煌？走进《南方周末》，或许可以求得正解。

关键词：南方周末报纸新闻转型

一、转型三部曲

第一次转型：突破娱乐小报模式

1984年1月21日，《南方周末》试刊号出版，正式命名为《南方周末》。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号面世，对开4版，每份定价4分。此时的《南方周末》也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周报。据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回忆，当年三人筹办小组的组长左方，北京大学毕业，骨子里浸润着理想主义、启蒙主义情怀。左方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文明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延续“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这个启蒙是双向的，不仅要对老百姓进行启蒙，而且要让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因此，报纸必须伴随着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种精神基调加之适合当时读者口味的版式设计，使得《南方周末》在众多同质的周报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8年9月2日，《南方周末》头版刊登专稿《一位女研究生被拐卖始末》，引起强烈反响，表明《南方周末》在休闲娱乐的内容之外开始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解剖。也是在这一年，编辑部将老报人黄文俞的一句话确定为《南方周末》的基本原则：“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并传承至今。

到90年代初，周报热潮势头更猛，从1991年到1993年短短两年间，全国新增周报15多家。大量休闲、娱乐的周报充斥市场，《南方周末》的优势逐渐消失。1991年，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决定《南方周末》自次年第一期起由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从日报社内部抽调一些年轻人参与扩版，其中包括《南方周末》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记者朱德付。现在身为《中国周刊》总编辑的朱德付回忆，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这时，能够全面、深刻表现历史和社会现状的报告文学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于是《南方周末》完全摆脱休闲娱乐，向大特写转型，用报告文学来关注社会、表现社会。从这时起，《南方周末》一直保持着百万份以上的发行量，也带动了当时报告文学在社会上流行一时。

第二次转型：扛起舆论监督大旗

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规则与秩序被打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强势群体对社会生活开始产生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处于无力状态，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各种矛盾纷纷出现。对腐败现象、社会不公的痛恨成为共有情绪，但人们却找不到一个正常的宣泄渠道。这时的《南方周末》恰当地填补了这一空间。

1995年由此成为《南方周末》历史上的第一个分水岭，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主义者陆续在《南方周末》旗下聚集，评点时政、针砭时弊，一时间，《南方周末》声誉雀起，可谓“一纸风行”。而此前《南方周末》提出的“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竞争策略为这次转型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主攻”就是鼓励记者走出广东，放眼全国参与新闻竞争；“副刊主守”就是在原先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的知名文化娱乐类版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在同类全国型报刊中的优势地位，以确保在硬新闻报道出现竞争乏力的情况下，报纸的传统读者不出现大规模流失的后果，即所谓“进可攻，退可守”。

转型后《南方周末》提出“以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点，以正义、爱心、良知为诉求，坚持讲真话，坚持公信力”的办报理念。内容上不遗余力地报道大案要案，并且大多为靠曝猛料取胜的调查性、揭露性报道，如《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1998年1月9日）、《张君案检讨：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2001年4月19日）、《沈阳刘涌案改判调查》（2003年8月28日）等。除了在大量的案件报道中为受到冤屈的弱者奔走呼号，关于其他社会弱势者的报道也属于《南方周末》在这一时期的“常规题材”，如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农民发誓告倒公安局》（1997年10月24日）及大量关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报道。《南方周末》还是我国最早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媒体之一，早在1996年11月19日就刊登了长篇报道《艾滋病在中国》，以后几乎每年12月1日全国艾滋病日前后，编辑部都会策划相关报道。其他例如为圈地运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拆迁户代言，如《谁夺我祖传石库门》（2002年5月16日）；为被拐卖妇女代言《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1999年10月15日）；为城市农民工代言，《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1999年11月26日）等。通过这些报道，《南方周末》不但树立起了“新闻界良心”的标杆，迅速提高了公信力，而且由于其在报道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建立在理性调查、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同情弱者的倾向，开始被读者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第三次转型：走向理性建设性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几年内，这种“揭黑勇士”的形象、对弱势者的关注和犀利的报道方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表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弱势关怀不再是《南方周末》的专利；读者要求的提高、现代理念的多元，使得《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旧有的部分问题得到解决与沟通，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也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什么才是社会的共有情绪？《南方周末》现任总编辑向熹认为，在中国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