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世说新语_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收稿日期:　2008-10-26

基金项目:　本文是贺州学院科研项目“《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文化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08ky08作者简介:　蒲日材(1972～),男,广西岑溪人,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蒲日材

(贺州学院　中文系,广西贺州　542800)

摘　要: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世说新语;才;价值观;魏晋风度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3-8233(2009)01-0123-04一、《世说新语》品评人物时

的重“才”倾向

《世说新语》是一部以品评魏晋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志人小说,它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据笔者的统计,全书出现“才”字、以“才”字来品评人物的共有85条之多。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魏晋不同的历史时期,“才”的内涵各有所不同。在汉末魏晋之际,天下三分,时局动荡,出于现实的需要,此时人们所重之才多为治国用兵之术,

《识鉴》2云:

曹公问裴潜曰:“卿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以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裴潜对刘备的看法,无论是居中原的乱人还是守

边险的霸主,都是着眼于其政治才能,与乔玄对曹操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的评价是一样的意思。这

种政务能力,笔者把它称为“治才”,这是在汉末魏初

形成的一种新的人才价值观。因为在这之前的人物

品评,人们注重的往往是人物的“德行”,是“依据儒家

所宣扬的道德来衡量的”。[1](P290)

《政事》门叙述的大

多是一个人的政务才能。“治才”注重的是对社会、对

政治的实际参预能力,是带有功利性的。

曹丕即位后,以九品中正制替代了汉末的“月旦评”,于是人物品评原来带有的严肃的政治性色彩大

大减弱了。后来司马氏集团在与曹魏集团的争权斗争中大肆戮杀异己,使得士人普遍失去了政治热情,

平日皆言及玄远,语不及政,于是善清谈就逐渐成为了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格魅力,不在乎他的“德行”如何,“治才”如何,而是他是否能清谈。《文学》17云: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

“为人薄行”的郭象,却是人们倾慕的对象,因为他有“俊才”。参照其他条目可知“俊才”之内涵。《赏誉》

26云:“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当时清谈的领袖王

衍说“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文学》32)。《文学》19记载他与裴遐清谈时“才甚丰瞻,(遐)始数交未快。”可见郭象之“俊才”指的是他谈玄时所体现出来

的口才学识。这学识口才笔者称为“辩才”。在举世崇

尚清谈的魏晋时代,“辩才”是评价一个人的关键所在,

是一个人是否享有崇高声誉的主要因素。《世说新语》

津津乐道地记载了一些名士们的辩论轶事: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

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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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No.1

百色学院学报

J OU RNAL OF BAISE UN IV ERSIT Y

2009年2月Feb.2009

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文学》31)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昔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文学》20)

孙盛和殷浩都是清谈名家,在这场不分上下的辩论大战中,饭食四次“冷而复暖”,无论是宾客还是主人都被这精彩的场面吸引住了,以至于“至莫忘食”,最后是在孙、殷二人恼羞成怒的对骂中结束。而本来就体弱的卫玠因为与谢鲲的“达旦微言”而一病不起,直至后来英年早逝,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清谈的魅力。可见“辩才”对于一个人人格魅力生成的重要性,它已远远超越了“治才”成为了品藻人物的主要标准。

魏晋之际政治黑暗,人们谈玄本是出于政治避祸的现实需要,此时的“辩才”是具有实用的政治目的的;另一方面,谈玄内容虽是以老庄哲学为主与政治无关,然而谈玄需要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出色的口才,在一定程度上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才能。因此“辩才”也还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性。《文学》53云张凭就借“清言”折服刘惔,而后被推荐、任命为太常博士。然而,随着司马氏篡权成功建立晋朝,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斗争的局面消失了,“痛苦的背景没有了,光明的向往取消了”[2](P180),晋朝的清谈“成了名士们高贵生活的点缀”[3](P38)。清谈本来就注重言辞音调的美妙,此时更是往这方面发展:因论《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从咸称善。(《文学》55)

毫无疑问,这里的“才藻”是指清谈时行如流水的才思、美丽精妙的语言、抑扬顿挫的音调。到了东晋,清谈时更加注重的已经不是谁在义理上能站得住脚,而是其辩论语言是否新奇华美,辩论口才与风度是否能够折服别人:

支道林、许掾诸人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40)

辩论的内容已不重要了,甚至是辩论的结果也已不重要了,众人“但共嗟咏二家之美”,注重的是在辩论时所体现出来的风度美。审美取向取代了实用价值,这时的“辩才”已具有了审美意义。

政治黑暗促成了谈玄之风,谈玄之风气又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一点就是更让人们感受到个性价值在人格塑造中的重要性,于是从正始开始人们为了更突出自己的人格魅力,一方面除了追求文才学

识、清谈之术外,一方面更加注重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子敬素好琴。(《伤逝》16)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栖逸》1)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任诞》17)

这里的“才”和治国用兵的“治才”不同,和个人价值的“辩才”也不同,它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它是非功利的。追求个人在琴棋书画等方面的专长,和治国用兵并无什么必然联系,一个人在琴棋书画等方面有特长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治才”。所以这里的“才”是具有审美性质的,它纯是指“艺术之才”,简称为“艺才”。在魏晋时,在人物品评“治才”退居次要地位后,人们对“艺才”的追求和“辩才”是同时发展的,有一则故事说明了在晋代人们对“艺术之才”的重视: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品藻》75)

“从外人论殊不尔”看,王子敬的书法(包括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引起了名重当时的谢安的注意,而且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在魏晋,人们对艺术才能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书法、画画、音乐、舞蹈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魏晋士人几乎都以艺事见称于世,且都是一些多才多艺之人: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巧艺》8)

《晋书.戴逵传》云:“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绝妙,时人莫不惊叹。”为此,《世说新语》专门设有“艺才”门———《巧艺》。《巧艺》门里记载的全是魏晋士人的爱好特长。人们对于这种自身的才艺追求报以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

谢太傅:“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7》)

本条注云:“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文学》98注又曰:“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正是因为在“艺才”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才导致顾恺之忽略了生活上的细节逻辑,其日常生活上的“痴”,正说明了他对艺术热爱之深。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的重“才”倾向,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而内涵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分别偏重于“治才”、

“辩才”、

“艺才”,虽然说这种不同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界截然分开(它们往往是互相交叉参杂,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其变异的轨迹还是大致可寻:即由带有社会功利性的政治才能(“治才”)向半非功利性的口才学识(“辩才”)转向,最终过渡到非功利性的爱好专长(“艺才”)上。《世说新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变异的魏晋士人人才价值观最终促进了人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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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