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汉民族思维模式_语言结构及其翻译

外语学刊1999年第2期(总第96期)

论英汉民族思维模式、语言结构及其翻译

合肥经济技术学院　司显柱

提要:本文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作者回顾了洪堡特和沃尔夫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语言本体论观(linguistic ontology)———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不仅是表达和标示思维的方法,而且是一种形成思维的模子;论述了一种语言的语言结构与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之间的辨证关系。以此作为理论指导,作者接着分析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理性主义”,“神凡二分”,“重形式论证”的哲学精髓和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所表现的“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备”为鲜明特征的分析思维模式;描述了这一模式映现在英语语言构造上所折射出的“以形统神”的空间性树型构造的“形合”特征。

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具体至儒家、道家、中国佛教和《易经》中哲学观点的解读,剖析了中国传统哲学“重领悟、讲含蓄”的思想方法,论述了汉民族在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文化传统的长期影响、涵化下而逐渐形成的整体思维模式。通过对汉语话语构造特征的举要分析,作者论证了上述模式对汉语语言构造上的固化作用,以及后者表现出的“意合”性。

文章第三部分以前述英、汉民族分析与整体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反映在英、汉语言构造上的形合与意合的对立为观照,从翻译标准的“信、达、雅”为切入点,论述了翻译中将原语语言结构转换为目的语结构的必要性,否则,翻译就是不全面的(partial translation),因为,那样的翻译不仅原文“意思难免会在不同程度上被丧失或被扭曲”,而且译语表达必然是“翻译腔”十足,远离翻译语言的“达、雅”标准。

关键词:思维模式　语言结构　翻译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ontology,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hought patterns of English2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s,describes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and analyzes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 pattern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With enlightenment drawn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paper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from source language to target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alize the criterion of translation—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message,expressive and elegant to the target language.

K ey w ords:

thought pattern,linguistic structure,translation

语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对原语与目标语语言在包括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语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法以及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用含意,这样一个三层面上进行比较、对比、分析、描写。正如大量研究所揭示的,英、汉语在上述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就语义而言,英汉两种语言在基本语义单位———词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覆盖面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如英语uncle的词义覆盖范围就远远大于汉语的“叔叔”。就语法而言,由于英语是契形的音形合一拼音文字,言语构造重形合;汉语是象形的音形分离但表义明显的文字,其话语构造重意合,因此英汉翻译时,若机械地处理,译文就拗口、不顺:

If you confer a benefit,never remember it;if you receive one,remember it always.

原译:如果你给他人好处,不要记住它;如果你得到好处,则永远记住它。

反之若改译为:施恩勿记,受恩勿忘。由于符合汉语构造的“意合”特征,则顺畅、自然。就语意而言,英汉词语间既有“义”同“意”异,如同“义”的英、汉语单词“red lantern”“红灯”,但“意别,前者使用中常表示“喜庆、吉祥”,而后者往往表示“红灯区,妓女区”;又有一个有“意”,另一无“意”,如汉语中“四”“六”“八”有事事如意,路路顺发之意,而英语中这三个数就没有这些含意等情形。

显而易见,在上述语法、语义、语用三层面上探讨英汉语言特征,无疑对于翻译研究及实践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囿于题旨、篇幅,本文只讨论英汉言语组织结构特点、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汉语的各级语法单位之间的分界不是清楚、明晰,无论是单句和复句,还是复句和句群之间的区别,都不易划清,标点符号的使用往往有任意性①;同时,英汉互译时,往往存在原语是一句子,而目标语则要表达成包括几个句子的句群———语篇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原语虽是一语段,而目标语则只消使用一个句子的情形,故我们以下在讨论英汉两种语言言语组织结构时,论题对象不仅包括言语单位———句群、语篇,也涵盖语法单位———句子。

那么英汉言语结构有何特征呢?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角度,各自语言结构差异的背后反映出怎样不同的思维模式?反过来讲,英汉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怎样导致其语言在结构层面上的差别?原语与目标语语言结构②特征及其反映出的各自语言使用者相应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研究与实践有何理论指导及实践探作意义呢?本文试就此作出探索。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语言哲学中最引人注目、争辨激烈的问题。关于这方面关系的论述,当首推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特(Karl Wilthelm von Ham2 boldt,1767—1835)及其本世纪初新洪堡特主义者,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和他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洪堡特的基本思想是语言是一种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