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耕耘,只问收获—— 《白鹿原》人物赏析之鹿子霖与鹿兆鹏

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白鹿原》人物赏析之鹿子霖与鹿兆鹏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虽然白嘉轩也有瑕疵，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君子为乡人所敬仰。正如中医堂冷先生的评价，“我在这镇子上几十年，没听谁说你老弟一句闲话，这......太难了”。鹿子霖为人所不齿，其犯下的种种勾当早已为乡人所知，白嘉轩也按捺不住了，用恶毒的语气讽刺鹿子霖，“咱们祖先一个铜子一个麻钱攒钱哩！人家凭卖尻子一夜就发财了吗！”鹿子霖被捕，白嘉轩以德报怨，尽力搭救他，希望他有所悔悟，然而出狱之后的他反而变本加厉，因此白嘉轩说出这样的话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说白嘉轩的教育目的就是使自己的孩子懂的做人的道理，成为白鹿村的合格接班人，那么鹿子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实现祖宗的愿望，至于他们以何方式实现，他们是否喜欢，他似乎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而不在乎他们是否以符合仁义道德的方式实现，正如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进城念新书是造成白鹿两家孩子不同命运的又一个原因，这和他们各自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白嘉轩以其“保守”的耕读传家观念让两个思想正大放异彩的少年不得不接受父亲给她们安排好的命运，回家种田，一个为以后的族长做准备，一个则进山掌管药铺。而鹿氏兄弟则如愿以偿的到城里接受新的思想。虽然其命运不禁让人为之惋惜，一个成为共产党员，却不知所踪，一个成为国民党的军人，战死沙场。和白嘉轩相比，无论是外人眼里还是白嘉轩眼中“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而究竟他们两家谁胜谁负，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验。

鹿兆鹏无法接受父亲安排下的包办婚姻，对于接受了新思想的他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怀着伟大的共产主义信念在战斗，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游离，确实多少令人可恨。首先，既然他选择了共产主义，那么他为何还要听从于父亲之命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子。而且到底他是不喜欢这个女子还是不喜欢这种包办制度，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种不喜欢是真的，如果是后者，则这种不喜欢就带有一种偏见，一种带有新思想对旧思想的歧视。而且既然他不想要这个夫妻之名，为何又行夫妻之事，难道管得住自己的思想，竟然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其次，他称赞黑娃，说黑娃“我在咱们白鹿村只佩服一个人，你猜是谁？就是你黑娃”。并大赞黑娃的“自、由、恋、爱”。对于这种赞赏，其中虽不乏二人之间纯真的友谊和无话不谈，但白鹿村值得鹿兆鹏佩服的人，还轮不到黑娃，仁义的代表白嘉轩，圣人朱先生，即使是忠厚老实的鹿三，也不是黑娃可比的，虽然年龄的差距不能最为衡量的依据，但鹿兆鹏仅以“自由恋爱”这个标准恐怕是别有用心了，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煽动黑娃烧仓。虽然他们如愿了，但结果并不比烧之前好到哪儿，反而让征粮的更加变本加厉，征粮的数目从原来的一亩一斗到现在的一亩一斗，一人一斗，而且还牺牲了三个要饭的无辜生命。由此看来，鹿兆鹏的烧仓行动可谓杀鸡取卵，其不认真分析事实而一味蛮干也为最后黑娃悲剧的发生埋下了隐患。第三，对于兆鹏、黑娃等人在元上缴起的“风搅雪”，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替农民们办了一些实事，也赢得了乡人的认可，但运动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变味。他们将白鹿村视为革命无法攻破的“最顽固的封建堡垒”而把它砸毁的行动实在有些牵强。而且在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如田福贤所说的“奸淫妇女”，但即使鹿兆鹏如何解释，他在这场运动中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用人不当，没有实事求是。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场运动中发展的十个革命弟兄真正坚持到到最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曾经参与“交农”事件的贺老大，而且他真正领会到了这场运动的意义，因此在他眼里“我那阵儿不过是反了一个瞎县官，你们这回要把世事翻个过儿，你们比我争”，贺老大咬舌自尽，宁死不屈。其革命精神之崇高，革命意志之坚定，又怎能是那些革命的“倡导者”可以相提并论。和晚清时期为变法而甘愿牺牲的戊戌六君子相比，可谓一脉相承。而且讽刺的是这群所谓热血男儿，却临阵变卦，在酷刑之下选择了低头，他们的带头大哥只撂下一句“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哇！”变躲了起来。回想当年交农事件发生以后，背后的起事人之一的白嘉轩因惭愧之情而奋不顾身救人的壮举相比，其仁义之行乃非共产主义之信

仰者鹿兆鹏所能比的。

因此，和自己的父亲比来，鹿兆鹏一样也是一个小人，只不过他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宣扬共产主义学说的主义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