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性善论与其德育思想

论孟子的性善论与其德育思想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人。相传为孔子之孙孔级（字子思）的学生，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是论述他言行的书，共七篇。全书通篇反映了孟子的思想，且以其论理思想中的存心养性的人性本善论最为突显。同时他的这一论说对其自己的德育理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即拟对《孟子》中孟子性善论及对其德育思想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孟子》心性领域的“性善论”

孟子将他的心性修养过程概括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在他看来，人在心性方面先天就是善的，因此道德修养首先是把这份善心保存，视为“存其心”；而且要扩充这份善心，即为“养其性”。人的道德修养就被定为“存心养性”的过程了。也正因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心性领域是以“性善论”为其前提和主要内容的。

应该说，人性问题一起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不论是从先秦思想家来说，还是就儒家本身而言，孔子都是最早涉及和探讨人性论的《论语·阳货》中就提到，孔子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习”相联系，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天性相近，只是因为“习”的缘故而有“上智”与“下愚”之分。但孔子未言明这相近之下的善恶定论。故法家在《商君书·算地》中把趋示避苦、好逸恶劳定为人性之本，所谓“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求乐，辱则求荣”。更有告子认为的“性无善无不善”（《告子》）。而人微言轻第一个有明确而系统人性论的孟子，则当然地反对以上观点，并提出了自己“性善论”的主张。在《告子》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这；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能，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也正基于这“我固有这”的性善论，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的心性领域的结论。

然而，孟子又很注重人的道德修养。那么，既然性本善了，又何必要强调后天的道德修养呢？孔子将这一矛盾以“…可?为道德修养的过程”而谈化了。而在性恶论者荀子看来，则根本不存在这一矛盾：正是因为人性本恶，才要“化性起伪”（《荀子·性恶》），用后天的修养来改造人性。同样的，性无善恶论者告子亦无此担心，因为他认为性犹湍水，它的方向全由后天修养决定。孟子的性善论虽然必定要出现这一矛盾，但他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他将性善视为“善端”，也就是说只具备善的可能性，而并非现实性。也正是基于这“善端”之说，孟子提出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在后天人性修养中的必要性。这四个善端，若不能扩而充之，则人“近于禽兽“。而扩充的过程即为修养的过程，虽然这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先验基础之上的，但无论怎样，《孟子》中记载的关于“善端”对德性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证是机智而严密的。也充分揭示了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

二、“性善论”基础上的德育思想

所谓育人之道，是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所关注的，且古代教育尤以德育为先为重，孟子亦不例外。从《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是将育人如何成人、如何培养理想的人格作为其心性领域思想的实践目的的。从总体上看，儒家崇尚的成人范式为“仁义之士”，其基本原则和规范自孔子开始便已经确立了。但从性近、性善到性恶，不同的人性论决定了不同的德育观。孔子的性近论涵具了仁德。“仁”与“礼”成为其道德教育的主体内容。仁以安内，

礼以正外，“仁”成为“礼”的内在情感依据，是每个人都有的。他还提出后天的教育与环境的影响才造成了人们之间很大的差别，成为其“有教无类”思想的一个理论依据。

孟子则并不满足于孔子仅仅基于血缘情感的仁的理论。他的性善论主张使他“仁”的思想进一步深入，并在其背后找到了更深刻的人性依据。在孟子看来，人先天具有良知良能，仁义礼智并非外界强加给人的社会规范，而是人内心固有的“善端”。既然人性本善那么教育也就是一个找回、保存、扩充自己善性的过程，最终“明人论”所以，在《孟子》中可以了解到，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忆“把《论语》中子贡所…不可得闻?的…性与天道?，心脏中庸》里讲的…天命之谓性?完全落实到人的…心?上”，使育人之道“不在于宗教，不在于玄学，而在于人的自身”。他认为品德发展是不断扩充人的善性的过程。德育要收到好的效果，必须因性育德，顺应人的本性，使“道不远人”；改变其性，或脱离其性，则不利。他在《离娄下》中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能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即如作事循理，不妄改作，像大禹治水那样顺水性之自然，就是大智了。而“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尽心下》），即为人性之自然。但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人性中还有仁义礼智等善端，这些是人性更高层次的需求。但求其效心，限于一己，这是不够的，更应当扩而充之，所以孟子以为，因为人性本善，人皆有所爱，不忍忘恶，如能将爱心推广到不爱之人，就是“仁”的表现；人皆有不喜为这事，如能抑情上欲，推广到喜为之事，就是“义”的表现；人皆有不害人、无奸利之心，如能充而扩大，则仁义不可胜用；人皆不愿为人轻贱，如能充而扩之，则可以自强不息。相反的，如若德育不从人的本性出发，“远人”，缺乏心理基础，那么德育便收不到好的效果。

然而，也正是由于其人性本善论的影响，使孟子的思想中理想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深信可以通过以上这种教育来达于一个理想的社会和一个和谐的自然。在他看来，性本善因而当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自然可以把家国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了。这种思想夸大了个体心性修养的作用，使得德育凌驾于其他教育之上，也使得具有广泛内涵的人格被单纯的德性人格所代替了。因此这种性善论基础上的德育思想，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

孟子的思想学说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更巨，宋代以后常把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一）性学说：这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孟子确认，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了；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而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这种“善端”不仅是先验的，也是超功利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羰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也是孟子的“性善”论。

在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孟子通过“同类相似”的例题来论主人所普遍具有的善性，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

子上》）孟子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之同时，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外界影响。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二是人自身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保存和扩展，孟子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功夫，这其中既饮食了他的认识论，也包含了他的道德哲学。这些修养功夫是由一系列命题构成的，如：

（1）“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2）“存心养性”，“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3）“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

（4）“求放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

（5）“自反”，“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怒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6）“养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此外，尚有“不动心”、“存夜气“、“先立其大”、“知言”、“知耻”等等命题。

（二）“仁政”思想：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指出，“仁政”源于先王的“不妒忌闪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考悌忠信，入以其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这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又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铠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同时，孟子又提出了“制民之产”的思想，即主张以“恒产”来求得老百姓之“恒心”，“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突出了“民”的地位，他提出“保民而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此外，在孟子政治学说中还有“王道”与“霸道”之辨、义利之辨等等。

（三）理想人格：孟子学说澡还有不少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等等，如此种种，都是激励人心、传颂千古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