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读后感

《明夷待访录》读后感

虽然明代距今已经几百年，但是读起先生的文章却不觉得晦涩难懂，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思考明代灭亡的原因，其成果的影响却不局限于明代为何而灭亡的思考对我们的启示，后世孙中山先生对梨洲先生的想法也是极为赞同的。梨洲先生这样评价自己“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一生经历颇为丰富故而思想能如此深刻便也是不难理解的。

明夷，《周易》地三十六卦，卦象坤上离下，孔颖达疏：“夷者，伤也。”即光明受到挫折和压制。《序卦》明夷，利坚贞。意思是君子在面对明夷的情况是应该“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

萨孟武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说“若无外来思想的冲击，不问如何伟大的学者也难摆脱古人思想的窠臼。”《明夷待访录》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的结晶，不该也不能用西方的什么民主的思想来限制和批判先生的思想。让西方文化掌握话语权，信奉舶来的所谓的“民主”、“现代化”，然后用中国本土本来就没有的思想来进行比较，然后本土的文化就被贬低的一无是处。对于两种截然的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样带着已有的是非观去比较是有失公允的。但比较方法本身是没有错的，我倒是颇为认同比较是认识事物的良好方法，所以我选择用比较思维方式的方法而不是比较其思想成果的方式来认识先生的思想。姑且就自己肤浅的理解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儒学相比较于道家等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这个世界，“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将目光集中于人本身，人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源头是目的而非手段。“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剖析人的本性。在此我并不觉得中西方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我认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自我感觉在卢梭的论证逻辑中也是以人为起点，只是在采用了不同的论证方法才使得二者之间的差异变得如此之大。谈及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说一言以蔽之就是“君主专制”，浩浩汤汤的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就只是“君主专制”而已？闻之不觉心寒。三代之时上至天子，下至诸侯皆是世袭制，如果要以封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三代政治更符合“封建”（封邦建国），且与西方的领主制度模式更为接近，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状况也像极了春秋战国时代混战的状态。自秦之后改分封为郡县，除皇帝之外再无世袭者，一切官职皆由任命而产生，又何言封建之说。况只一家传子，且较之于传贤既能使政府完成新陈代谢，又不会造成中枢的动摇。

南雷先生探究明代灭亡原因在《原君》篇中表示对专制的批判，鞭辟入里。当时的人头脑中错误的国家观念根深蒂固，“国家”国在前家在后，而国又是君主的而非天下人的，这样的反思不得不说是从一个俯视的视角、冷静客观地进行批判确，高屋建瓴、实令人敬佩。

臣事君，“视于无声，听于无形”分明是忘记了自己出仕的本愿，“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臣的本质、

目的和任务便是如此清晰。这当时奴颜婢膝的臣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原法》中感触最深的一句话便是“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可以简单在立法方面这样理解一下，就是说良好的法律是看其维护的是谁的利益。此时立法权就天然地被认为归帝王所有，人们就该天然地守法。不得不说这是典型的儒家思维方式，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论证的时候很清晰地解释了，立法权的归属问题，主要的守法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公民。一个是按照特殊的文化当然地认为，一个是指望想从逻辑上把理论上说通然后再去实践云云。这样的差别，儒学的思维方式中非常注重实际而忽视理论。借用一句话“中国人流毒无穷地聪明”，被自己震撼也被自己限制。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祖罢丞相始”。明代政治的一大特征是宦官干政，想必高祖在罢丞相之时已经想到了，要不然也不会留有宦官不得干政的旨意，但是明代最终还是未逃此厄运。足见置相的重要作用，且不论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中相自是不可或缺的。

南雷先生所倡导的并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其中没有公意。是朝廷之所是，非朝廷之所非。只是朝廷决策权的拥有者在先生这里发生变化罢了。

先生的思考既入世又出世，入世是指从现实出发思索问题，所谓出世我是想说以一种较高的姿态来考虑现象的本质。然而相比之下，这种出离不够彻底，在入学所能够接受的限度内，向往着所谓的圣君贤相，未想过将君相的模式剔除之后的社会状态。有君有相，无专制

难怪会有如此多的人向往三代的政治生活。

惩明代之失，而讲求矫正之法，利于百代，受万世敬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分析只要是对现实有益即可，不必再纠结其他。相对于当时是伟大的都值得敬仰，何况是立百世而不衰的学说思想，不能用现代的、苛刻的观点去挑剔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