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演变及其经验探析

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演变及其经验探析

摘要：20世纪中期建国以来，新中国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六十年，从建国初的“一边倒”战略，到六十年代的“反两霸”、七十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八十年代的“全方位”战略，以至于新世纪的“和谐世界”理念，从毛泽东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革命与战争的外交思想，到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的判断，再到胡锦涛“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外交在六十年中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单边外交到多边外交，逐步走上一条不断迎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国外交，这既是世界又是中国的方针政策。

关键词：新中国外交政策经验战略

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他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蒋介石集团盘踞着台湾，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复，还确定了我国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能搞“两个中国”；第二，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我国主权的诚意。按照上述原则，新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清除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有力地巩固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把美军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下来同中朝方面进行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与此同时，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援越抗法、抗美的决策。1954年，新中国首次实际上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同其他与会国一起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后，为加紧控制台湾，于1954年12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沿海受到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毛泽东坚定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分歧出现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我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拒绝后，苏联领导人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不断制造边境纠纷，推行霸权主义，并威胁我国的稳定与安全，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毛泽东先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同苏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面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挑起边境冲突，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的举动，毛泽东采取了“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坚定不移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此我国外交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政策（此期间的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法建交是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随着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两次调整了外交政策,即由"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进而发展为"一条线"、"一大片".两次调整的外交理念明显不同,前者的主要依据是意识形态;后者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主要标准.因此,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在战略重点和策略风格上也就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有利于中国的有利因素有二：①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越来越多，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加强。②中国自成立以来，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而且能够代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1971年，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票数，第一次超过美国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票数。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正在走向破产；美国扶持台湾国民党政府，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政策正在趋于瓦解。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成为历史的必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中日关系的改善，此时中国外交的新成就，揭开了中国外交新的一页，使中国开始促进了外交事业的发展。从1970年到1972年的三年时间里，先后有1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意大利、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方社会封锁新中国长达20多年的铁门终于被打开了。这些成就取得一方面表明美国孤立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的具体表现。从20世纪50年代起因美国孤立遏止中国而形成的外交僵局终于被打破，我国外交工开拓了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恶内涵，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此时中国外交政策赋予独立自主以新的内容,实行不结盟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更好地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在冷战后的新时期,中国与一些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目前是加强与大国的合作和交往,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90年代初，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西方再次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面临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希望，中国怎么办，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外交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任何决策上的偏差和战略上的失误，都将产生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关头，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旨在把中国自己事情办好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这是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应变性举动，是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逻辑起点，它对冷战后的其它外交战略都具有指导意义。

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造成了巨大冲击，人们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存在着各种看法。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和政治遏制面前，许多人难以保持冷静，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主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外也有极少数人主张步苏东后尘，向资本主义妥协，改旗易帜。在攸关社会主义中国前途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简明扼要地指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构成了“韬光养晦”战略的主要内容。它是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