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伏尔泰《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的改造及原因

浅析伏尔泰《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的改造及原因

摘要：《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已盛传已久，最早便有《春秋左传》记载，后来发展又有《史记赵世家第十三》、元杂剧《赵氏孤儿》，并且此题材也被传到欧洲地区，被伏尔泰改编成《中国孤儿》，两者虽然情节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却大有不同，其剧情、人物、矛盾、主题等都反映了另一种思想倾向，但是两部戏剧都是以“救孤”为核心，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并宣扬了儒家思想的“仁义”精神。同时，伏尔泰在对《赵》的改编的原因非常明确，想要表达的两种文明的冲突的结果，以及他对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信仰，体现出他个人自身的价值观，对人性的思考。由此《中》剧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关键词：情节简化人物主题转换改编的原因

一、伏尔泰对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的“改造”

（一）取材相似情节，却比《赵》剧更简化

两个版本的故事都是以“救孤”为核心内容，以救孤精神为核心思想，但是，伏尔泰的《中》剧只保留了《赵》剧中的“搜孤”、“救孤”两个基木情节，简化了《赵》剧中曲折起伏的情节，把故事压缩到一昼夜。为了使主题更生动有趣，他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了一个恋爱的情节（成吉思汗向尚德之妻伊达梅展开追求）。而且，故事的社会背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赵》剧叙述春秋时期的故事，《中》剧叙述的是元朝初年的故事。《中国孤儿》戏剧一共分为五幕，其大概情节：成吉思汗率军攻入汗八里（今北京），皇帝托孤于大臣尚德。成吉思汗诛死皇帝及诸王子时，发现遗孤失踪，遂派人追索。尚德以自己的幼子冒充遗孤交成吉思汗。尚德妻伊氏不忍亲子死于非命，遂向成吉思汗道出真情，愿代幼主就戮，请恕其夫及其子。成吉思汗数年前曾钟情伊氏，此番旧情复萌，想娶伊氏为妻，一切概不追究。伊氏不允，后来在转移遗孤时，不幸被擒。成吉思汗再次逼婚，又遭拒绝，不得不同意伊氏与其夫尚德诀别。夫妇相见，互陈衷曲，无屈服于淫威之心，唯以忠义相勉。此情此景感动了成吉思汗，使他幡然悔悟，不但免三人之死，且令尚德夫妇妥为抚养遗孤。

（二）升华矛盾主体，从家族矛盾转换为民族矛盾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的基本矛盾是屠、赵两个家族的世代冤仇，贯穿在整个剧中。一方是阴险狡诈、恃宠专权的武官屠岸贾，另一方面是忠臣为国的赵家，屠岸贾处心积虑陷害忠良，而程婴、公孙柞臼义无反顾地保护忠良，这对矛盾不可调和，并构成全剧陷害与反陷害，奸与忠的矛盾冲突。而伏尔泰深受中国精神文明的感染，在对原剧的矛盾冲突进行创作时，他一改原剧里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的矛盾，而想表现的是两个民族间的文化冲击。他虽然袭用了原剧的“搜孤”、“救孤”的情节，但其中所展示的矛盾内涵和性质却不一样。原剧的孤儿，是一个家族的后代，屠岸贾“搜孤”的目的是为了把赵家满门斩绝，以除后患，程婴等救孤，是为了保存赵家的命根，以图来日报仇雪恨。伏儿泰剧中的遗孤是大宋皇帝的后代，也是整个大宋王朝的最后象征，背后是大宋王朝(汉民族)的礼教和文化，成吉思汗搜孤，旨在扼杀大宋王朝的文化(也就是伏尔泰所仰慕的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象征，以便在思想、文化上征服汉族。尚德夫妇誓死保卫大宋王朝这个幸存儿，是希望能让他以后重建国家、重整民族的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伏剧的搜孤与救孤具有了两个民族的两种文化斗争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赵》剧。

（三）以儒家思想塑造人物，宣扬道德仁义。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人物安排上与《赵》剧迥然不同。《中》剧里的中心人物从屠岸贾变成了成吉思汗，从程婴变成了张惕与伊达梅夫妇，并且伏尔泰删去了程婴将遗孤养大成人最终复仇的情节，有意不传达那种“杀身成仁”的观念，表明伏尔泰对这种观念还

是有否定的意味。不过，在两部剧中，各色人物虽然身份和性别有了改变，但是这两部剧中人物都宣扬了儒家伦理，或者说，伏尔泰借这些各具特点的人物传递儒家思想，宣扬道德仁义之美。

伏尔泰在自己的剧作中，通过人物的改塑，把《赵》剧里程婴的高尚道德在《中》剧里尽情发挥，表达出他对中国精神文明的赞美和仰慕之情。他精心塑造了尚德夫妇这样一对集中国道德于一身的人物。《中》剧里，程婴的角色被张惕夫妇取代，张惕是大宋遗臣，伊达梅是他的夫人，除此之外，伊达梅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成吉思汗的旧情人、他们所保护的也不再只是一个大臣的遗子，而是大宋的最后一个王子，为了保住这个遗孤，张惕与程婴一般献出了自己的孩子，这里值得关注的也是与《赵》最大不同的就是张惕的夫人伊达梅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牺牲，而将真相告诉了成吉思汗，随后是这部剧感情与理性的冲突达到顶点的地方—伊达梅的选择至关重要、其实单单是张惕就己经足以表达伏尔泰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推崇、而伊达梅最后选择了理性，她为了忠于丈夫而拒绝了成吉思汗的求爱，她为了忠于自己的民族而愿意舍身救孤，这是伏尔泰对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绝对升华，是“以夫为纲”与“以君为纲”的绝佳体现，主旨在于宣扬中国的儒家舍生取义、仁的思想，也表现出伏尔泰对中国儒家思想的仰慕。

（四）主题转换，以“惩恶劝善”转“扬善融恶”。

《赵氏孤儿》又名叫《赵氏孤儿大报仇》，其主题是关于复仇，作品描写朝廷内部文臣、武将之间的世代仇怨，表现朝廷内部的善恶斗争，并以孤儿长达成人最终除奸报仇，扬善惩恶作结，歌颂了主人公忠勇义烈的品质，反映了善恶有报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心态和审美理想。伏尔泰通过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对《赵氏孤儿》里复仇的部分进行了改造和开掘，写成了宣扬仁爱，强调和解的《中国孤儿》，通过两个民族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表现了道义终将战胜暴力，理性必将征服蛮勇的思想主题。《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都强调描写一种道德美，都强调一种“劝善”、“扬善”的心态表现。不过纪剧立意在“惩恶劝善”，着重描写的是斗争，通过斗争，让美德发出照人的光彩，给人以感奋：伏剧立意在“扬善融恶”，刻意追求的是融汇、和解，通过和解明示美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给人以教育。伏尔泰认为显然后者比前者有更大的道德威力，当然他自身对这种道德力量也更加的崇拜与神往。从张扬中国精神的视角看，这无疑是对主题的开掘和深化的表现，也是作者弹精竭虑重塑中华民族精魂的一种理想的结果。伏尔泰简化戏剧情节，激化戏剧矛盾，改变人物关系和悲剧结局，都是为了对这一思想主题作更深的开掘。伏剧摒弃了善恶报应的悲剧程式，让成吉思汗在悲剧主人公高尚的道德感召下悔悟自新，采取了一种和解的姿态，以大团圆终局。这种调和的结局显然是伏尔泰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由于民族，国家以及文化氛围的迥异，造成伏尔泰在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戏剧大团圆的结局，对抒发中国精神，固然有昭示道德力量、高扬伦理价值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削弱了剧中的悲剧色彩但在艺术上却也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原剧的悲剧力量。其实，这种结局与其说是悲剧本身自然的发展，不如说是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范型人为的改制，它实际上是作者把中国道德美理想化到极致，把原剧劝善说教发挥到极致的一种结果。这种理想化的结果，就使得伏尔泰对思想主题的开掘与悲剧艺术的表现，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反差:他愈要把思想揭示得充分些，道德说教的成份就愈加浓重，艺术感染力也就愈益弱化，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看到。

二、伏尔泰改编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的原因

伏尔泰为何如此改造《中国孤儿》，想必与他对《赵氏孤儿》本身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分不开的。其中原因大概可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