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_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

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

作者：卢毅先生
众所周知，鲁迅与顾颉刚二人的关系长期不睦，甚至几乎对簿公堂。至于其中缘由，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解析。如有论者认为这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所致，而有论者则认为此事是由于顾颉刚向陈源透露鲁迅“剽窃”盐谷温而引起，还有论者认为二人是受小人播弄。[①]以上诸说，皆有各自依据和相当道理，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不过，有二个因素似乎迄今尚未见有人提及，故笔者拟就此再作阐发。
一、治学旨趣的差异
历史地看来，鲁迅与顾颉刚二人分属于近代中国的两代知识分子，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治学旨趣的差异。相比较而言，鲁迅更接近其师章太炎。章氏虽然曾在《国粹学报》刊行三周年的《祝辞》中提出“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主张，但那主要是针对“学以干禄”的康梁等人而发[1]208，至于其内心则始终是以　“经世致用”为宗旨。他在1921年的一次讲演中便说：“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　[2]620对此，张君劢曾剖析说：“由清末至民国初年，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他并且指出：“大部分东京留学生都是热心政治，所谓求学不过是在政治活动中以求帮助自己智识之一种手段，很少有人以学问为目的，以努力学问为终身事业的。……至于真正研究纯粹学术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3]389-390此论断或不无过当，却也较深入揭示了清末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与鲁迅等人的治学旨趣。
而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民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则对政治产生了一种疏离甚至强烈排斥的情绪，从而立志一意向学，并且倡导“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这尤其以顾颉刚为代表。早在1920年5月，顾颉刚就应罗家伦之约，为《晨报》“五四纪念刊”撰写《我们最紧要着手的两种运动》一文。在该文中，他提出要改造中国，最紧要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首先，“我们应觉悟，我们若是诚心要改造政治，总不要用政治来改造政治，务要用社会来改造政治。……要改造社会，先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要在政治上代一般人负责；是要唤起他们的自觉心，让他们自己去负责。”其次，要进一步开展学术运动，“一个人不要去处置事情也罢，倘然要的，便非有学问不行。……大家有了做学问的诚心，自然使世

界上的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胡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4]显而易见，顾颉刚认为学术建设比政治运动更重要，只要“大家有了做学问的诚心”，恶势力便会自然消除。鉴于此，他在1921年6月9日致好友王伯祥信中便表示：“我也不想做社会改造运动家，我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5]36
1926年1月，顾颉刚在《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呼吁说：“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至于政治的变迁原是外界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还写道：“国家多难之秋，国民固该尽救国的职责，但这句话原是对一班国民说的，而不是对学术机关说的。……我们如果承认学术机关是确以提倡学术为专责的，学术机关的个人是确以研究学术为他的专门的工作的，那么他们就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埋头于学术上的问题原没有什么错处。”[6]在此，他更是将其“为学问而学问”的主张发挥到极至。稍后不久，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又强调了这种观点：“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他并且说：“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不过话锋一转，他接着则公开批评章太炎：“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在这许多地方，都可以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5]25-27
对顾颉刚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当时有不少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石岑在1924年元旦致吴稚晖信中即曾说：“我友顾颉刚先生，可谓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态度，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7]91-921926年，周予同在《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中也称赞：“颉刚才真真是沉醉于学术的人。……读书著述就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他生命所喷发的火焰，也就是他的艺术生活的表现。……因为这正是超功利的，这正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的表现。”[8]607-608
与此相反，鲁迅的一生则始终关注国民性改造等现实问题，其治学也“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9]328，因此他向来反对鼓吹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论调，尤其是当顾颉刚严厉针砭章太炎“只是一个从

经师改装的学者”之时，他起而为师辩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1926年10月20日，他在致许广平信中便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10]172这明显是针对顾颉刚所谓“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的主张而发。
二、学术观点的分歧
除了治学旨趣的差异之外，鲁迅对顾颉刚的不满还缘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他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中即曾批评顾颉刚说：“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无。”[11]477这说明鲁迅不同意顾颉刚的“疑古”主张。
具体说来，鲁迅对顾颉刚所提出“禹是一条虫”的观点十分不满。据传说，禹曾封禅于会稽且葬于会稽，是越族的先人和越文化的代表。作为越文化的继承者，鲁迅对禹相当推崇。他曾在《<越铎>出世辞》中称赞其“卓苦勤劳”[12]39，并作《会稽禹庙窆石考》。另外在其它文章中，他也屡屡不避嫌疑地引用被视为伪书的《尚书·大禹谟》。但顾颉刚却在揭橥“古史辨”旗帜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大胆断言：“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大约是蜥蜴之类”[5]63，从而否定了“禹”的存在。不难想见，这必然激起鲁迅的愤慨。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怀疑“禹”存在的理由之一是他认为：“人的力量怎能彀铺陈山？……在‘洪水横流，禽兽偪人’的时候又应做多少年？……现在导一条淮河，尚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何况举全国的山川统干一下，而谓在几年之间可以成功，这不是梦话吗！”[5]111而在鲁迅看来，这种见解不免过于拘泥现实。他早年即曾针对“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的现象批评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9]30因此，在他看来，顾颉刚追究本属古人夸张想象的“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不啻陷于一种“大惑”。
综上所述，鲁迅与顾颉刚不睦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固然存在派系矛盾以及双方误解等方面的原因，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二人治学旨趣相异而引起，此外还牵涉到一些学术观点的分歧，由是最终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注释：
[1]章太炎.国粹学报祝辞[A].章太炎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章太炎.说求学[A].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

学之经过[A].吕希晨、陈莹选编.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4]顾颉刚.我们最紧要着手的两种运动[N].晨报，1920-5-4.
[5]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6]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J].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1-6.
[7]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8]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A].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9]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鲁迅景宋通信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1]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资料来源：《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
[①]　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汪毅夫：《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