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两岸土地改革

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两岸土地改革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海峡两岸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都进行了土地改革。通过比较两岸土地改革，发现存在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从而分析其历史意义，进而借鉴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应该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调整政策。

关键词：大陆；台湾；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新解放区生活的三亿多农村人口一无所有，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陆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而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实行了土地改革，名曰：“耕者有其田运动。”这两次土地改革运动，对于两岸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两次改革过程当中的异同，从而分析其历史意义，进而借鉴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

一、两岸土地改革之同

两岸土地改革都是在农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背景下进行的。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旧中国，仍然维持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地主和富农仅为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却拥有五分之四的土地，他们利用所占土地无情地盘剥和压迫农民[1]。而剩下十分之九的农村人口是贫农、雇农和中农，可想而知，其所占土地寥寥无几，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其一生也满足不了自身温饱，这样的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土地改革，势在必

行。当时台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之前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就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殖民压迫，国民党接管后，同样是横征暴敛。致使租佃问题更趋严重，经济破败，百业凋敝，农业产量不及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半，而工业生产则不及三分之一。由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着数百万人，导致物价暴涨，物资紧缺，经济本来就不振的台湾顿时压力倍增，雪上加霜。到1950年，无地可耕的农户占台湾农户总数的64.9%。陈诚在主政台湾后极其恐惧，曾说：“土地问题如不加改善，乱源由此发生，征诸往事，历历不爽，如此之故，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国民党政权为了能在台湾立足，同时，稳定台湾社会以巩固政权，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因此，土地制度不得不改。随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全面部署和实施土地改革。

大陆的土地改革在计划阶段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央通过制定法律来总体规划土地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另一方面，为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进行清匪反霸，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安稳；其次，通过减租退押的办法降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之后走访农村，了解实况；接着进行试点试改[2]。经过如此翔实的准备，大陆的土地改革才得以全面开展，顺利进行。

台湾的土地改革在实施前也作了比较翔实的计划准备。陈诚在推行“三七五减租”之前，首先，通过演讲来宣传减租政策；其次，为表明政府减租的决心，巡回访问台湾各地的地主；再次，命令地方机构积极筹备减租事宜，“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规定减租政策及实施

办法；最后，全面推行“三七五减租”。第二步“公地放领”推行之前，在地方成立了负责放领公地的机构，接着查实公地放领数量，之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第三步在推行“耕者有其田”之前，通过“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所有地籍进行归户，把同一所有权的土地统一归到一户，明确记载从乡到县，乃至全省每一个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同时把1952年4月1日地籍名册上的土地作为实行政策的征收范围[3]。随后即设立各级机构以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以上的准备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

大陆的土地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要区别对待恶霸和非恶霸以及大、中、小地主。第二阶段，平分土地。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

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以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为实现民主主义之急务”为指导，由陈诚负责开始推行，把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七五减租”，根据“台湾省政府”于1949年4月出台的《台湾私有土地租用办法》，在台湾强制实行减租政策，规定佃农交租金额不得超过37.5%。这样一来，不仅缓和了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双方利益。第二阶段——“公地放领”，是政府向农民出售所占公地，全部地价由受领农户十年内付清，并且不负担利息，从而扶植自耕农。公地放领早在1948年即开始推行，因为其宣传意义大于实践意义，曾一度暂停，当减租初见成效之后，

1951年，公地放领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1976年。在此期间，由于农民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土地，因此，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第三阶段——“耕者有其田”，1953年4月，台湾当局颁布《耕者有其田条例》、《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土地债券发行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扩大实施扶植自耕农政策，规定地主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农户手中，实现“耕者有其田，有其田者耕”。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无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进一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台湾当局乱中求稳。

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各级领导机构是两岸土地改革的又一相同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领导和执行机关：第28条规定“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大会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第29条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机关。”①依据规定，为了加强对土地改革的具体指导，在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均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各大区除东北和华北区外，亦先后经中央批准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归大区军政委员会领导。接着，各省、专区到县在土改前都建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4]。通过成立各级土改领导机构，防止了在土改过程中出现大的失误，使得土地改革工作得以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