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两岸土地改革

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两岸土地改革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海峡两岸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都进行了土地改革。

通过比较两岸土地改革，发现存在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从而分析其历史意义，进而借鉴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

应该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调整政策。

关键词：大陆；台湾；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新解放区生活的三亿多农村人口一无所有，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陆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而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实行了土地改革，名曰：“耕者有其田运动。

”这两次土地改革运动，对于两岸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比较两次改革过程当中的异同，从而分析其历史意义，进而借鉴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

一、两岸土地改革之同
两岸土地改革都是在农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背景下进行的。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旧中国，仍然维持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地主和富农仅为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却拥有五分之四的土地，他们利用所占土地无情地盘剥和压迫农民[1]。

而剩下十分之九的农村人口是贫农、雇农和中农，可想而知，其所占土地寥寥无几，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其一生也满足不了自身温饱，这样的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土地改革，势在必
行。

当时台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之前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就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殖民压迫，国民党接管后，同样是横征暴敛。

致使租佃问题更趋严重，经济破败，百业凋敝，农业产量不及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半，而工业生产则不及三分之一。

由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着数百万人，导致物价暴涨，物资紧缺，经济本来就不振的台湾顿时压力倍增，雪上加霜。

到1950年，无地可耕的农户占台湾农户总数的64.9%。

陈诚在主政台湾后极其恐惧，曾说：“土地问题如不加改善，乱源由此发生，征诸往事，历历不爽，如此之故，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国民党政权为了能在台湾立足，同时，稳定台湾社会以巩固政权，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因此，土地制度不得不改。

随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全面部署和实施土地改革。

大陆的土地改革在计划阶段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央通过制定法律来总体规划土地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另一方面，为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进行清匪反霸，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安稳；其次，通过减租退押的办法降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之后走访农村，了解实况；接着进行试点试改[2]。

经过如此翔实的准备，大陆的土地改革才得以全面开展，顺利进行。

台湾的土地改革在实施前也作了比较翔实的计划准备。

陈诚在推行“三七五减租”之前，首先，通过演讲来宣传减租政策；其次，为表明政府减租的决心，巡回访问台湾各地的地主；再次，命令地方机构积极筹备减租事宜，“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规定减租政策及实施
办法；最后，全面推行“三七五减租”。

第二步“公地放领”推行之前，在地方成立了负责放领公地的机构，接着查实公地放领数量，之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第三步在推行“耕者有其田”之前，通过“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所有地籍进行归户，把同一所有权的土地统一归到一户，明确记载从乡到县，乃至全省每一个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同时把1952年4月1日地籍名册上的土地作为实行政策的征收范围[3]。

随后即设立各级机构以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以上的准备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

大陆的土地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

又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

要区别对待恶霸和非恶霸以及大、中、小地主。

第二阶段，平分土地。

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

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以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为实现民主主义之急务”为指导，由陈诚负责开始推行，把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七五减租”，根据“台湾省政府”于1949年4月出台的《台湾私有土地租用办法》，在台湾强制实行减租政策，规定佃农交租金额不得超过37.5%。

这样一来，不仅缓和了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双方利益。

第二阶段——“公地放领”，是政府向农民出售所占公地，全部地价由受领农户十年内付清，并且不负担利息，从而扶植自耕农。

公地放领早在1948年即开始推行，因为其宣传意义大于实践意义，曾一度暂停，当减租初见成效之后，
1951年，公地放领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1976年。

在此期间，由于农民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土地，因此，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第三阶段——“耕者有其田”，1953年4月，台湾当局颁布《耕者有其田条例》、《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土地债券发行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扩大实施扶植自耕农政策，规定地主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农户手中，实现“耕者有其田，有其田者耕”。

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无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进一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台湾当局乱中求稳。

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各级领导机构是两岸土地改革的又一相同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领导和执行机关：第28条规定“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大会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第29条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机关。

”①依据规定，为了加强对土地改革的具体指导，在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均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

成立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各大区除东北和华北区外，亦先后经中央批准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归大区军政委员会领导。

接着，各省、专区到县在土改前都建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4]。

通过成立各级土改领导机构，防止了在土改过程中出现大的失误，使得土地改革工作得以井然
有序地开展。

台湾地区也成立了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以指导土地改革工作。

在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时，主管机构在省为民政厅地政局，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并且成立了其他机构来协同政府工作[5]。

自上而下、明确分工、相互合作，共同推进。

二、两岸土地改革之异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一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国民党在1930年6月通过《土地法》，之后颁布了一些土地法令，在一些地区尝试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同地主阶级联系甚密，以至于无法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还对封建地主多方面妥协。

当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由于其在台湾横征暴敛，导致1947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二·二八”事件。

这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反抗[6]。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租佃制度严重恶化，社会动荡不安。

对于共产党给国民党的沉重打击，陈诚又恨又怕，他说：“共产党借土地改革，引起农民叛乱，终使大陆变色。

”[5]他认为，土地改革不仅能促进社会稳定，提高政府在台湾人民心中地位，更是对付共产党土地改革运动“渗透”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台
湾进行“和平渐进”的土地改革。

由此可见，两岸进行土地改革，有不同的政治目的。

大陆土地改革是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广大农民，恢复农村生产，以发展社会生产。

台湾土地改革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维护其统治地位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攻击。

大陆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经济已经崩溃，国民党不仅带走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恶意毁坏生产设备，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工农业遭到重创，大部分的私营工商业停产关闭，农业生产跌到1936年的三分之二，工业下跌一半以上，人民生活艰难。

国际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经济封锁，政治包围，中国共产党要想改变严峻的内外形势，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开辟道路。

”②
与大陆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时享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一，国民政府没收了日本、汉奸和不法商人手中的土地，从日本财阀手中接管了大批由其直接经营的耕地，约占台湾耕地总面积的21%。

这就是“公有耕地”。

仅在1948—1958年这十年间，国民党就从“公地放领”中所获地价总额就有271 155公吨稻谷，657 959公吨甘薯。

第二，国民政府从日本人手中获得了多数大企业的所有权，从而有资本赎买地主的土地，因此，地主得到大企业的巨额股票，既把地主引导到工商业，又可以进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蒋介石
曾私下派遣心腹把国库里的所有财产运至台湾，一共5亿美元左右。

还带去不少资产，如设备、技术人员。

这些资产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还能加快发展工商业。

1953年初，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实现了农民多少年来渴求得到土地的愿望，受益的农民不可谓不多，其获得的土地面积不可谓不广。

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封建主义的基础已被彻底打垮，帝国主义残余特权已被废除，中国人民被掠夺压榨的对象的时代已告完结。

”由于推行了土地改革，使得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推翻，土地的主人变更为农民；他们有着极高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国家工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扫清了障碍；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政权。

台湾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开端。

原因在于，土地改革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极大地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使较为多数的农民从中受益，获得土地，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的积极性。

此外，“三七五减租”使得租税大幅降低，加之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促使农民增加对土地劳力以及资本的投入。

粮食产量从1953—1968年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16年连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5.2%。

推行土改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对于经济的参与和提高做出了贡献，即增长的购买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不仅如此，土地改革还催生了由公营转为民营的企业大军，从这一层面来说，更加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然而，土改过程中的矛盾以及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比如：三七五减租政策有其时代局限，在农地租佃关系
得到调整后，相关法律规范没有及时加以修正，妨碍了农地使用权的流转。

还有，台湾的土地改革只是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的利益，只是分散了地权，基本消灭了封建势力，但不彻底，封建地主阶级依然拥有较大权力。

三、借鉴与启示
且不论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土地改革的推行和土地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任何国家与地区，土地政策的制定都应依据该国和地区农村现实，而这也就决定了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方式，也决定了农民获取土地权益的内容。

土地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

就两岸土地改革的实践来看，在台湾，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这样农民就会充分并且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注重保养和循环使用。

然而，如果农业生产力不再增加，农民收入将与非农收入拉大差距，同时也会牵扯出其他问题，可能会成为投机者炒作的对象，容易引发经济泡沫。

而大陆将土地所有权统一归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样便容易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民不注重保养土地，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等问题。

台湾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值得大陆学习借鉴。

台湾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补偿程序，使得改革阻力大为减小，与大陆相对简单的方式不同。

这启示大陆在今后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的选择，应该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

同时，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调整政策。

对于解决目前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应注重调查，听取民意，缓解人地矛盾，保障农村稳定和谐发展，与此同时，要严加
规范政府行为。

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锋.大陆建国后土地改革和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3).
[2]王荣全.大陆与台湾土地改革实施的相同点分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5).
[3]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20世纪前半期[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4]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5]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M].台北：中华书局，1961.
[6]吕东征.大陆与台湾土地改革比较研究[J].福建党史月刊，1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