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系

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系

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系

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系

意识形态、话语、再现作为媒介文本分析的三种重要的方法体系,各自独立但又紧密联系。三种方法都强调超越构成媒介文本中形形色色的能指喧嚣,最终揭示符号表象背后的无穷所指。其中,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说是贯穿媒介文本分析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话语分析和再现分析则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实践”。

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媒介文本分析充溢着“批判”、“战斗”的理性光芒。不同于其他媒介批判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哈贝马斯等理论的分析和阐释视角,这些理论着力于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的宏观环境对媒介微观运作的影响,分析思路基本还停留在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基础上,媒介的文本分析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微观、细化”的分析视角,它聚焦于形形色色的媒介文本自身,综合运用语言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跨学科的分析视野与分析方法,致力于揭示文本内部的“权力争斗策略”。由于文本通常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隐藏了各种颇具“自然性外表”的社会成规与范式,媒介的文本分析体现的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即跳出文本所规定的框架,强调质疑与质询,“旨在探索文本的运作和构建及其生产意义的方式,并且最终确定文本的各种意义。”

意识形态分析、话语分析、再现分析是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三种重要的方法体系,各自独立但又紧密联系。三种方法无一例外都强调超越构成媒介文本中形形色色的能指喧嚣,最终揭示符号表象背后的无穷所指,而且,三种方法都着重探讨媒介文本中包含了不同阶级、性别、种属、年龄等社会群体的“欲望诉说以及权力争斗”。其中,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说是贯穿媒介文本分析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话语分析和再现分析则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实践”。话语分析重在将关注焦点放在文本构成的基本要素,将话语放在历史、当下社会的大文化、政治语境中加以审视,将话语看作一种外化了的“意识形态”。而再现则多集中于分析文本展现世界、群体镜像的角度和模式,从媒介文本所展现的刻板形象中质疑媒介介入、批判现实世界的程度,最终揭示媒介文本意识形态的保守性特征。

一、意识形态分析:文本作为一种表意实践

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套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使用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都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一门“显学”。不同时代的学者,结合各自的学科视角,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它的内涵与外延。对它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认知,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三种比较有代表的理论体系。

其一当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它主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视角定义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中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它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中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显然,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中,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虚假的观念”,由统治阶级制造,目的就是为了使被统治阶级屈从于现有的制度、秩序体系,从而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征服。

不同于马克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的观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从马克思注重讨论意识形态真假的认识论转向了讨论意识形态社会功用的社会学思路,“为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必须将它置于上层建筑并赋予它不同于法律和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与此同时,为了理解意识形态最普遍的表现方式,意识形态必须被看成是渗透到社会大厦各部分的东西,被看成一种特殊的粘合剂,确保人们对自身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粘合。”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一系列机构及其相关的实践之中,更具体地存在于像家庭、教育制度、教会、大众传媒这些“国家机器”之中,而正是后者,通过一种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教化,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并最终再生产了为统治

阶级所认可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比阿尔都塞的观点更进一步,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则提出了“霸权”概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强加的,而是通过展示自身是最好的、能够满足其他阶级——甚至暗含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愿望的组织来实现,统治阶级可以看成是通过“赞同”而不是“强迫”来实现统治。“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行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成的强权与赞同的配合,而且避免强权过于显然地压倒赞同;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权依靠大多数的赞同,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集团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集团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多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再造和流行过程充满了一系列“争取、再造和维系”的协商过程。

虽然三种观点阐释角度迥然相异,但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确是一脉相承。

当下社会的发展态势已经远非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两分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斗争学说所能涵盖。二战后西方社会的福利型社会转型、中产阶级群体的兴起,以及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轨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的骤然拉大,移民群体的文化融入,种族主义蔓延和恐怖活动等等,东西方社会内部都呈现出一种“多向度”的文化裂变。在中国,简单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等的阶层划分在80年代之后也历经变迁,最终裂变为研究者陆学艺提出的“十大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开放也促使性别意识、民族意识等都空前高涨,意识形态理论的外延无限扩大,男权社会的文化压迫,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维护与表达机制,种族、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地位与传播特点,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隐喻”等问题,都成为意识形态理论关注的重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