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过程研究的心理认知视角_宋志平

2006年第6期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 o 16 2006总第224期Journal of Nor theast Nor 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Sum N o 1224
[收稿日期]2006-06-12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5088) [作者简介]宋志平(1964-),男,江苏如皋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程力(195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
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

论翻译过程研究的心理认知视角
宋志平1,程 力2
(1.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2.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活动,是揭示翻译活动本质的重要途径。

由于大脑思维过
程的不透明性,借助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一些实验方法和研究结果,探讨感知、思维、记忆、解决问题、语言使用
与学习等左右翻译行为的翻译智力问题,可能有利于翻译研究心理学模式的建立与发展。

[关键词]翻译过程;认知心理学;有声思维法;选择与决策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6-0128-05
如果把翻译活动视为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就至少应包括三个主要环节或因素:原文(原料),翻译过程(加工),译文(产品)。

翻译研究传统上只重视对原文和译文以及二者的关系,体现在如何分析理解原文,如何忠实传达原意,译文是否通顺易懂,是否顺乎读者的期望上,可译性、对等度等概念也主要与原文和译文有关。

强调/原料0与/产品0的研究当然重要,但仅仅研究这些还远远不够,不关注翻译的生产/过程0,就无法使我们了解翻译的本质,换言之,要对翻译活动具有完整认识,探索翻译活动的本质特点,就必须研究翻译过程。

基于这种认识,/描写译学0的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Holmes)于1988年发表/翻译研究之名与实0一文,提出三种不同类型的译学范畴:功能取向研究,过程取向研究,和译文取向研究。

他认为所谓/过程取向0即是详细探讨与翻译行为相关的心理过程。

显然这种过程必定极为复杂繁琐,但若能系统运用比较成熟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手段,将有望取得一定成果,并可能产生诸如/翻译认知心理学0这样的新学科[1]。

一
翻译活动中的口译和笔译,都是靠人脑的思维过程来进行的,探讨这种特殊的语言使用的思维过程及其规律性,目的之一就是建立相关的认知心理学模式。

以往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模式,很难明确描述翻译活动的本质,很少涉及翻译的思维过程,所以与单语理解和接收并无明显区别[2]。

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认知心理学模式必须充分借鉴利用对于人脑信息处理和信息记忆已获得的知识,而其中的出发点就是要分清翻译作为双语交际与单语交际的不同之处。

这种特殊的双语交流过程受到哪些因素约束,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又如何影响译者做出选择。

考虑到翻译活动和过程的多样性,认知心理模式还需描写说明译者的文本转换能力,如书面y 书面(最为常见)、书面y 口头(如视译)、口头y 书面(如连续口译前的记录)、口头y 口头(如同声传译)等。

翻译(口、笔译)过程同时进行读与写或听与说活动,但与单语交际不同的是,翻译活动受到以下三方面限制:1.任务:包括译者被要求完成的活动,以及完成该活动的背景;2.文本:原文的语言与篇章结构;3.译者:任务执行者的言内、言外知识与技能。

这些限制构成对翻译过程产生作用的输入环境,而由于每个行为者认知资源的差异,这种输入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例如/任务0的完成受到严格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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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但笔译和口译又有不同。

笔译的时间限制比较宽松,译者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对原文分析,甚至可以通过协商进一步延长最后期限。

按照联合国译协的翻译标准,职业译者每天工作量为6至8页,每分钟5词或每小时300词。

而同传译员则需对每句话立刻做出反应,速度要求通常为笔译的30倍,即每分钟150词或每小时9000词。

原则上,笔译者可以充分斟酌衡量利弊得失再做出最佳选择,而口译者却只有唯一,别无选择。

这种差异对连续口译译员又有所不同,译员可以边记录边思考选择,直到发话人暂停下来让译员工作。

文本的词汇与风格对于译者的限制则更进一步。

如果说单语交际中的听与读是为了理解,双语交际中译者的听与读则是为了翻译。

虽然二者都以获得信息为主,但对于前者,获取信息为第一要义,对于后者,则要分析出信息中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并将其如实呈现在译文之中。

单语交际者可以为某个词语而喜怒哀乐,当然双语交际者也可如此,不过他更关心这种表达法在翻译时是否棘手,是否能够处理得好。

单语信息接收者与双语信息接收者的角色亦不相同。

前者以信息发出者为取向,关注发话人的信息,以便做出某种回应;而后者以信息接收者为取向,其关注发话人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将其传播给译文的接收者,而不是由自己来做出回应。

译者们认为自己在理解原文时需尽可能自我克制,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和尊重译文使用者的期望。

当然,除上述从接受角度分析翻译与单语交际的不同,从产出的方面看,二者也有不少差异。

例如在单语口头交际中,应答语与发话语相同,且通常风格也相似,但语义内容不同,句子结构与语用意图也不同。

而译者恰好相反:首先使用的是与发话语不同的译文语言,其次,保留了与原文相同的语义内容,尽管信息内容在转换时不可避免地有所调整改变。

翻译过程模式不仅必须体现普通交际的所有特点,还需包含翻译活动独具的特征成分,特别是翻译问题的识别与解决问题的策略。

翻译过程不是直线型或圆周式的从原语文本到译语文本,而是经历不断修正、前瞻后顾、循环往复的一系列阶段。

二
口译基本上须经历分析与综合两个阶段,笔译则在分析、综合后,还有第三个阶段,即修正。

在分析阶段,译者依靠背景及百科知识全方位理解把握原文种种特点,在语法、语义、语用层面处理语句信息,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处理文本的衔接与连贯。

在综合阶段,译者产生书面或口头译文,并充分考虑到原信息发出者的语义及语用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以及译文使用者的特定需要。

在此基础上,笔译者还需要有修正阶段,以便对译文初稿加以修改编辑。

广义来说,上述过程都可归结为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翻译过程所研究的就是翻译问题的种类及出现频率、识别及解决问题的策略、某些策略所使用的频率,以及一些典型问题的识别标志。

译者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工作记忆的限制,这在口译情况中更为突出。

由于记忆容量及所需时间的压力,口译者只能在词语层面上处理信息,直到原发话人停顿,才能判断出句子是否结束。

对于这种原文输入和译文输出间的时间差,同声传译者最为敏感。

同声传译中通常时间差只有2)6秒,难免让译者疲于应付,极易出现失误。

不过时间差过长也同样不利,因为工作记忆容不下过多信息,更会导致信息的缺损。

相比之下,笔译者则可以长时间工作而不为原语所打断,并对一些表面上的错误随时加以改正,语义错误则可以在译完全句后调整,而语体上的问题更可以容全文译毕进入第三阶段,即修正阶段再予以处理。

省力原则也常常体现在笔译活动中:译者往往首先通读原文一遍或数遍,找出可能存在的翻译问题,并考虑决定处理该问题的策略,然后才开始落笔翻译。

上述各阶段从翻译行为的外在表现上可以由观察得到,但每个译者在从事每一具体翻译活动时,其心理的认知方式、处理信息的特征都还处于某种假设之中。

不仅如此,研究翻译过程时,对所考察的译者是否有代表性也是颇有争议的。

到目前为止,被调查的译者多数为翻译学员,显然他们与那些职业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迥然有别。

德国学者略舍尔(W.LÊrscher)通过观察发现,操双语的儿童进行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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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与语言学生和非职业译者有明显差异[3]。

他得出结论说,操双语的儿童以及职业译者的常用策略多依赖意义,以功能而非形式为活动中心,并利用不经过言语化过程、不在个人注意范围之内的程序性知识。

对他们来说,翻译就是把符号解构为意义,再将意义重构为符号。

其双语能力体现在相同的逻辑条件的概念输入,但不同的语言词语输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翻译学员以及非职业译者的常用策略以符号为取向,翻译过程从下至上,注重形式,忽视功能,依赖事实性或论断性知识。

对他们来说,翻译无非是两种语言间的词语换位,译文语言的符号取决于原语的相关符号而非相关概念。

由于上述两种研究对象的差异,使得人们意识到基于学员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代表职业译者翻译过程的特点。

尽管以学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和结果对翻译教学研究可能有启发,但毕竟普遍意义不大。

需指出的是,近几年来,过程研究已逐渐转变为职业译者为主,学员为辅,这一转变在/有声思维法0的应用中受到广泛关注。

三
评价一个翻译模式的主要标准要看其是否具有心理学上的真实性,是否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发生在译者头脑中的思维过程。

那么,人们进行翻译活动时,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解决翻译问题时,大脑处于怎样的工作状态?如果说早期对于译者头脑中/黑匣子0的了解还属空白,那么随着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借用心理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方法,已使翻译过程的研究前景初露端倪。

心理学中用于收集思维过程数据的/有声思维数据分析法0(thinking-aloud protocols),亦称/口语报告法0,近20年来应用于翻译过程的行为分析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有声思维法0要求受试的译者把其寻找译文过程时大脑中的所有思维活动全部用言语表述出来,同时,研究者用录音机或录像机将/言语报告0记录下来,对其加以统计分析,以期对译者大脑的工作机制有所发现。

这种研究方法有时还要监测受试者翻译时的眼球运动,据说也能为口语报告中的数据提供有效的辅助说明。

所以,/有声思维法0实际上融合了内省思维与外部观察,其目的是探寻翻译过程的复杂问题,包括译者对翻译问题的了解程度、参考资料的利用、对原文的语义分析、译语对等项目的选择,等等。

/有声思维法0用于翻译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的主要方面有:1.翻译策略。

对翻译策略的探讨已从传统的以结果为取向的规定性立场转为以过程为取向的描写性立场,关注译者在真实的翻译情境中有意识地解决翻译问题的步骤。

2.翻译单位。

针对以往从语言学角度提出翻译单位,提出了/注意力单位0概念,强调翻译单位的动态性和可调整性。

3.翻译要求。

职业译员容易在翻译选择时有意识地顾及翻译委托人对译文的要求,而非职业译者则往往显得过于主观随意,甚至盲目。

4.翻译方式。

提倡合作翻译,以克服单独翻译所带来的数据简单、不够自然全面等缺点[4]。

/有声翻译法0能否真正反映翻译过程,还一直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持反对意见者尤其强调该方法只是间接而非直接反映思维过程,对数据的阐释又掺杂了研究者的主观性,加之研究过程中口译(指受试者先口述翻译内容的行为)和笔译(指受试者最终递交的书面译文)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模式究竟会对翻译过程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4]29而持赞同意见者则认为/有声思维法0所收集到的数据比内省法和事后回顾法更全面更可信赖,其信息少有遗忘或省略,同时也少有歪曲或变形。

对于可能存在的影响实验的变数,有学者建议可通过让受试者接受相关的培训,在正式研究开始前适当做一些预演练习来减少或避免。

当然,有声思维口语报告法对翻译过程研究是否有用,也取决于如何理解/过程0这一概念。

如果说大脑的工作过程就是神经活动过程,那么口语报告法就毫无意义;但若把思维过程看做信息处理过程,认为信息处理发生于有意识注意的焦点,即工作记忆中,那么将其用言语表述出来再加以研究,应当不失为有效手段。

不可否认,/有声思维法0用于翻译过程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是数据的不够完整全面。

受试者只是把有意识的思维言语化表达出来,而长期从事某一活动所积累的内化经验却往往难于察觉并加以注意。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大部分思维过程是下意识的、高度自动化的。

但在翻译活动中,那些在一般语言使用中下意识的思维过程,如对意义细微差异的甄别,却被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从这个意义上看,口语报告法更适于翻译研究。

当然,为了弥补数据的不完整,可对受试者眼球活动、身势语、面部表情、以及译文产品的综合分析,使得外部观察与内省报告有机结合,互为补充。

其次,口头报告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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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思维过程有多大程度的相对性,以及/有声思维法0对所考察的思维过程有何内在影响还难以确定。

尽管有学者声称这种方法不会改变思维过程或结构,但(尤其对翻译活动而言)这方面还需进行方法论层面上的研究,现在就对/有声思维法0用于翻译研究持完全肯定的乐观态度恐为时尚早。

另有学者认为,较为明智的做法是,应充分借鉴/有声思维法0用于与翻译相邻领域(如对写作过程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另外,从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有声思维法0还只适于形成假设,而少用于验证假设。

相信随着人类对自身大脑逐渐加深了解,/有声思维法0的用途可能更为广阔。

无论如何,/有声思维法0的应用为翻译过程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所试图建立的/关于翻译的心理语言学模式0轮廓也越来越清晰,研究对象和目标也变得更加具体明确。

至少该模式已取得的成果表明,翻译过程不是难以捉摸的一团乱麻,其本质随着文本类型、任务类型、译者类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四
有人说翻译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即一个心理过程。

而信息加工理论就是认知研究的中心,它批判了行为主义心理学,而侧重于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和状态的研究,其程序流程主要包括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

语义信息有层次网络型、激活扩散型两种模式。

前者的基本单元是概念,由概念按一定的组织关系构成一个网络系统,一个概念的意义或内涵要由该概念与其他概念或特征的关系来决定,语义信息的搜索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推理的心理过程。

后者则是以语义联系和语义相似性把概念组织起来的网络模式。

在这种心理活动中,大脑的思维不断进行推理判断,不断筛选淘汰,不断梳理整合,最后得出一个选择之后的结果。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曾把翻译过程看成/由一语言到另一语言的游戏过程0[5],捷克著名学者列维(Levy)则有更明确的阐述:/翻译即是作出决定)))犹如棋手在下棋时根据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情况,做出决定,移动棋子。

译者也是如此,面对一系列被选项,必须做出决定。

0[6]每一项选择都受此前选择结果的影响,也都会由于排除了其他选项而影响到下一步的选择。

所做出的决定,无论是否必需,是否为动机驱使,在本质上都是分层次的、而非线性的。

把信息处理过程简单归为/如果选择X1,则结果为Y1,如果选择X2,则结果为Y2,,0这样的理性关系,对于解释极为复杂的翻译决策过程,则难以顾及译者决策时各种认知心理因素的作用,因为面对同样的选择情境,译者可以运用不同的选择策略,而这种选择策略的灵活性目前来看很难令人信服地定性和呈现。

译者一旦决定了某个选项,实际上也就预定了随后一些步骤的选项,包括技术上的语法形式、哲学意味上的人物解读、以及整个故事的表达方式与风格。

翻译的实验研究表明,在翻译过程的各阶段、各层次,都存在着合法选项。

首先是宏观层面解读原文及原文在译语文化中种种潜在用途所产生的一切合乎情理的选项,其次是译者为完成每一具体任务所面临的可选择性策略,最后是做出宏观与策略性决策后所面临的一系列语言性选择[7]。

做出一种选择,就犹如选择了游戏诸多可能玩法中的一种,游戏的结果就是译文的诸多变体之一。

所以说,比较同一文本的多个译本,实际就是比较翻译过程不同的选择策略。

译文与原文这种/多对一0的关系,表明将决策论中的形式化模式运用到翻译研究,其解释力受到很大挑战。

从运筹学观点看,决策的行为论模式与认知论模式是相对立的。

前者可以解释翻译中一些确定元素的选择,如/主语)))谓语)))宾语0之类句法结构、两种语言的一些惯用表达法、一些高度格式化的文本范式,但对于那些杂乱无章、模糊隐晦的因素,如记忆限制、知识与注意力间歇、模糊性、态度因素、干扰效果,等等,因其超出简单的二元对立范畴,故应用认知模式则显得更切合实际情况,翻译实践中那些有经验的译者放弃对/一一对应0译文的企求,便是很好的例证。

到现在为止,有关翻译行为中选择与决策的研究还处于整个翻译研究的边缘地带,相关概念还很少被翻译学者、教师、及实践者用来系统阐述、指导翻译活动。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怀疑译者是否在从事选择与决策,怀疑这些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识别并认可其合法性。

要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把注意力放在/前选择行为0上,即考察那些引发选择的因素方面,清除选择之前所存在的种种障碍。

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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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考察通常情况下译者的操作,又要探索在具体的翻译环境中译者如何处理一系列内在的复杂因素。

前面提及的/有声思维法0已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该研究显示,翻译问题的解决是有步骤的:多数情况下,受试的学员很难立刻找到最满意的选项,他们会在记忆里搜寻,激活信息网络中某个节点(概念),产生临时选择,然后进行比较优化。

在对/口语报告0语料分析过程中,有大量数据显示,译者经常处于艰难的认知选择境地,常常不得不通过反复实验,比较不同选择产生的结果,最后决定自己认可的选项[8]。

不过目前对于受试者内化的决策原则还知之不多,但完全有理由假设这类策略在本质上是归纳性的:翻译学员亲历种种翻译问题,再尝试解决问题,最后逐渐形成并内化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策略。

如果认知心理学能证明假设的真实性,那么通过收集、归纳、分析翻译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找出其相似之处,上升为决策方法,就显得很有意义了。

当然,对于新的问题,译者不应该完全依靠已有的选择策略,而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新探索,这种新的探索反过来最终也会内化为翻译行为中的自动策略之一,而不再需要重复决策认知输入。

研究翻译过程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有利于翻译学科的成熟完善,更对译者提高翻译质量有所裨益。

如果说传统的翻译过程研究模式由于多是理论思辨式而不是实验式的,采用的是逻辑推断法而非实验归纳法,把翻译过程过于理想化和理性化,从而使得翻译过程研究长期停滞不前,那么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开辟了一条新途径[9]。

以/有声思维法0为代表,一些认知心理学中相关的技术手段,已开始借鉴到翻译研究中来,取得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有理由相信,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建立/翻译认知心理学0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并有望成为翻译研究领域最有活力的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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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ognitive-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
SO NG Zhi-ping,CHENG Li
(S 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 i versity,C hangchun130024,China)
Abstract:T 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as ag ainst translation pro duct,is concerned w ith an ex amination of the mental process involved in the act of translat ing.It is hoped that the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sophisticated psychological techniques,e.g.think-ing-aloud protocols and decision-making theory,will lead to advances in such a highly complex area and to the possible setting up of anew area of study which might be ter med t ranslation cognitive-psy chology.
Key words:tr anslation pro cess;cognitive-psychology;thinking-aloud protocols;decision-making theor y
[责任编辑:张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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