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社会学 来自关系史的思考

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自关系史的思考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受到关注，并非仅仅是因为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为一个学科所不能胜任。这是一个常识上的真理：要说明或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哪怕是十分简单的现实问题，用一个学科的知识都是不够的，至少我们需要附加以一些尚未学科化的甚至难以明确表达的知识，即M·波拉尼所谓的沉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而遇到复杂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已为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有所关注，那么，运用多学科知识自然成为必要。这种外在的需要固然有时会提供学科间互动的激励和机会，但并不必然。各自保持原有学科疆界而携手共同为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努力，是不乏其例的。只有当不同学科发展的内生逻辑和传统的学科边界发生的碰撞时，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互动关系问题才会出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形势。这是本文的学术关怀产生的根源。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历史回顾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不仅涉及的文献繁多驳杂，并且在各个国家也不同。这里只是粗观大略地勾画一个脉络，指出几个对后来的发展有比较重要影响的事件或环节。

1、三个阶段

回顾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时期、经济学边际革命后的疏远时期、互动加强时期。

（1）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两个学科之间尚无明确的分野，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包容着后来被经济学和社会学分别发展的内容；二是出现了以社会学为旗帜的对经济学的批评。

这个时期终结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边际革命，而对于其起点，我想大致可定位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特别是以亚当·斯密的学术研究为标志。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而且其中包含着许多对后来被社会学家关心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论述。甚至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讨论的事实上也正是后来的社会学家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对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并使用了“社会学”一词的孔德，其锋芒直指也仅限于斯密之后的经济学者，而对斯密，则保持了景仰态度。某些后来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指出过斯密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成分。[1]

马克思是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同为本学科重要学者的人物，不过在他看来，他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而从未将他自己的任何一部分研究称为社会学，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学”一词已经出现。他试图将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即价值理论和对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他那里，被经济学家关注的价值、剩余价值、生产价格、再生产等理论，和后来被社会学家关注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理论是结合在一个体系里面的。

韦伯最初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于学术界，继而开拓出一系列的新领域，只是在后来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许多研究属于“社会学”。他对社会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几个著名方法理论，均起因于经济学中的讨论，如“价值中立”的提出，起因于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内部的争论；“理想型”的提出则与经济学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的争论有密切关系，他试图以此来打通两者间的沟壑。至于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提出的是原创性问题，并未顾及学科。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从时间上看，处于下面将讲到的第二个阶段的前期，但从学术风格上，我倾向于把他归入古典时期。

有必要指出，在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以“社会学”（sociology）为语言标记的对当时的经济学（即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这是从孔德开始的，但是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上，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学科意义上的分野。涂尔干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完全集中在方法论和一般社会科学特征上，他是将政治经济学作

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来看待的。（涂尔干，1995）至于他的社会分工理论，不仅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影响，而且关于“机械”的分工和“有机”的分工的区别，更和马克思的“简单协作”和基于分工的协作的区分有联系。

“社会学”用语的出现，在当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与统一上，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统一倾向，对于当时刚刚开始的学科分化持反对态度，乃至否认经济学有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为一些系统化和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归宿，从而为这些领域各自独立发展，埋下伏笔。

（2）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之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疏远时期。

“社会学”的出现，并未抑制住经济学的独立发展。特别是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的发生，更使经济学和当时的其他社会研究领域分离开来。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和社会学越来越疏远化，相互之间很少关心对方在做什么。其缘故我们后面将进一步论及。

当然，也应看到，尽管从总体上说，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是疏远了，却也出现了一些试图打破边界，或开辟出一些后来为两个学科共同关心的领域的先驱人物。如帕森斯提出社会系统理论，试图统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实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耦合”。他认为，将马歇尔和韦伯的著作放在一起研究，将可以揭示出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注重两学科关系的做法，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帕森斯，1956/1989）虽然他的尝试并不成功，但却在两个学科的沉闷关系中注入了一丝新鲜的气息。西蒙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建构组织和决策理论，以治疗社会科学研究中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即一方面是经济学家赋予经济人以全知全能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心理学将一切认知活动归因于情感的倾向。（西蒙，1946/1988）阿罗讨论了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阿罗定理（不可能性定理）。（阿罗, 1950/1992）如此等等。

（3）两个学科互动日益加强的时期。

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进入传统社会学者的研究领域，社会学者进入传统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的现象越益普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沟通也开始加强。及至80—9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互动开始形成一种颇有潜力的势头，并使两个学科间的传统边界越来越模糊。此间出现的一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趋势，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说明。

2、孔德引发的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早期历史上，就学术层面而言，有两个事件或环节曾发挥了较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孔德引起的争论，另一个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他因此被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是社会学的鼻祖，虽然从学科实质内容而不是名称来看问题的学者通常不这样认为。

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主要包括：

（1）对经济不能和社会其它部分相隔绝加以研究；

（2）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和社会其他部分隔绝开来，是以“形而上学”（贬义的）为基础的，因而它并不构成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2]他还谈到，（当时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作为律师和文学家来从事经济学工作，没有能力以科学形式来思维；

（3）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过于抽象和演绎；

（4）经济学家超出常理地仇视国家干预，忽视工人阶级蒙受的痛苦。

孔德的批评最初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多少关注。后来随着他的实证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开始回击。首先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而约翰·卡尔尼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尼维里·凯恩斯等都加入了争论。在对孔德的回应中，经济学家明确了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