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
〔摘要〕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不乏有人曾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含其前身)在历史上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

但是,这部分同志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并非是孙中山“招回旧部”,而是严格执行了中共相关决议的结果。

而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决策,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跨党党员
一、何谓“新鲜血液”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在国共党内合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这一合作形式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诸多方面的干扰甚至破坏。

面对纷纷争议,孙中山在回答宋庆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曾深刻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那么,这里的新鲜血液指的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指的是共产党员,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是指跨党党员.但是,弄清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新鲜血液”的“新”在什么地方,这就又必须首先认真考察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状况。

就当时而言,“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然而,它又是一个成分芜杂、组织松散的党。

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成员虽有所增加,但指导思
想、政治纲领和组织纪律均存在着严重缺陷,党员“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甚至“从前曾为民国打过江山的健儿,现在亦变为背党降北的叛徒”。

对此,孙中山深感痛心。

在武力护法屡次受挫的惨痛教训中,他逐渐萌生了变“军队战胜”为“党人战胜”的决心,并逐步坚定了自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

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无疑是其实现奋斗目标的巨大阻碍。

因此,他迫切需要“以俄为师”,“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以“重组本党,严格训练党员之思想与行动,使全体党员共负革命之责任”。

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严格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正是严格遵循“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的。

中国共产党所展现出的勃勃生机,无疑给孙中山以强烈印象,而和原来的老国民党员相比,中共党员更是以其“明确的
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深深打动了孙中山。

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新思潮培养起来的青年群体,是一支朝气蓬勃、“非常崇拜新思想”的社会力量,把这股新鲜力量引入国民党,使之统一于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之下,不但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国内进步力量的兼容并包,而且可以更为直接地学习和借鉴“俄国的方法”进行“组织及训练”,从而大大提升国民党整体素质,并推动国民革命顺利前进。

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党员的加入对国民党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深刻影响,孙中山才把这些“真正的革命同志”形象地比喻为“新鲜血液”。

“跨党党员并非都是新鲜血液”,其原因在于把“新鲜血液”理解成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本身。

事实上,“新鲜”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共党员相比于老国民党员所具有的一些全新的、更为先进和优越的特质,其主要为: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阶级属性(工人阶级)、新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新的革命纲领(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

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等等。

单纯意义上的“人”自是这些全新特质的载体,离开了这一载体,“新鲜血液”自然无从谈起,但若没有这些新的特质,光是“人”本身也无从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新鲜血液”。

和老国民党员相比,中共党员因拥有这些全新特质而更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对这些特质,孙中山虽然因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能也不可能完全理解,
但作为伟大革命家,他还是能敏锐地感觉到其中的某些方面,并因此而将身具这些特质的跨党党员视为能给国民党带来新生的“新鲜血液”。

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以来,对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含其前身)曾先后进行数次改组,几易其名,在此过程中,
脱党后又加入的也不在少数,但孙中山从未视之为“新鲜血液”,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因此,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在历史上与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如果具有了这些全新特质,那么相对于国民党这个旧的“身体”来说,仍旧可称得上是“新鲜血液”。

二、孙中山实行党内合作是否为“招回旧部”
有人认为,孙中山实行“党内合作”的一个重要用意在于让“防堵不成、出走成为现实”的“老国民党员”重新归队。

认为从这个意义讲,实行党内合作,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是输入“新鲜血液”,也是要“招回旧部”。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么?
其一,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酝酿阶段,多数中共领袖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是持否定意见的,最初加入国民党的多数中共党员是严格执行党的相关决议,或者说是不得不如此的结果。

众所
周知,在采取何种方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问题上,最初中共方面想争取以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来进行。

但孙中山对此方案拒不接受,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应当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实行党内合作。

这一提议虽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支持和批准,但在中共党内却引起了巨大争论。

为解决这一问题,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着重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在讨论中,中共领袖出于丧失独立性等方面的担心多不赞成马林的建议,但为“尊重国际(即共产国际———笔者注)纪律”,并经过马林的耐心说服,会议最终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率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于是,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中共领袖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可以看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不但在历史上与孙中山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或个人交往的基础,更非孙中山主动挑选的人选,甚至还多是最初主张不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者。

因此,关于孙中山想“招回旧部”的论断,至少在这一阶段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之后,这一论断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究其缘由,主要就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中共在合作建立后仍然存在的独立主体地位。

随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众多中共党员纷纷加入国民党,甚至还在国民党内据有要职,但作为一个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共不仅要求跨党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政治行为必须服从中共的各项决议和要求,而且对选任跨党党员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也有着严格的标准。

即以“欧文”所提曾任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的知名跨党党员为例,按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决议规定,会议代表一半由孙中山指派,一半则由各地党部推选。

对推选什么样的中共党员来出席国民党一大,中共方面就有着富有针对性的考虑。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中明确指出:“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淅[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

”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之后,针对选派中共党
员加入国民党各种机关从事工作者,中共方面也制订了严格标准。

1924年2月,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选择相关人选之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1)加入之人,必须选择能干而且适宜于国民党某种工作的同志;使他的工作成效,可以引起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尊重与信任,同时亦可使国民党党务有进步。

(2)能力较为薄弱,或不适宜于国民党某项工作的同志,不可轻于使之担任国民党各种职员,以引安置私人与包办的嫌疑,同时亦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

(3)在时机不相宜时,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以惹起国民党的反感,致妨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

”可以看出,这一标准设定得相当周到细密。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共对自己的党内事务,包括人事安排,享有充分独立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即使想,也很难能随心所欲地“招回旧部”并加以重用。

那么,该如何正确看待部分跨党党员与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呢?笔者认为,这种联系和交往是客观存在。

但是,这种存在从本质意义上而言,反映的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真理的曲折经历和艰巨程度。

鸦片战争之后,无数先进的中国人起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式的建国方案甚至在董必武这样的老同盟会战士的心目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正如董必武所回忆的,我
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在探索救国真理的路上,像董必武这样后来转而信奉共产主义的老革命家并不在少数,这也就在客观上使得不少跨党党员在历史上曾与国民党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

因此,认为,研究这种情况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不能无视这些革命家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轨迹,更不能忘记国共两党在阶级属性上的本质差异,否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三、孙中山为何要采取容共政策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自始至终都有人对党内合作有非议。

那么,孙中山为何要坚持这一决策呢?已经提出两条,即输入“新鲜血液”,重新振作国民党的需要;为更好地获得来自苏俄方面的援助。

应该说,这两方面因素,尤其第一点,确实是促使孙中山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最为重要的理由。

但是,这两点理由并不全面。

事实上,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决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重要原因。

其一,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堂内合作”的成功经验是促使孙中山如此决策的重要历史依据。

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初兴之时,屡遭挫败,深感势孤,迫切需要寻找革命的同盟者。

海外是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

因此,争取在华侨中影响较大的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合作与支持,就成为孙中山重要的战略目标。

洪门致公堂是一个具有反清传统的民间会党组织,但是,由于其固有的封建主义色彩,已明显不能适应现代革命斗争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改造。

为了减少阻力,孙中山采取了“以身入堂”方式,于1903年冬率领部分兴中会领袖加入洪门致公堂。

其后,他利用自己在洪门组织中的尊崇地位,大力领导推动组织的整顿工作,并制定了带有鲜明资产阶级革命色彩的指导纲领。

1911年初,孙中山把在美国的同盟会与洪门致公堂合并,从而通过逐步强化的内部合作把这一传统封建性组织引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事实证明,这种“堂内合作”大大推动了民主革命的进程,不仅同盟会因为争取到更多华侨的支持而迅速发展,也使得致公堂得到了长足进步。

这次合作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影响,并予其以深刻启示,从中得出的历史经验,也成为孙中山“党内合作”思想的重要历史渊源。

其二,此前两党在某些局部领域的密切合作使孙中山得以近距离考察中共,并大大加深了对这一新兴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了解。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即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进行了某些局部合作。

这种合作,有的是较为单纯的个人行为,但更多的则是一种组织或准组织的活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双方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成功合作。

1922年1月, 2万多名香港海员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而举行大罢工。

在此过程中,中共广东支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广州各工会组织全力以赴地投入斗争,国民党广州政府也对大罢工表示积极支持。

在国共双方的共同推动下,罢工取得了最终胜利。

类似的合作行为还有很多,比如两党1921年至1922年间于川、鄂等地进行的第一次军事合作以及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过程中的成功协作等等。

通过这些合作,不但使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深深地领略到共产党的勃勃生机,使其慨叹:“共产党是有群众的党”,“事实证明共产党在全国力量比我们大”,而且增强了双方的互信与理解,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其三,不可否认,孙中山在思想上存在的某些资产阶级局限性也是他坚持党内合作而非党外平行合作的重要因素。

清楚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提出并切实
贯彻落实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希望吸纳中共这股新生的革命力量来充实、改造和整顿国民党,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这是孙中山国共合作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受制于种种主客观条件,在他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下一些消极落后乃至错误的方面,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相关决策。

首先,“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的思想误区。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对中国国民党总章再度修改时,明确规定:“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

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负完全责任。

”从这一点出发,孙中山不会允许在中国革命中出现新的领导中心。

1923年11月29日,
孙中山对邓泽如弹劾中共信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批示:“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
弃之。

”从这段话中,不但可以明显看到孙中山对中共最初曾有的不满之意,甚至还可以隐隐读出他曾经对中共“独得俄助”后可能与其“争衡”具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中共加入国民党,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除这种与“吾党争衡”的可能。

其次,孙中山对中共的轻视。

国共两党酝酿合作之时,中国国民党虽存在种种严重问题,但仍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孙中山看来,新生的共产党尽管朝气蓬勃,但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提比肩。

1924年2月,他在一次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提出,“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

国民党员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

”在谈话中,孙中山只以派来称呼中共,轻视之意,可见一斑。

后来的一份国民党正式文件,则更是错误地指出“中共为第三国际之一支部,与国内确立之政党性质不同”,竟然完全忽视了中共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自然不会同意与中共进行平行合作了。

最后,对共产主义的模糊认识。

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经过不懈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努力,最终创立了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孙中山看来,这一理论体系
不但是“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救中国于水火,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唯一途径,
而且也是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的一个最完美的主义。

欧美的政治革命固然与其中的民权主义一致,而民生主义又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没有什么分别”。

正是基于对三民主义的这种自信,孙中山设计规划了一条完整的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发展道路。

在他看来,这条道路固然只能由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来引领,但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共也可以在承认国民党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合作同行,共同奋斗。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就共产党员为何要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进行解释时,曾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主要是因为
深受“极力称赞国民党新主张之三民主义”的苏俄方面的影响,经过“悉心研究三民主义,认定救国大计,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

从这一解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思想的痕迹。

总之,大革命时期,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随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许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为陈腐的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促成了国民党的新生。

在这些“新鲜血液”中,许多人曾经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含其前身)在历史上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这正在客观上反映了先进的中
国人探索救国真理的曲折经历和艰巨程度。

而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的方式,其原因也是多维度的,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考虑,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含有消极落后、甚至错误的方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分析与考察,以把相关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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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78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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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524页。

②张心诚:《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2期(1923年12月30日),第9页。

③《孙中山选集》,第525、948、546页。

④参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1978年版)第70页。

⑤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 1986年,第111页。

⑦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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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第341页。

②孙中山曾当面请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但那也是李大钊在执行中共相关决议与其接触之后的事情了。

③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3 40~349页。

④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0~201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11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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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

②参见杨荣华《略论孙中山的历史经验与国共合作》,《学术界》1987年第2期。

③《“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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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 1985年,第402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 1986年,第458、459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6页。

④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 1991年,第1979页。

⑤《孙中山选集》,第830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