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年画第六代传人不是“娃抱鱼”那样简单

杨柳青年画第六代传人:不是“娃抱鱼”那样简单
李子涵
在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明清街上，卖年画、泥人、剪纸、文玩的店铺鳞次栉比。

几乎每家店铺都有年画出售，但坚持用传统工艺手工制作年画的店铺已然不多，玉成号画庄就是其中一家。

这家小店并不起眼，就连“玉成号画庄”这块牌匾都藏在阴暗的屋檐下，不找当地人打听，要找到它还真不容易。

店铺是一个二层小楼，一楼店面，二楼作坊，面积也不大。

上楼后，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正在案版前给年画上色。

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霍庆顺。

办展览、做讲解……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可把老爷子忙坏了，稍微闲下来，霍庆顺就又回到画庄画他最喜欢的年画。

“我看见年画就想画几笔，这就是我的第二生命。

”67岁的霍庆顺说自己一拿起画笔就感觉“年轻”了许多。

政府支持让年画新生
杨柳青年画，全称为“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

至明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及漕运的兴起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集散地，杨柳青年画随即兴起。

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是杨柳青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杨柳青年画走向衰落，抗日战争时期损失惨重。

玉成号画庄创建于1926年，由霍庆顺的父亲霍玉棠和另一位老艺人韩春荣共同创办。

霍庆顺听老艺人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政府多次抢救、搜集、挖掘、整理，才让杨柳青年画又获得新生。

霍庆顺说，1953年的春天，中央文化部来人了，叫李静森，是一名女同志，给杨柳青年画带来了重新发芽的阳光雨露。

李静森是坐火车来的，“杨柳青还有年画吗？”她一下车就开始打听，很多人说没有了，但她不死心，从西街走到东街，有位老人告诉她，可能有，东街好像有个霍家开了画铺，于是她就奔霍家来了。

霍庆顺家在一个四合院里，几位年画老艺人都住在一起，李静森进门时，正看到大伙热火朝天地作画。

李静森如获至宝，她在霍家住了两天，详细了解了杨柳青年画的历史与现状。

“她叮嘱父亲，你们这个画庄千万不要散了，把过去倒闭作坊的老艺人组织起来，继续发展。

我父亲很受鼓舞，后来又吸收了几位老艺人，成立了互助组。

”
临走时，李静森问霍玉棠还需要什么，霍玉棠的回答很直接，就是没钱。

李静森没过几天就给老艺人们寄来了500元钱。

和钱一起寄来的，还有纸张，文化部希望老艺人们把现有的木版年画一样印十张，寄到北京。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笔巨款，我父亲很激动，旧社会时没有这么支持民间艺术的，他下定决心要把年画事业做好。

”
过去倒闭作坊有不少现成的木版，闲置在屋外，日晒雨淋的，老艺人们决定把这些木版借过来，也算是对年画的传承保护。

借木版是霍庆顺亲自参与的，只有4岁的他缠着大人们哭闹，非要跟着一起去。

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运木版只能靠扁担来挑。

“一块木版十几斤重，一边挑3块就有八九十斤重了，大人根本没有闲暇再抱个小孩。

”霍庆顺说，大人拗不过他，只好让他牵着扁担绳一路跟着。

1956年，老艺人们又在政府支持下成立“杨柳青画业合作社”，那时候，小小的四合院里门庭若市，各界人士都来这里参观。

“那时候中苏友好，还有苏联人来家里看年画呢。

”霍庆顺回忆说。

跟父亲先偷艺再学艺
霍庆顺是家里的长子，在年画堆里长起来的他打小就喜欢年画。

整天跟着老艺人屁股后面转，耳濡目染也学了点皮毛。

于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霍庆顺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幅年画作品。

“画完之后我马上拿给老艺人们看，他们都夸我，把我乐坏了，我就找父亲帮我装裱。

父亲笑话我，就你这画拿糨糊一贴不就好了。

可我不死心，最后照着大人的模样也弄了个天杆地杆，挂里屋墙上了。

”小霍庆顺对着自己的画作看了一下午，他说这是人生第一次自我欣赏。

尽管看着霍庆顺天天围着年画转，霍玉棠却从未主动对霍庆顺说“跟我学年画吧”。

如今的霍庆顺理解了父亲当年的苦衷。

“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深知手艺人的苦，他不愿儿女受这份苦。

”霍玉棠曾对子女说，“要想挣大钱，不要干年画。

”
不过，霍庆顺的一次“顽皮”之举，却让父亲改变了态度。

“我们那时候上学都是半日制的，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学习小组，早早就放学了，回家就看着我父亲和老艺人们在画画。

”一次，霍庆顺发现父亲刷画刷到一半就出门了，心想大人刷我也刷。

“刷了一张拿起来欣赏，觉得挺好，就停不下来了，把剩下的画全部刷完了。

”有趣的是，霍玉棠回来之后也没发现，“过了两天，父亲才开始琢磨，这剩下的一半是谁刷的，把院里的人问了个遍，最后找到我了。

”
霍庆顺一看败露了，赶紧招了，正闭着眼等着挨板子呢。

没想到父亲非但没生气，还笑了。

“你这孩子是块材料，我来教你吧。

”父亲的鼓励至今还在霍庆顺耳边，“父亲把压纸、裁纸、印刷等步骤全都教给我了，我可以说是先偷艺后学艺。

”
提到老艺人教徒弟，有句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说的是有的老艺人收徒会留一手，怕砸自己饭碗。

霍庆顺说：“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只要这徒弟是真心想学，没有哪个师傅会留后手，如果徒弟心思不在手艺上，即使是亲父子又怎样。

”霍庆顺见过不少老艺人教孩子手艺，结果孩子学到一半就走了。

“强扭的瓜不甜，你说老艺人该多伤心，他还不如教给一个外人。

”
如今，霍庆顺的二儿子霍树青也子承父业，和他一同经营着这家“玉成号画庄”。

“对我的下一代，我和父亲的观念是一致的，我不强迫他们干这行，但我会引导他们入这个门，让他们自己去悟，如果对年画感兴趣那就是好事，不感兴趣再怎么强迫也没用。

”
让霍庆顺欣慰的是，霍树青已经接下了杨柳青年画第七代传人的担子，在年画制作上已经小有建树。

担起年画传承人的责任
1958年，在天津市文化局的领导下，杨柳青画业合作社与天津荣宝斋、天津德裕公画庄合并组成天津市杨柳青画社。

办公地点也从四合院里搬了出来，到了一个大院里。

“1960年开始吃食堂大锅饭，哪个单位的家属就得上哪儿吃饭，所以我大部分时光都在画社度过。

”这个大院也成了霍庆顺的第二个家。

1965年，霍庆顺参加工作，进了家具厂。

让霍庆顺开心的是，在家具厂他干的是油工，负责上颜色，这为他学习年画中的彩绘工艺打下了功底。

1966年杨柳青画社迁往市区，霍玉棠每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文革”期间，杨柳青年画遭遇毁灭性打击，许多珍贵的古版、传统年画的原作被任意毁坏、焚烧，丢失。

“我记得家里有不少年画木版被抄走当柴火烧了，那要搁到现在都是文物啊。

”霍庆顺深深叹息，“幸亏家里还有刚印完没彩绘的年画坯子，有坯子就不愁日后刻版。

”
在家具厂，霍庆顺只当了3年学徒就响应国家号召，去参军了。

1973年，霍庆顺复员回家，还是回到家具厂工作。

而霍玉棠此时也回到了家里，一家人面面相觑，年画事业只得搁置起来。

1982年霍玉棠去世，临终前他仍搁不下年画，叮嘱儿女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上世纪8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霍庆顺和霍秀英(霍玉棠长女)以及霍庆有(霍玉棠次
子)几人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到将杨柳青年画恢复的工作之中。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是父辈的嘱托，二是看到当时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年画而感到着急。

”那时候的杨柳青，走到街上随便找一个年轻人问年画的事，都直挠头。

一次霍庆顺跟一位年长的乡亲聊起年画，对方说：“这年画有什么呀，不就是个娃娃抱大鱼，拿笔一画，再上个色嘛。

”听了这句话的霍庆顺很郁闷，“杨柳青年画可不只是娃娃抱鱼，它的题材有娃娃、仕女、民俗、民间故事以及神像共计5大类，每类都有上百种，但无论题材如何丰富，都离不开一个‘年’字，就是我们理解的喜庆祥和。

”
而传统年画工艺也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

包括出稿、刻版、印刷、彩绘和装裱五道工艺。

“每道工艺都不简单，人一生中要是能学精其中的两道就很难得了。

”这句话霍庆顺逢人便说。

为了让身边的人了解年画，从1986年开始，霍家人就开始在春节假期举办免费画展，地点就在自家四合院内。

“一开始我们只展览3天，后来街坊邻居觉得看不够，我们又延期到7天，再后来直接延到过完灯节儿。

”
1993年兄弟姐妹几个恢复了“玉成号画庄”的老字号，还在家里专门布置了一条画廊，让老百姓随时都可以来参观。

这个小小的家庭年画博物馆一直坚持到2002年四合院拆迁。

2007年，霍庆顺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为他传播年画文化带来了更大动力。

如今的霍庆顺除了经营着画庄，还在杨柳青年画馆担任讲解员，有时还得去中小学授课，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比退休前忙多了，但我觉得这是身为年画世家人的责任。

”霍庆顺说。

最近，霍庆顺还和天津大学合作，将杨柳青年画带进大学校园。

“让年轻一辈认识年画、研究年画是我这个传承人最该做的。

”霍庆顺说，“虽然我身在年画世家，但年画文化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大家共同的财富，对每个天津人来讲，都有你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