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引论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引论　
李惠斌　
近年来，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一个重要术语。

由于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甚至还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学科――“经济社会学”。

研究者们试图将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内容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并试图通过它来解决有关学科和现实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１．　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缘起　
１９８０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Ｐ．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在一本叫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一年以后，经济学家格伦·卢里（ｇｌｅｎ　ｌｏｕｒｙ）在批判新古典经济理论时也提到了这个概念。

他虽然没有对这个概念展开论述，但是他却从经济学的角度使用了这个被布迪厄作过社会学解释的社会资本概念。

到了１９８８年，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ｍａｎ）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

”科尔曼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论述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但是，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

　
普特南自称他和一些同仁花了２０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研，而他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让民主政治运作起来》（１９９３年）一书，则成为美国当年的最畅销书之一，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书中提到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此后的几年里，普特南又在《美国展望》杂志连续发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１９９５年春季号）、《公民美国的奇怪消亡》（１９９６年冬季号）、《繁荣的社群　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１９９６年春季号）等文章，对美国的自发社群组织、公众参与和“公民心”的变化状况作了大量的评论。

与此同时，该杂志还先后发表了迈克尔·舒德森《如果公民生活没有死亡怎么样？》（１９９６年春季号）、锡德·斯考波尔《自上而下的拆散》（１９９６年春季号）、理查德·Ｍ．瓦莱利《电视迷的民主》等文章，与普特南教授商榷，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评。

普特南则在同期杂志上对上述批评作了回应，写了《罗伯特·普特南的回应》一文，对有关批评表示了欢迎，并就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他认为是必要的说明。

同年夏季，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德罗·波茨等也在《美国展望》上撰文《社会资本的下降趋势》，参与这场有关美国公民心问题的讨论。

至此，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可说是进入了一个高潮。

　
除了上述学者以外，参与社会资本问题讨论的还有东卡来纳大学的鲍伯·爱德华与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米切尔·Ｗ．弗雷，两人合写了《超越普特南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一文，对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外，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彼得·埃文斯教授就社会资本概念撰写了《跨越公私界线的发展战略》，认为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理论中的制度理论；耶鲁大学的卡拉·Ｍ．伊斯特斯撰文《组织的多样性和社会资本的产生》，用两个合唱团的不同组织和结构特点以及不同运作方式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举例说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简·弗泰恩博士和罗伯特·阿特金森博士联合撰文《创新、社会资本与新经济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新政策，支持合作研究》，阐述了社会资本对于科技创新的现实意义；维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福特·布朗于１９９９年在因特网上发表《社会资本理论综述》一文，试图对社会资本概念给出一个学理性的阐述。

　
１９９９年，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出版公司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了一本由简·Ｗ．范戴斯、马科·马拉菲、肯·纽顿以及保罗·Ｆ．怀特利等合编的政治学论文集，书名为《社会资本与欧洲民主》。

著名政治学家汉斯·科曼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为该书作序认为：“社会资本近来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概念出现在现代政治学中┅┅在本书中，社会资本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

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

”书中收入的政治学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政治学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正如布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迈克尔·伍考克等在一篇全面系统地论述社会资本概念以及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长文《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和政策构架》一文的最后所指出的，“在社会资本身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决策者以及各个领域‘内’的各阵营，又一次找到了一种存在于公开的和建设性的争论中的共同语言，一种以过去的１５０年中受到狭隘的学科主义严重压制的语言。

”　
收集在《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出版）一书中的这些有关社会资本的论文，全面地反映了上述各方面的思想，可以给读者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全面印象。

　
２、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解释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传统上被广泛理解为与个人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纯粹经济学概念。

布迪厄和科尔曼以来，这个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甚至后来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和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的概念。

它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目前这个概念虽然尚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但各方面基本上认同普特南的定义，即把它理解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

对这三个方面的不同强调，构成了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解释。

　
由于各自的知识背景不同，所有这些作者在谈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时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从功能的角度讲的多一些，有的从组织和结构的意义上讲的多些，有的则侧重于它的社会制度的意义――不论是正式的社会制度还是非正式的社会制度，有的则侧重于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大部分作者则把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研究和论述这个概念时，有的喜欢使用经验和实证的方法，有的则喜欢使用系统的方法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学理性的研究。

但所有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学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和政治学的研究。

　
（一）社会学的研究和争论　
普特南以及围绕普特南开展的争论主要涉及自愿社会团体、公民参与、公民心等方面。

普特南认为，几十年来，由于过分个人主义的影响，美国人与其社区的联系减弱了，主要表现在公民参与比托克维尔时代明显地下降了。

普特南认为，相当一部分美国公民不再对投票站感兴趣，参加投票的人数二十年来下降了２５％。

不仅如此，美国人参加教会组织、学校事务团（家长－教师协会）、体育团体、职业社团、文学社团、工会、职业社团互助会、退伍军人团体和扶轮社等各种社团活动的积极性都比以前大为降低。

所以，普特南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下降了，他甚至认为美国的公民心消失了。

普特南的观点引起不少社会学家的批评。

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普特南对是否存在公民精神衰落问题作了不合适的判断。

他认为：普特南的文章“遗漏了若干重要的相反证据。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测量公民参与度，那么他所说的衰落就不会有那么惊人，也就不会使人那么迷惑了。

假如我们更仔细的审视公民参与的历史以及各代人之间的不同，我们就会抛弃公民性衰落的说法。

而且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电视和晚近的历史，我们也就不会怪罪电视造成公民参与的衰落了。

”　锡德·斯考波尔认为普特南使用的“‘消失’这个词太重了”。

他进而指出，美国的社会团体正在多样化，“许多团体在一定范围内发生裂殖，因而个人参与团体的程度便可能大大算少了┅┅许多父亲和母亲退出了慈善互助俱乐部和妇女俱乐部后，不是‘仅仅转向保龄球’，而是转向以孩子为中心的同其他家长的交往”。

理查德·Ｍ．瓦莱利则批评普特南把问题搞颠倒了，实际上，不是美国人抛弃了什么，而是美国人被抛弃了。

在他看来，美国公民参与意识减弱的原因是美国各社团组织的行为发生的变化。

因此，普特南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对科尔曼和普特南持批判态度的还有波茨教授。

他发现最近的研究多从功能的意义来界定社会资本。

他写道：“对现有文献的评论有可能把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功能区分开来：（一）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二）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三）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

”第一个功能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规则的执行，从而使社会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转之中。

第二个功能关注的是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

第三种形式较多地“被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

”　
正是由于侧重于从网络的功能意义上界定社会资本概念，波茨进而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他在总结这方面的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
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

”在波茨看来，首先，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禁止其他人获得利益；其海外侨胞，由于团体或者共同体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阻碍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第三，共同体或团体的参与必然产生服从的要求；第四，波茨注意到，有些类型的社会团结和凝聚力是出于反社会的目的，如黑社会组织、卖淫和赌博集团以及青年帮派等社会网络，其中的规范只是便于藏污纳垢和排斥好人。

　
（二）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　
与单纯的社会学研究不同，迈克尔·伍考克、彼得·埃文斯和简·弗泰恩等人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了社会资本概论。

伍考克高度肯定了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意义。

他在回顾了生产手段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土地、劳动和物质的资本这三个实际增长的要素，６０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则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认为受过教育和经过培训的健康工人的社会天赋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

而社会资本理论则进一步发现，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

彼得·埃文斯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指出：通过把规范和网络称为社会资本，“普特南等当代理论家把基本关系具体化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济资产”。

埃文斯抱怨当代发展战略只重视宏观经济学的成就，却不花大力气了解其所依赖的宏观制度的功能。

他认为，作为推动市场交易制度的社会资本，在发展理论中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它是公司建立有效合作关系、联邦政府将某些科技职责下放各州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一项更具合作性和积极性的联邦政策。

因此，联邦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培养企业的相互沟通与相互信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弗兰西斯·福山也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方面研究了社会资本概念。

福山的讨论集中在这样一种思想，即经济学家在分析时除了应该考虑传统的资本和资源之外，也需要考虑相对的社会资本实力：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

福山在其专门论述信任的著作中写道：“社会中存在高度信任感，　能够促进大规模企业的产生，如果大科层能够透过现代化信息技术，使小一点的公司慢慢转型并加入他们的网络，这时候拥有高度信任感就如虎添翼了。

”　
（三）政治学的解释　
如前所述，社会资本概念是因为普特南的著作《让民主政治运作起来》而引起更广泛关注的，因此它对于政治学的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杰森特·乔丹那注意到，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已为各学科中的社会科学家所广泛认可，它被认为是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这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

由于它强调集体行
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因而这本身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具十重要的意义。

　
肯尼斯·纽顿认为，按照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至少可作三方面的理解。

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的特性。

纽顿在这三个层次论述社会资本的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三种模型，用以解释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他提出的三个模型是：（一）深度信任的迪尔凯姆模型，（二）浅度信任的托克维尔模型，（三）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信任。

不仅如此，纽顿还论述了“初级民主”、“次级民主”和“抽象民主”这三种民主模式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１．　国内的研究情况　
国内关于社会资本或与社会资本有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比较宽泛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二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制度、规范以及网络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三是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关系、直接以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理论研究。

　
早在１９８８年，国内就有人出版过名为《经济与文化》的小型刊物，开始对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

１９９４年，中央编译局所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与浙江省金华市委联合成立了经济文化研究院，组织有关专家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同时把企业形象建设的模式引入政府工作和城市建设，开始了有关地区形象建设和城市形象建设的研究和实践。

大家普遍注意到了文化、信任、规范和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期间国内先后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现代经济文化导论》（周浩然、张炜著，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华夏文明振兴之路――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论》（中国经济文化研究院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文化力――横店的启示》（孙是炎著，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经济文化发展研究》（周浩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地区形象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文化研究院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地区形象论》（罗治英著，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等。

这些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是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

　
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文化（包括信任、规范、制度、传统、网络、形象等）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家一致称其为“文化力”。

有的研究者看到，中国的大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的则注意到，社会网络或“缘”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对于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有的从制度、规范、信任和形象的角度，研究宏观和微观领域中的投资环
境和发展环境。

这些研究虽然没有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研究的内容与社会资本理论是基本一致的。

　
经济学家多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研究。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仁、吴敬琏、樊纲等都有这方面的研究。

樊纲的《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一文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文本。

樊纲认为，制度，不论是正式的制度还是非正式的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他看来，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短期的交易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实现现代社会化生产与市场关系所需要的经济体制。

许多成功的华人经济仍然是以中小型的家庭企业为主，难以形成大型的“经理资本主义”企业；而华人经济成功的地方（如“东亚模式”或“海外华人经济”），迄今为止一定程度上都得益于某种外在制度起到了“理性化制度约束”的稳定作用，从而弥补了华人文化的缺陷。

樊纲从而断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的优势的发挥，一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遵守“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上制度理性化的道路。

　
真正在中国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其仔博士。

张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范畴进行。

他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试图通过他的研究，回答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对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转移‘对技术创新以及对制度创新的影响。

另外，张的研究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一方面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力图建立一个分析社会网络的规范体系”。

张的贡献是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对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作了比较成功的量化研究。

但是，社会资本的含义不限于社会网络，因此，社会资本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而且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无疑是忽视了信任、规范以及社会道德因素等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２．　意义、价值与方法论的提升　
社会资本在国内和国外的各个学科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引来不少学者花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研究，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人们在注重有形资本研究的同时，开始注重无形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以外的无形资本的研究，这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拓宽。

发展理论的研究向人们表明，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还有社会组织、社会传统、社会制度以及道德、规范等各种文化因素。

因此，如果不注意这些方面的研究，经济学必然是不完备的。

如果对中国近２０年的发展和２０年前的发展进行比较，人们不难看到，发生变化的主要是思想观念、制度和运行规范。

而这些变化却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的腾飞。

这些因素主要的不是有形物质的因素，而是各种无形的文化因素。

在今天，对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进行比较，人们也不会否认，影响西部地区
发展的原因主要的也不是物质的原因，而是思想观念、传统习俗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资本方面的赤字所造成的。

这种社会资本的赤字现象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滞后、政府效率低下、官员腐败、公民缺乏信任感、社会缺少秩序和规范，等等。

所有这一切，是影响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样的一个地区，不论是国家投资还是外来的个人投资，往往会成为丢在饿狼四伏的荒野中的肥肉，要想保值增殖，是十分困难的。

而对于这样的地区，不论你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如果不首先改变它的社会资本状况，它的发展都是难以想像的。

　
其次，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而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是资本，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经济社会学。

象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遇到了社会学问题一样，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也遇到了经济学的问题。

因此，这也是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社会资本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一旦考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的效用问题，社会资本问题也就产生了。

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道德等等研究对象，都有一个功能和效用问题。

而这正好就是社会资本的问题。

所以，社会学家研究社会资本，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不论是布迪厄、科尔曼，还是普特南，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他们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的。

波茨把社会资本的研究归结为一种功能性研究，实际上他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功能性研究，也就没有社会资本这个概念。

而正是这种功能性研究，促进了社会学的繁荣。

　
第三，从社会资本概念中，政治学也找到了一条走向善治的重要理由。

政府的功能、公民的参与、制度的创新、社会的规范以及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等等，都是当前摆在政治学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正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

于是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出现了。

汉斯·科曼立刻把握住了现代政治学中出现的这个“很有潜力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可能会使目前政治民主程序中出现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科曼讲的这个民主程序中的问题就是公民参与下降的问题，这也是普特南等人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托克维尔当年赞美的西方民主和公民精神正因为这种民主政治的虚伪性而受到公民的冷落，如何通过自发性社群组织的粘合作用重振公民精神，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是政治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这正好就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为各个学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式。

这正是它的重要价值所在。

不过，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概念的理解还有待规范。

目前围绕社会资本概念引起的争论，主要
是概念不清所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社会学家波茨不仅从积极的意义上论述了社会资本概念，而且阐述了社会资本的消极方面，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

他实际上是要说，有些网络的社会意义是消极的。

但他不是用“消极的网络”这个词来表述，而是使用一个大字眼，即用“消极的社会资本”替换了“消极的网络”这个包含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子概念。

这实际上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人们可以用网络来界定社会资本，但并不是所有的网络都是社会资本。

比如不能一般地把犯罪团伙当作社会资本。

犯罪团伙是网络，但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网络。

这就属于概念界定上的问题。

又比如普特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