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一)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一)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学者们突破了纯文学研究的范围，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呈现出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此外，作为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学者们还就今后的学术走向做出了深刻思考。

一、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时期。神话、诗歌、散文等均于此时期呈现辉煌境界。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也在《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书中有专门讨论。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楚汉之争，先秦文学典籍遭到破坏，到了西汉初期，学者们整理承传先秦文献典籍，出现了许多学术门派。于是有关学术史研究，成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001年，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而存三百零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时，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质疑。《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发表了范震威的《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对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全面论析，指出在20世纪的百年中，司马迁的删诗说与孔颖达的未删说又被衍化成四派，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不置可否说。作者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应该诸说并存，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我们认为作者的态度是谨慎的，删诗说应占主导地位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因为2001年底所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正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张晨的《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⑴将《史记》中所涉及的《诗经》材料作了全面分析，然后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揭示了司马迁的《诗经》观，文中实际上对《诗经》的性质、功能以及孔子与《诗经》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讨论。这是一篇比较扎实的文章。类似的文章还有刘立志的《荀子与两汉〈诗〉学》⑵、李丹的《先秦到六朝诗歌理论发展轨迹之勾勒》(3)、王承略的《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与命运》(4)、姚静波的《试析班固对屈原之批评》(5)等。

以上是就先秦两汉文学的学术史问题作直接讨论。事实上，汉魏以后，历代学者都重视这一问题，对于我们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因此，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总结，也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如，邹然《欧阳修的〈诗经〉批评》(6)、任大白《传统诗经学的重大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7)、刘毓庆《从朱熹到徐常吉——〈诗经〉文学研究轨迹探寻》(8)、檀作文《汉宋诗经学的异同》(9)、王以宪《试论俞平伯在〈诗经〉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功绩》(10)、梅琼林《20世纪中的“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⑾、郑杰文《20世纪20年代墨子国籍论战述评》⑿、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⒀等等。这些文章都属于评论之评论。学者们站在21世纪初的高度，对以往的学术研究作冷静分析，有利于把握先秦两汉文学学术史的脉络。

二、文学的考古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加之人为的破坏，流传至今已非全貌。因此，研究先秦两汉文史，新的突破往往有赖于地下材料的出现。王国维先生即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世纪之交，地下文献资料正有惊人发现。1998年公布了郭店楚墓战国竹简800多枚，有先秦儒道文献13种18篇。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公布了《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等儒学文献。这些考古资料对于《诗经》《楚辞》与先秦诸子散文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001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较好的成绩。江林昌《郭店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史研究》⒁除了学术史层面的讨论之外，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利用郭店简《穷达以时》、《老子》甲本、《太一生水》等考古资料，对楚辞《离骚》和《天问》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姚小鸥《诗经〈关雎〉篇与〈关雎序〉考》⒂利用上博简《诗论》的资料，指出《关雎序》的有关论述不但确为先秦旧说，而且完全符合孔子所传《诗》学体系的伦理精神。这对重新认识《毛序》及先秦《诗》学的基本性质有积极意义。相关的论文还有高秀昌《从简本看今本〈老子〉的形成》⒃、王振复《郭店楚简〈老子〉的美学意义》⒄、于第《郭店楚简〈缁衣〉引诗补释》⒅、方铭《从出土文献诗与志的关系看文学的价值》⒆等。

除了郭店简和上博简之外，学者们还利用其它考古材料研究先秦两汉

文学。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⒇将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天星观一号楚墓、荆门包山二号楚墓中所见的祭祀竹简与《九歌》神衹系统进行比较，发现有许多对应之处，最后得出结论：“《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其它还有朱大星《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21)、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探拾》(22)等。

三、文学的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学典籍，往往是文史哲不分家。尤其是先秦典籍如《诗经》《楚辞》之类，首先是宗教祭祀文本和史诗，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因此，要揭示先秦文学的深层内涵，往往需要从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角度入手。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者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孙作云及今人萧兵、叶舒宪等人，已作了很好的开拓。2001年学者们继续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刘毓庆《〈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23)从上古有关鸟类记载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入手，在考察《诗经》鸟类兴象产生的观念背景的基础上，对《诗经》中的鸟类兴象的起源与意义，作了新的认识，揭示了《诗经》鸟类起兴意象与远古鸟情占卜习俗的部分联系。韩高年《周陈关系、祭礼与陈地风谣本事考——以〈宛丘〉〈东门之扮〉为例》(24)考察了周初大姬执政于陈的史实，然后分析了《宛丘》《东门之扮》两首诗，认为诗中所描写的是陈国东门外羽舞娱神、男女相会的场景，并无讽刺之意。然后又从陈地的东夷文化传统入手，证明诗中羽舞是

为祭祀高禖，结合《汉书·地理志》和颜注，及《左传》等其他文献记载的关于大姬无子而祈求的情况，可以断定，《宛丘》《东门之扮》产生于周初武陈之世大姬执政之时。其内容是写舞羽祀高禖的情形，并非如传统所说的刺陈幽公。马玉梅的《“诗经”中宴饮诗及其宗教、政治意味》(25)将《诗经》中20多首宴饮诗按性质分为两类，其中《凫鹥》《既醉》《丝衣》《楚茨》为祭祀宴饮诗；《桑扈》《韩奕》《彤弓》《宾之初筵》《行苇》《羔羊》《常棣》《伐木》《湛露》《頍弁》《鱼丽》《南有嘉鱼》《瓠叶》等是世俗宴饮诗。“通过祭祀宴饮诗，我们知道，宴饮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娱神、媚神，实现人神相接的手段而被运用的，它充分显示了‘周人尚臭，灌用鬯臭’的特点，这是与‘殷人尚声……涤荡其声，三阕’的重以乐娱神的祭礼习俗截然不同的。通过世俗宴饮诗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宴饮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宴饮，一方面以其自身固有的品质在政治上起着和睦人际关系，消弭上下离心效应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被运用于各类政治活动中，成为许多重大典礼的组成部分。”

高永年《〈雅〉诗中的宗教意义探析》(26)也是一篇讨论《诗经》中祭祀宴饮活动的诗。文章从宴饮诗、祭祖诗等角度讨论了《雅》诗中的宗教现象及其意义，指出周代上层社会宴饮频繁，它是作为不可或缺的礼仪活动和宗教活动出现的，是祝祷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雅》诗中的宴饮诗有《凫鹥》《行苇》《既醉》《假乐》《鹿鸣》《頍弁》《鱼藻》《宾之初筵》《桑扈》《采菽》《湛露》《彤弓》《鱼丽》《南有嘉鱼》《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