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论文

金庸小说研究

摘要：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本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关键词：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现代意识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和小说。曾经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

一、武侠演史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事实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中，金庸不但大谈他对《三国演义》、《水游传》的持续阅读，而且谈到了对西洋“讲史演义”如《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布鲁达库英雄传》、《侠隐记》及《基度山恩仇记》等的浓厚兴趣。在金庸小说里也不难找到这些小说的意象、间架或者人物叙事的变异。洋为中用，不拘一格，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

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所述虽多“查无实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我个人喜欢的《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已经补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笔者曾经多次代表文学研究者，当面建议他出版一种保留最初发表面貌的作品版本，都被他含笑婉拒，或许就是一种证明。这也是笔者之论述不得不受到版本证据局限的缘由。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讨论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发内乱外侮，以致生灵涂炭，民族蒙难的。也许是考虑到西部风情的旖旎绚丽，《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应战，神必佑我”为背景，上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坚韧卓绝、又以民国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传说”和“香妃传说”渐次铺叙故事。《碧血剑》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双线结构，

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报仇”观念的作品。但其开篇即以勃泥国华侨张朝唐明末回国赶考，遇见官兵抢掠，尤甚于匪的情状，即是依据明人记载补叙的。《雪山飞狐》借鉴了《罗生门》的叙述手法，描述的却是寻找明宫聚敛而后失落闯王“宝藏”的主题，也于史有据。金庸此篇小说的背景是关东，但今之河北蔚县通往山西广灵的古商道即名“飞狐口”，隋唐间确曾设“飞狐县”。顺便一说，此地古迹甚伙，值得一游。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著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

而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这固然与他因丧子之痛，个人心路历程上对佛学有所参悟的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用佛学术语来说，这是破除了“知见障”，遂使其小说风格叙事为之大变，脱出窠臼，另辟蹊径，更上层楼。

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影响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