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蒙)元民族政策百年研究综述

李翀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本文就晚清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蒙)元民族政策的研究状况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可以说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硕果累累。同时指出，要想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进步，更上一层楼，还有不少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关键词：蒙元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它不仅是一个由草原游牧民族所建立、统一全国的多民族王朝，而且是一个对世界历史影响比较大的帝国，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元朝统治者也会遇到如何统治广大征服地区，如何维护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的特权地位等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从蒙古游牧贵族和封建王朝的利益出发，针对国内多民族的具体情况，实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元代的民族政策也有它反动的一面，所以蒙元帝国民族政策的研究是国内外元史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晚清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学者们主要围绕民族压迫和分化的四等人制，联姻和纳质，“因俗而治”政策和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本文试就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一综合述评。

一、“因俗而治”政策

二十世纪50、60年代，韩儒林先生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中，韩先生全面研究了元朝廷管辖吐蕃地区的各种制度，认为元世祖曾将吐蕃封授第七子奥鲁赤，有元一代西藏始终是奥鲁赤一家的采邑，宣政院是中央设置的管理西藏的专门机构，宣慰司都元帅则是西藏地方的最高官吏，西藏僧俗官员的任用处罚和较大的军事行动，都由宣政院直接管理，皇帝任命的帝师一家则垄断了元前期西藏的教权和政权 (1)。可以说韩儒林的这篇文章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苏联学者尤·诃·罗利赫的《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藏关系》认为，阔端进兵西藏，元政府与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结成总主与藩属，施主与座主的关系，开创了研究藏蕃关系的先河(2)。

1977年，美国学者怀利指出，阔端与萨班会晤，授权萨班以蒙古代表的名义全权统治西藏，成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他还指出，忽必烈时期，扶植和利用萨迦派来统治西藏，封八思巴和其弟恰那多吉分别为宗教和世俗首领从而加强了元对西藏的统治(3)。

80年代，美国学者赫尔伯特、弗兰克认为元对西藏地区统治是双重管理，日常事务由当地官员管理，危急时刻由皇族人员监护指挥(4)。李干在《试论元世祖忽必烈的民族政策》中认为元世祖针对我国多民族的具体情况，对边疆民族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李翀(1976-),男,回族，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史、民族史研究。

采取了比较实际和明智的政策，具体内容是：第一，在边远区域设立民族自治性的管理机构。第二，任用各民族官员(5)。

陈庆英在《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中较多的运用藏文史料，指出元朝对西藏政策的首要之点，就是利用和扶植萨迦派，元政府曾封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等四个世俗王为白兰王，同时，元廷还力图通过白兰王尚皇室公主的方式，加强与萨迦派的联系，进而有效的统治吐蕃全境(6)。李干在《元代宗教政策简论》中认为，元代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统治者采取了提高少数民族宗教首领政治地位的政策，这种政策对巩固蒙古贵族的政治统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7)。陈庆英、史卫民依据《汉藏史籍》和《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史料，在《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中认为蒙哥汉在位时，以武力进攻的同时，对西藏进行括户和分封，把吐蕃封与阿里不哥，旭列兀等王为领地，诸王把领地交予与其结成施的教派主进行管理(8)。东嘎·罗桑赤列认为，元政府一方面利用西藏佛教的首领人物，另一方面于1272年在西藏地方设立了称为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对西藏进行有效的管理(9)。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王辅仁、陈庆英在《八思巴传略》中认为，元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扶植和利用西藏佛教的领袖人物，来统治西藏，忽必烈于1206年即位以后，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佛祖历代通载》卷32 ）(10)。胡绍华在《羁縻郡县制度与土司制度的对比研究》中认为，元政府重视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借鉴前代对南方民族羁縻统治的经验，采取招抚政策，即采用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以各种官职，如宣慰使、安抚使、长官司等土司，让这些土司、土官去管理原有民族地区的政策，由原有地方的民族首领直接统治的地方，而中央朝廷对民族地区只实行间接的统治(11)。李干在《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方略研究》中论述了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施行土司制度、设置适合于西藏地方自治的管理机构、任用藏族及其他民族成分人员，并分析其成功推行土司制度的原因(12)。

贾丛江在《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中探讨了永昌之名的由来，东迁时间，亦都护家族得以封镇于阔端后王封地的原因，以及亦都护和高昌王双王爵位并立的原因等问题(13)。田卫疆在《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中指出，元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和元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14)。姚兆余的《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一文,则对三朝不同政治格局下的羁縻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三朝民族观念的不同和综合国力尤其军事力量的强弱不等,是导致三朝羁縻政策存在差异的内外原因(15)。

张永和的《元朝治藏政策得失考》认为，元朝对西藏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政策不失为上策，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16)。方铁的《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指出赛典赤在云南的施政，既有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建成的土官制度(17)。王文光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中指出，为了有效的治理边疆民族，元政府采用“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手段，利用本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作为当地的代理人，如根据吐蕃特殊的政教合一情况而制定了寓政教一体的统治方式，元世祖继承并发展了阔端利用宗教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