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剧性结局的理论形态

西方悲剧性结局的理论形态

叶

毓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７４１００１）

摘

要：对西方悲剧理论进行研究，梳理西方悲剧性结局理论形态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并提出西方

悲剧性结局经过演变逐渐确定为三种主要形态，即“由逆转顺”型单一结局，“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结局，“善与善对立、善无善果”型双重结局。

关键词：西方悲剧；单一结局；双重结局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３７１－１３５１（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３６－０４

最早提出悲剧结局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第七章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且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件事物可能完整而缺乏长

度）。所谓‘完整’，指事物之有头，有身，有尾。”［１］

（Ｐ２５）

这里的“头”即悲剧的开端，“身”即悲

剧的发展，“尾”即悲剧的结局。悲剧结局是悲剧行动的结束，也是悲剧情节发展的终点。亚里士多德虽然说悲剧是分“头、身、尾”三个部分的，但是，从情节布局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只有两个部分。《诗学》第十八章写道：“每出悲剧分‘结’与‘解’两部分。剧外事件，往往再搭配一些剧内事件，构成‘结’，其余的事件构成‘解’。所谓‘结’，指故事的开头至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之前的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所谓‘解’，指转变的开头至剧尾之间的部分。”［１］

（Ｐ６０）亚里士多德认

为善于“结”与“解”，是衡量悲剧优劣的重要标准。“过去的诗人各自善于运用某一成分，因此批评家要求每个诗人胜过每一个前辈的特长。其实要说一出悲剧和另一出相同不相同，公平的办法莫过于看布局，即看‘结’与‘解’相同。许多诗人善于‘结’，不善于‘解’，其实两者都应擅长。”［１］

（Ｐ６２－６３）

悲剧情节布局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即

“结”和“解”，较重视突转和发现，强调好的悲剧布局，即使不看演出，只是听事件的发展也能因结果而惊心动魄，产生怜悯之情。可见，亚里士多德已认识到情节的布局对悲剧审美效果的决定作用。

亚里士多德在对古希腊悲剧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总结出两种悲剧结局：单一结局和双重结局（陈中梅的《诗学》译本称为单线情节和双线情

节）。单一结局（单线情节）应有两种，即“由逆

转顺”型和“由顺转逆”型。双重结局按照推理应该有四种，亚里士多德只看到双重结局中的一种即“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而真正具有悲剧性的

“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双重结局却未被发现。

一、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单一

结局的强调

亚氏认为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１］（Ｐ３９）亚氏认为单一结局的悲剧是好的情节布局，这种布局的悲剧由一定长度的行动组成，条理清晰，情节集中，能产生强烈的戏剧审美效果。古希腊悲剧多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古希腊人还没有从自然界中完全分离，人与神的关系很密切，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象征着人类还没有认识、没有征服的神秘自然力量以及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命运悲剧由此诞生。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是只有悲惨结局，还有喜剧结局。古希腊单一结局的悲剧存在两种主要的形式：“由顺转逆”型和“由逆转顺”型。“由顺转逆”型的单一结局的悲剧表现了悲剧人物与命运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对立，以悲惨结局收场；而“由逆转顺”型的单一结局的悲剧结局却表现了悲剧人物与命运的和解，矛盾得以化解，以喜剧结局收场。这就是单一结局的悲剧最适合表现命运悲剧的原因。《俄狄浦斯王》就是古希腊悲剧单一结局“由顺转逆”型的典范，也是命运悲剧的代表，该剧紧紧围绕着俄狄浦斯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０－０８

作者简介：叶毓（１９７３－），女，甘肃文县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硕士。

２００６年１月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Ｊａｎ．，２００６第２６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

３６

个人的命运展开，结局是不幸的。命运悲剧是古希腊悲剧的主要类型，命运悲剧中悲剧主人公的幸福与命运的阻挠形成尖锐的对立，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早已注定，但悲剧人物在强大的神秘力量面前不断地挣扎、反抗，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但他们的不屈服和无望的挣扎却具有了悲剧性，这也是悲剧最能给人类的精神财富。

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前后矛盾，他先提出单一结局的悲剧“由顺转逆”型为最佳结局，而在第十四章又认为“由逆转顺”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是最好的布局。看起来是有点前后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这种结局的悲剧之所以为亚里士多德所称赞，就因为这种结局也是单一结局的一种，而且表现了命运与神、英雄们的和解，这在古希腊悲剧中是很多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四章中将善于布局的悲剧分为四种。第一种悲剧布局较次，即人物知道对方是谁而有意杀害对方，这样的布局很少有人采用。例如，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第二种最次，人物知道对方是谁而没有做出来。第三种较好，“或者叫人物做出来，但他做这种可怕的事时不知道对方是谁，事后才发现他和对方有亲属关系”［１］（Ｐ４４），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最好的是第四种“执行者不知对方是谁而企图做一件不可挽救的事，及时‘发现’而撒手。”［１］（Ｐ４５）例如《克瑞丰忒斯》、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赫勒》等。《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伊菲革涅亚在准备杀祭的外乡人中及时发现了俄瑞斯忒斯，悲剧突转，最后俩人双双逃离了陶利斯。《克瑞丰忒斯》也一样是母子相认的喜剧结局。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论述悲剧时最爱举的例子就是《俄狄浦斯王》和《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足见他对单一结局的悲剧的偏爱。因此，亚里士多德称赞《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伊翁》为好的结局就不足为怪了。

二、悲剧的双重结局及其发展

根据推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双重结局”应有四种：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善有善报、恶无惩罚型；善无善报、恶无惩罚型。善无善报、恶有惩罚型；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双重结局只有第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而没有发现真正符合悲剧精神的第三种结局形态。

第１种结局即“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这种悲剧结局在古希腊大量存在。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写过十六部以“喜”结尾的悲剧，欧里庇德斯写过二十四部。［２］（Ｐ１０３）由此可见，古希腊悲剧比后世的悲剧外延大得多，这种结局的戏剧在古希腊也是悲剧，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的较明确的界定，即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１］（Ｐ１９）因此，悲剧不仅是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悲剧的审美效果是引起怜悯与恐惧，并净化之的戏剧样式。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结局的戏剧，更多的是引起人们的喜悦之情，戏剧人物只是经受了苦难和逆境的考验，最终皆大欢喜，赏罚分明，如愿以偿。这是典型的悲喜剧的结局，而不是悲剧的结局。亚里士多德否定了双重结局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型的悲剧具有悲剧性，并举了史诗《奥德赛》为例来说明双重结局中“善有善报、恶有惩罚”的悲剧像喜剧。《奥德赛》以善的一方奥德修斯终于与家人团聚，恶的一方求婚者和背叛主人的奴隶被杀结局，真可谓善有善报、恶有惩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结局违反了悲剧精神，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而是迎合了无知的观众的喜好，因此不是悲剧性结局。

第２种“善有善报、恶无惩罚型”的结局，不符合悲剧的本质。悲剧中“善”与“恶”的冲突既可以是外在的冲突，比如代表“善”的悲剧人物与代表“恶”的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内在冲突，即代表人性中“善”的品质（如理性、伦理、道德等）与人性中“恶”的品质（如欲望、野心、罪恶等）之间的冲突。而“善有善报、恶无惩罚”不符合悲剧冲突的原则，“善”与“恶”之间没有发生关系，因此，不合逻辑。

第３种“善无善报、恶无惩罚型”的结局，看起来像悲剧结局，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悲剧的道德底线，也无法构成悲剧的讽刺，因此，也不常采用。悲剧结局的悲惨并不是判定悲剧的必要条件，悲剧还须表现在必然性的悲剧冲突中体现出悲剧人物的悲剧精神，只有悲剧性结局与悲剧精神相结合才能判定悲剧。“善无善报、恶无惩罚”这种结局违反了“诗的正义”，尽管西方悲剧理论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是，悲剧天生就与道德结缘，甚至我们分不清，我们欣赏悲剧时的快感有多少不是因为道

３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