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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吸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

林丹华方晓义

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青少年吸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研究已成为当前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该文着重对迄今为止的4种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和干预模式，即健康教育干预模式、社会影响干预模式、社会技能干预模式和认知—发展干预模式进行了回顾和评价，并对正在蓬勃兴起的家庭和社区预防和干预方案做了介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青少年吸烟预防和干预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关键词青少年，吸烟行为，预防，干预。

分类号 B844

关于青少年吸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研究是近三四十年来才逐渐开展起来的。最初的预防和干预方案都是以学校为基础，主要强调吸烟对身体所造成的长期的严重危害，但干预的效果很不理想[1]。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将预防和干预的重点转移至影响吸烟行为的心理因素上来，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强调让青少年识别并抵制引诱他们吸烟的三种社会因素、提高青少年的一般生活技能和改变青少年对吸烟的认识，以此来达到提高预防和干预效果的目的。下面将分别介绍现有的4种青少年吸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模式及其相关研究。

1 健康教育干预模式

这种干预方法的重点完全集中在吸烟对健康的长期负面影响上，强调若青少年充分认识到吸烟的不良后果，就会做出不吸烟的明智决定。同时，研究者大量使用了“激发恐惧”的策略以增强反吸烟的力量，并采用讲授、小组讨论、张贴海报、放映录像等方法来提高中学生对吸烟长期危害的认识。但这种干预方法的效果却非常令人失望，大多数研究发现这种干预方法对学生自我报告的吸烟行为没有或只有轻微的影响[2]。⋅

以后的研究者对这种干预方法提出了许多批评[1]。一些研究者认为，仅仅强调吸烟的长期危害会错失许多重要的信息，因为在青少年心目中，他们更关注吸烟所带来的社会和心理益处而非吸烟的长期危害，而且同伴、父母和媒体等社会影响因素也会对青少年施压并引诱他们开始吸烟。因此，尽管绝大多数青少年知道吸烟对身体不利，但他们也会开始吸烟。而Leventhal针对健康教育方法中“激发恐惧”策略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他反驳了强烈的恐惧可以提高行为改变的动机的说法，认为强调高恐惧和感知到的高脆弱个性的联合会削弱

收稿日期：2001-06-27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990045）以及霍英东教育基金（71023）资助项目。

而非促进行为的改变。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改变干预方案，给青少年提供特定的指令和方法才能提高干预的有效性，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激发他们的恐惧。

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异议和批评，但Johnson坚持认为应该从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干预人群的年龄以及健康教育的时间性等多方面重新审视这一干预方法[2]。在他看来，以往研究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提供吸烟即时不良后果的相关材料，因为只有当青少年意识到吸烟给自己带来的即时的可马上体验的危害时，他们才会产生改变行为的动机。因此在他的一项比较健康教育方法和社会影响方法的追踪研究中，重点强调了吸烟的短期健康危害，这些危害包括：手颤抖、血压体温升高，并现场比较了吸烟和不吸烟者的肺活量。研究结果发现，健康教育方法对那些从未吸过烟的高中生最为有效，因为引起高中生吸烟的因素和导致初中生吸烟的因素不一样。对初中生来讲，社会影响最直接也最具诱惑力。而对较为成熟的、未体验过吸烟压力但现在却想尝试吸烟的高中生而言，有关吸烟短期负性效果的认识会起到显著的效果。由此，Johnson认为，健康教育对高中生吸烟预防和干预有显著的作用，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应结合健康教育和社会影响两种方法。

尽管Johnson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成为后期健康教育方法的有益补充，但他的研究存在着干预效果不明显，前测中经常吸烟的学生流失率相当严重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研究效果的可信度，增加了研究结论不可靠性的程度。

2 社会影响干预模式

与健康教育不同，社会影响干预法从心理学的层面出发，强调各种引诱青少年吸烟的社会因素在干预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青少年开始吸烟的主要原因在于同伴、父母、媒体的影响。在看到青少年周围客观的社会环境对其开始吸烟的重要作用之时，社会影响干预模式也特别强调青少年自我感知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1]。在他们看来，吸烟的青少年往往容易高估同伴和成人的吸烟普及率。由此，社会影响干预模式认为，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应包括纠正青少年有关吸烟普及率的错误认识、教给青少年识别引诱他们吸烟的社会因素，并提供抵制这些因素的技能和方法等3方面内容。

Evans首先采用社会影响干预法对青少年吸烟进行预防和干预[3]。他运用影片放映的方法，通过不吸烟的同龄青少年揭示出3种诱发青少年吸烟的社会因素。干预结束后第10周的后测表明，干预组出现吸烟行为的人数是控制组的一半，其结果显示该方案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高年级同伴领袖在指导干预方案中所起的作用[1]。在“斯坦福实验”中，研究者挑选了具有良好沟通技能、在同伴团体中受欢迎并有健康生活方式的高中生，培训他们成为同伴领袖。干预方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3个月后的追踪研究表明，控制组中吸烟青少年人数为干预组的3倍。社会影响模式第一次显示出其长期的效果。而其他的一些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同伴领袖在干预方案实施中的重要作用[4]。

在社会影响干预法中，最成功也最有代表性的当属Waterloo实验[5]。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教给6年级的青少年有关吸烟的知识，让青少年了解影响吸烟行为的社会因素，以及

教给青少年抵制社会压力的技能等。结果发现在一段时间里，被试吸烟行为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对那些从不吸烟的青少年来讲，研究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预防他们尝试吸烟。在那些戒烟者中，第7年级末实验组继续戒烟的人数显著地多于控制组，但这种差异在8年级末已不再显著。对吸过一次烟的学生而言，8年级末实验组报告再不吸烟的学生要显著地多于控制组。7年级末，实验组前测中经常吸烟者的吸烟行为也显著地少于控制组。

社会影响干预法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出发，拓展了青少年吸烟预防和干预的领域，改变了人们对吸烟行为的看法，不仅将吸烟行为看作一种生理现象，而且更是一种心理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影响干预法在历史上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但其无论在干预理论的建构还是在制订和实施具体的干预方案中都还存在一些欠缺之处。一些研究者指出，在遇到社会压力的情境时，只有一少部分青少年会使用学到的抵制技能，这个现象本身暴露出了社会影响干预法的最致命弱点，即它无法将青少年隐藏在内心的运用抵制技能的动机很好地激发出来，因此这种干预法仍不能达到良好的干预效果[6]。但尽管如此，社会影响干预法所开创的研究方向使青少年吸烟干预研究从单纯的健康教育框架中解脱出来，保证了青少年吸烟干预研究从此得到快速、稳步的发展。

3 生活技能干预模式

个性、社会技能训练法的研究者认为，尽管有的青少年完全因模仿、强化而开始吸烟，但另一些青少年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却可以避免香烟的诱惑，这是因为受到他们自身个性特征，如自信、遵从动机和内外控的调节。可见，社会环境与个性的相互作用是导致青少年吸烟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研究者将干预的重点聚焦于不同的个体，将个人的一般心理特征引入干预方案，从而大大提高了针对不同的个体实施干预内容的实效性。

在个性、社会技能训练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Botvin和他的同事实施的生活技能训练法（LST）[7]。这种方法的主要观点是：在发展个体一般的生活应对技能的同时，也提高他们抵制吸烟的特定的能力和认识。这些一般的生活技能策略包括：增强自尊，例如让学生学会设定目标等；应对焦虑；提高言语和非言语的沟通技能；抵制诱惑，如识别诱惑性的言语和行为；提高社会技能，如交谈、发动交往以及赞美他人的技能等。在教给学生一般技能的同时，研究者还鼓励并训练学生将这些技能迁移到与吸烟有关的情境中。因此，学生不但通过提高一般生活能力降低了吸烟的动机，还学会了如何将这些技能真正地运用到实际中以抵制吸烟的压力。

生活技能训练包括3个主要成分：第一是与吸烟有关的成分。包括吸烟的短、长期危害，抵制媒体、同伴的直接压力等。第二是个人技能成分。包括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做决定技能、应对焦虑技能以及提供学生有关个人行为转变和自我进步的材料。第三是社会技能成分。包括有效沟通技能、一般社会技能、处理男女生关系技能以及增强自信的技能等。

之后大量的干预研究证明了生活技能训练模式的有效性。Botvin在一项对2所学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