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的侠义精神

《水浒》的侠义精神

文学院04级郭双学号20042838

摘要《水浒》一直以来被誉为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的侠义小说，他秉承中国古代一贯的“游侠”传统，围绕“侠义精神”的各个方面——四海之内皆兄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快意恩仇，劫富济贫，仗义疏财，重“义”等，讲述一百零八个好汉的侠义故事，对后世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游侠”传统义侠准则“平不平”重“义”武侠小说

《水浒传》一直以来被誉为梁山泊草莽英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侠义小说，它从全程式观照的视角出发，以英雄传奇的叙事方式，讲述了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从个体到聚义，起义，接受招安至最终瓦解的故事。这些好汉们组成的草莽集团十分特殊，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他们标榜并追求一种“英雄主义”，信奉并表现出一种“侠义精神”。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松为兄报仇，扶危救困等豪侠行径都体现出了这种“侠义精神”。那么，这种“侠义精神”是不是《水浒》的作者所独创的呢？如果不是，它的源头在哪呢？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它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水浒》中侠义精神的起源和流传原因

水浒中所体现的侠义精神可追溯到古代的游侠传统。在中国，“侠”的起源很早，战国时代的“游侠”是与“辩士”出身相同的特殊阶层，没有财产，游行不定，以好勇斗狠而著称，表现出强烈暴力倾向。司马迁《史记》为“游侠”立传时，开篇即云：“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直接指出了他们的行为特点及其性质。他们本属于社会动乱、封建解体时期的时代产物。至秦汉大一统时期，这些游侠遭到了政治的镇压，暂时收敛行迹以避祸，有的隐姓埋名，有的“屈节以事尊”。但他们作为一种抑强扶弱的社会辅助力量，并没有绝迹，他们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否定。司马迁立传一面显扬了游侠的地位，一面也显露了他在非理性的政治势力之外，要求有多元的社会势力以保障人生价值的闻识孤怀。”[1]

对游侠的认可还表现在唐传奇中，这些传奇所塑造的“剑侠”，张火庆先生在《从自我的抒解到人间的关怀》中指出，“并无史实的记载，而是文人的一种想象性创构，并不符合真正的侠义行径，而只是借以找到精神上的慰藉，表达了他们对人间正义的企求。”到宋代，“以文官治国，武者之流屈居次等的从属地位，侠客亦只能出之以民间解怨，私人拼斗的形态。同时，为了加强这阶层彼此的联系，他们以一个代表朋辈的友谊的“义”字作为行走江湖的信条。”《水浒》的流传，与这样的背景不无关系。“这样的侠义行径字汇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私许，成为一种政治腐败时期的法外认同。[2]”

总结的说，梁山泊的好汉队伍既具有农民起义的一般性特征，又带有江湖，绿林的独特风格，而它的精神则来自源远流长的游侠传统。

水浒的侠义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同时也是下层社会普遍推崇的义侠准则。

一四海之内皆兄弟。《水浒》中众好汉往往先前互不相识，但一见之下就义气相投，结为兄弟。如第二回中，盘踞少华山的跳涧虎陈达带人马要攻打华阳县，来史家庄借路。陈达见到史进，开口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当时史进虽没有和他“皆兄弟也”，而是出马拿住了他，但不打不相识，他们最后真成了兄弟。又如第四回，鲁达对热情款待的赵员外说：“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员外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第四十四回，时秀对萍水相逢“赐酒相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谢时，杨林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平不平”，这是好汉的“英雄信条”之一，它构成了“侠义精神”的基础，符合一般民众对侠义的印象。在水浒中，对这一点阐释的最到位的莫过于鲁达。当鲁达在《水浒》中大踏步出场时，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就跟随着他。第三回中救护金翠莲，三拳打死镇关西，放弃提辖的身份开始他亡命江湖的生涯，并展开了一系列锄强扶弱的行动：痛揍小霸王，火烧瓦罐寺，大闹野猪林……一路上“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展现了人间最充分的侠义精神。鲁达可以说是水浒世界里面唯一一个真正具有纯正侠者胸怀的人，他所奋身干预的事情，没有一件与他切身相关，没有一件关涉到他的个人厉害，但他无不慷慨赴之，甚至损耗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是十足真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三快意恩仇。这在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以身犯险刺杀秦王。在《水浒》中，快意恩仇同样是好汉们行走江湖的重要方式,书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语句，“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先说报恩，第二十回，晁盖在梁山泊站稳脚跟后，想起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与吴用道：“知恩不报，非君子也。”第一件事就是派刘唐送去百两黄金给宋江。第五十二回，柴进失陷高唐，为报柴进对山寨、对宋江的恩情，宋江亲自带领梁山泊兵马攻打高唐，最终救出柴进。

除了报恩外，水浒好汉更不忘的是血腥复仇。只要是梁山泊的对头、仇人，不管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一旦庄园或城镇被破，继之而来的就是对庄主或太守，及其将佐，家人的血洗。在第四十一回，对仇恨的报复更是达到了极至，为帮宋江报仇，李逵活割黄文炳，生炙其肉，血腥无比。

在水浒世界里，最能体现这种快意恩仇精神的是行者武松。武松的一生，是报恩与报仇交织的一生。第二十六回为报兄长被杀之仇，人前设祭，诛杀潘金莲、西门庆；第二十八回，为报施恩酒菜款待之恩，醉打蒋门神，为施恩夺回地盘；第三十一回，为报张督监陷害之仇，血溅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在遍地尸体和血液中间，武松宛如复仇之神。在血腥杀戮后，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一句话就道出了江湖人报仇的“快意”。在快意恩仇中，报仇才是最主要的。

四劫富济贫，历来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掌正义的游侠所看重的行使正义

的方式，他同时表达了贫困老百姓对侠客的向往，和对改善自己贫困生活的渴盼。从上面所说张顺与老丈的对话可见，老丈对梁山泊好汉的认同就在“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但老丈对梁山泊的定义有失偏颇，梁山泊的劫富济贫却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也是贫苦百姓真正的渴望。第三回中，鲁达知道金氏父女的处境后，掏出身上所有的银两，并史进资助金氏妇女做逃走之资。第十八回介绍宋江时描述道，“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却把他比作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3]”

第二类是不济贫而纯粹的劫富，梁山泊筹取粮草就属于此类，劫取为富不仁之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给予贫苦民众以安慰。第十七回晁盖吴用等智取生辰纲，前提就是这生辰纲乃不义之财。第七十一回有一段话就是对劫富的具体描述：“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子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馀些小，就便分了。 [4]”

第三类是既济贫而又劫富。在攻打祝家庄后，各家赐粮米一石；攻破青州后，分发散粮米救济；攻陷东平府后，“将太守家私，裱散居民”；打破东昌府后，将钱粮一一给居民……

五仗义疏财，这是水浒好汉最普通和最基本的行为之一，其目的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是好汉敬重好汉的一个标准，在水浒中多次体现，特别是在柴进，晁盖，宋江三人身上。第九回，林冲发配沧州，途中投柴进庄上歇宿，临行时，“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送与林冲”。第十四回介绍晁盖便道，“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5]。

此外，第二十八回，武松十字坡遇张青，临行张青送了十两银子与他；第三十七回，宋江与穆弘别时，穆弘“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等等多处，可见水浒间好汉以银两相助是极为常见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准则是“重义”。“义”之一字，在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壮大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义”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凝聚力，梁山一百零八将的经历和走上梁山的原因尽管各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极讲“义气”的血性汉子（包括三个女性），受到“义”字的感召，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既十七回所说“同声相应归山寨，一气相随聚水滨”。“义”既是他们信奉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人格，又是维系他们的精神纽带。

重“义”的思想，由他们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如智取生辰纲之前，七星聚义，之所以事成，全在他们都讲求一个“义”字，宋江私释晁盖，朱仝私释宋江等，也全在一个“义”字上。再如第十九回，林冲火并了王伦后，对晁盖等人表白道：“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可见，火并完全出于“义气”，而非私意。这里，“义”作为好汉的标准，又有了整合分歧、识别同类、团结人心的作用，凡不讲“义气”者，如王伦，梁山上绝不能容他，而“义气”相投之人，则纷纷“投托入伙”，用阮小七的话来说则是，“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