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文学思想(1)

龚自珍文学思想

虽然很多近代思想史、文学史都把龚自珍作为开端性的人物，但实际上，学术界对龚自珍历史定位的判认并不那么一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部著作中，龚自珍被归入“清

代中期”，作为乾嘉时期的文学家，而不是“清代后期”（相当于一

般所谓“近代”）文学家来叙述的。这个处理未必仅仅一家言，它可

能代表了史学界、文学史学界一部分人的看法。《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者黄修己就在该书《序言》中以带点嘲讽的口吻说：龚自珍在鸦

片战争爆发第二年就去世了，仅仅因为19世纪没有重要的作家和值得

重视的变化，各种《近代文学史》才把龚自珍拉来充数。而把这类观

点表述的最明确的，或许要算赵慎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

思潮》1，他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整个文学思潮都没有发生近代意义

的变化，并且重点举出龚自珍，认为他的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没有

近代意义”。

理应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龚自珍思想和文学观的“近代性”问题，而且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考察一下此前关

于龚自珍的评论，绝大多数论者重视的主要是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言论

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但是已有很多论者论证，龚自珍的批判虽然

尖锐激烈，他呼吁“自改革”也有首倡意义，但无论其批判的深度还

是其具体改革主张，都没有超出他的前辈。龚自珍自己也说过：“药

方只贩古时丹”。换言之，当我们只注意从直接的政治、经济斗争方

面考察龚自珍，把他这方面的言论看作其思想的主要部分甚至全部，

那么我们或许能够证明其思想的准确性（虽有局限）甚至进步性，却

未必能说明其“近代性”。

梁启超在总结清末思想演变源流时，曾多次说：“数新思想之萌蘖，

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

庵”2，“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3。这些话经常被人们

引用，但大多用来证明龚自珍影响之巨大广泛，却似乎忽略了梁启超

反复强调的龚自珍思想的时代价值之所在：“思想解放”！“思想自

由”！的确，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龚自珍思想中更具“近代最初”意义和启蒙性质的，是——“人”的意识的觉醒和精神解放要求。我

们的研究表明，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改革思想，主要形成于30岁

之前；30岁以后，龚自珍的思想有更大的发展。他从对社会现状的揭

露延伸到对封建历史的批判，从对各派学术的隶用扩展到对传统哲学

的反思。正是在这历史和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龚自珍在某些方面超

越了前人，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着近代意识萌芽的新命题。这就是具有

人本主义色彩的“众人造天地论”，这就是冲破思想统治，追求精神

解放的“心力论”，这就是预言未来时代大变革的“三时说”。

这位瞩望未来的思想家，在预见社会巨变的同时，也期望文学的“大变”。而“众人造天地论”、“心力论”、“三时说”这些包含着新

的近代因素的哲学观、文化观、历史观，则构成他文学思想的新的理

论基础。以“尊情”、“尊史”为核心的文学“大变”论，也表现出

一种反传统的精神和开创意识，不但在中国文论史上特立卓异，而且

对近代文学观点的转换具有启蒙意义。

关于龚自珍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近代意义，作者将另文探讨。本文着重

讨论其文学思想。

龚自珍曾以“平生无一封论文书”而“自负”。4这所谓“论文书”，指那种“效韩媲柳，以笔代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授

人以“文章术”的东西。对此类“论文”之作，他鄙而夷之，表示自

己“口绝论文”，“独不论文得失”。5(P207)的确，那些表现他文学

思想的文章、诗作，不同于一般的文论、诗话。他所讨论的，不是什

么“文章术”、“作诗法”，而是相关“大本大原”即文学根本原则

的问题，并且大都不限于文学，实际是他精神解放思想的组成部分。《文体箴》就是近代第一篇文学变革宣言：

呜呼！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丁其时！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

予ｑｉáｏ＠①不过耻之，耻之奈何？穷其大原。抱不甘以为质，再已

成之纭纭。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

安能颌彼久定之云？呜呼颠矣，既有年矣。一创一蹶，众不怜矣。大

变忽开，请俟天矣。寿云几何，乐少苦多。圜乐有规，方乐有矩。文

心古无，文体寄于古。（注：王佩诤校点本《龚自珍全集》中，此文

末句标点“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如此，则“文心”与“文体”俱“古”，与全篇文意有所ｈàｎ＠②格。故本文断为“文心古无，文

体寄于古”。）

这篇文字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相关论著对此注意和估

计不足。它突破了古代文论体系中的发展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观

的萌育。

如何理解文学变化、发展的规律，以及继承、创新的关系等问题，是

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论述颇多，而占主导地位、具有涵盖

性而且广泛认同的，是“通变论”，所谓“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周易·系辞》）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作了完整的阐论：“夫

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

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

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

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这不但是对此前文学的总结或一种

理论主张，而且确实概括了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摸式、运行机制和共

通观点。“参古定法”，坚持“名理相因”、“有常之体”即基本规范，才能、也所以保持了古代文学的基质和统系；在这个前提下，允

许和提倡“望今制奇”、“变文无方”、“酌于新声”，所以古代文

学又能代有创变，家各异色，广大久长。正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所释：“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可变革者，遣辞捶字，

宅句安章，随手之变，人各不同。不可变革者，规矩法律是也”，由

此“明古有善作，虽工变者不能越其范围”。能够补充的是，所谓

“规矩法律”不但指形式体制，更主要的是内容的规范：“名理有常”。到古代后期，“有常”与“无方”转换为“师古”与“求新”

的矛盾，成为文论家的中心话题之一。不过，虽然表面上常有“万事

皆当师古”与“师心独见，自我作古”的不同，实际上往往仅仅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