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教育思想

颜元的教育思想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杨村人。明末清初杰出的实学思想家、教育家。一生研习儒家经典，从事教育活动，提出了系统的经世致用、重实学、重习行的教育理论。他的与教育有关的主要著作有《存学编》、《存性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一、对理学教育的批判

颜元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战斗性。他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认为几百年以至两千年来，教育就已走入“文墨世界”，汉儒讲章句训诂之学，晋人竟尚清谈，隋唐又流为佛老，到宋儒变本加厉，讲的是主静主敬之学。总之都只是在文字书本上下工夫，为害甚大。他说：“训估、清谈、禅宗、乡愿，有一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而有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

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概括起来说，认为有三大祸害，即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社会风气。

所谓“毁坏人才”，足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不学无术，宋儒成天讲学，教人读书、静坐，这样得来的闻见议论，“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受了这种教育的人，自以为知识很丰富，其实是“读书愈多愈愚，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他直接批评朱熹说：“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所谓“灭绝圣学”，是指训说禅宗教育日盛，则孔门实事实理的学问便日见衰竭。他哀叹说：“嗟呼！学校之废久矣！……逮于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求天下之治，乌可得哉？”正由于教育只是流于文字工夫，静坐语录上，学校也就没有学术可言。尤其倡行八股取士，为害更大。他说：“八段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他还指出：“后人为汉儒所诬，从章句上用功，为释氏所惑，从念头上课性。其结果，‘道亡学丧’通二千年成一欺局矣！哀哉！”

所谓“败坏社会风气”，是说传统教育，主静、读书，造成社会道德、经济和人才的衰败。他说：“天下皆读作、著述、静坐，则使人减弃土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渐至今日，旷代不见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见一礼乐和好之家，数乡不见一孝弟忠信之人。徒闯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钞策，子午科也，酉卯科也，乾坤全坏于无用老学究。”

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相当深刻，这也反映了颜元关于教育和政治关系的观点。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颜元对于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从社会政治和人性两方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

颜元认为，教育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提出了养教并重，养先于教的观点。他为了使国家富强。主张“复井田”，目的是使耕者有其田，而这项重要的经济措施，即有教育的涵义。他在勾画实行井田制后的美好远景时指出：“意斯日也，孟子所谓百姓亲睦，成于此征焉，游玩有归，而土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盗贼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之，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故吾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意思是说，井田制本身就含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因为农民在共同劳动中，可以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使得游民、盗贼、乞丐、恶霸都将绝迹，即使学校未得建立，亦可受到教育，所以

教育足以推动生产；生产又足以推动教育，这是教养合一，教养并重的思想。当然，其中包含着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在教养并重中，他又认为养先于教。他在《存治编·治赋》的“治赋之要有九”中，首先提到“预养”，认为在上者必须“菲供膳，薄税敛，汰冗员以足衣食”。然后才是“预教”，即“简师儒，申孝弟，崇忠义以保民情”。显然这种观点，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的发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颜元认为教育与政治有重大关系。他以为教育培养人才是治国的基础。他说：“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主张“一风俗而成治功，莫善于取人以德，其本莫重于谨库序之教”。因此，他把“兴学校”作为他的三大政纲之一，认为“学校人才之本也”，“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

颜元还认为，教育作用在于预防和去掉“引蔽习染”。在人性论上，他不同意理学家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两极，以及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他认为，人性善，“恶者，引蔽习染也”。去掉引蔽习染，恢复人的善性，正是教育所应起的作用。他曾以衣服被污染为例，说明通过教育去掉引蔽习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即使习染很深，也是可以教好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要发挥“习善”的作用，预防引蔽习染。他说：“使天下相习于善，而预远其引蔽习染。”颜元这种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强调教育可设改造引蔽习染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其性善之说，却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性。

三、关于教育目的和内容

颜元要求培养实用的人才。他明确指出：“学所以明伦耳。”而其内容则依借《大学》中“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提法。他所讲的“‘明明德”是指道德教育，要求所培养的人要具有仁、义、礼、智等德性；而“亲民”则为“学为圣人”，他所说的圣人和理学家所说的圣人不同，他认为圣贤是能利济苍生的人，有实才实德的人，而且应该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人。他说：“人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刑，契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他又说：“学须做成一件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廷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孔门诸贤各专一事，不必多长，便是贤；……”

颜元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虽然衍用《大学》和儒家的传统观点，但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级富国强兵的要求和他的初步民主思想。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和他的教育目的主张紧密相连的。颜元强调培养实用人才，因而其内容亦强调“实学”。他在《删补三字序》中说：“三事、六府，尧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艺周孔之学也；古者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居以养德，出以辅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奉职。”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说；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六德、六行、六艺是三物。六德指智。仁、圣、义、中、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邱；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所以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讲的“实学”，便是他所主张的教育内容。

其实，颜元在谈教育内容时，多指“三物”而言。而在“三物”中又以“六艺”为最基本。他说：－“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所以六艺是他主张的最基本的教育内容，这也就是他屡次提及的“礼、乐、兵、农”。

颜元晚年曾主讲于漳南书院，并为书院草拟了一个“教育计划”，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内容的主张。他把书院分设六斋，各习不同课程。“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请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科”课十三经、历代史、法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其中“理学”和“帖括”二斋，只是“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其余四斋充分反映了颜元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