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
（原题：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衰落和倾覆）
[译者说明：大标题和小标题是翻译时所加。

关于苏联经济的崩溃，国内报道不少，但讲清的不多。

此文作者马尔采夫用生动的笔调描写了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的戈尔巴乔夫，如何“必然地”搞垮苏联经济的过程。

从中可以看到，反市场化的苏联“改革”，如何最终引发了整个经济的崩溃。

也许有人会说，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式“改革”只是一个偶然的政策错误，但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觉。

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缺乏利润动机的激励，经济活动失掉了内在的动力，因此就需要外部的压力来迫使经济运转，这就是命令经济之必然性。

戈尔巴乔夫的一整套运动式“改革”只不过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这一内在的矛盾及其不可调和的性质。

回顾当年曾热销中国的《改革与新思维》也不难发现，其中谈到国内问题的部分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当中，涉及经济事务的就更少了，且大部分都是在表达愿景和喊口号。

了解苏联的教训，一定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伟大和不足。

]
英文标题：The Decline and Fall of 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State
原文网址：/daily/3105
作者：尤里·N. 马尔采夫（Yuri N. Maltsev），曾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团队中的一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一名改革派成员。

1989年他叛逃后移民到了美国。

现任迦太基大学（Carthage College）经济学副教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参与写作了《给马克思的安魂曲》（Requiem for Marx）。

本文是马尔采夫为此书所写的导言。

苏联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展示着列宁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威力无比，因为它是真理”。

我第一次遇见卡尔·马克思是在伏尔加河畔的喀山上小学一年级时。

我打开课本就在第一页上见到了他的画像。

老师指着画像说：“捷久什卡马克思（俄语：马克思爷爷）。

”我被震惊了，因为我的两位爷爷都早已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去。

我飞奔回家，告诉我奶奶，她错了，“我还有个爷爷呢！”我说，他有一把大胡子和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他看起来就像弗洛斯特老爹”（在俄国，圣诞老人叫作弗洛斯特（Frost），被视为俄罗斯的保护神）。

苏联人怎么理解马克思？
生长在苏联，这些小时候的张冠李戴很快就会被清除掉，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经历，不管什么年龄、阶级、社会地位和民族。

甚至监狱里的罪犯，包括死刑犯，也要学习“伟大的解放导师”的“光辉的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苏联用173种语言出版了4.8亿本。

其中许多都出口了。

有一次，我遇见一位政治出版局雇请的印度翻译，他参与将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成马拉雅兰文（印度西南部沿海居民讲的一种接近泰米尔语的语言——译注）。

他抱怨，由于苏联宣传部官员找不到另一位马拉雅兰文翻译来和他对勘译文，项目一拖再拖。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理论。

它还假称要给自然、生命和社会提供普遍性的解释。

[1]当然它也被用作对付私敌的致命武器。

例如在谢尔盖·瓦维洛夫（Sergei Vavilov）一案中，瓦维洛夫坚持“由天主教僧侣孟德尔发明的伪科学”遗传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后被饿死。

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死亡数字达到了1亿；鲜血从俄国流淌到柬埔寨和捷克斯洛伐克。

仇恨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及其追随者的主要动力。

列宁把政治视为害虫防治的一个部分；他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蟑螂和吸血蜘蛛，也即阻挡其政治野心的芸芸众生。

西方的圣徒传作者们则掩盖了马克思主义者们这一暴虐的残忍，恰如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所证明的那样。

列宁主义者与西方的政府干预主义者的一个公分母是，他们都信奉垄断问题乃是所有制问题；出于贪婪的垄断行为是有害的。

这些制度压制了科技进步，污染了环境还导致了其他反对公众福祉的阴谋诡计。

然而，政府垄断却被奉为道德的和正直的；他们用“社会利益”代替了“贪婪”的牟利动机。

然而，经营和管理公共部门的官僚们并不比经营和管理私人商业的人更不自利。

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由于缺乏由私有财产和竞争所造成的对成本的制度性约束，他们（指官僚——译注）不像私人企业家，并不对他们的行为和经营活动负有财务责任。

计划制订者和技术官僚的开阔心智由于缺少市场信号，无法解决经济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以及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和苦难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西方的干预主义的强有力警告。

“我们都应该对苏联心怀感激，”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说，“因为他们决定性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行不通。

没人敢说他们缺乏足够的权力或足够的官僚管制或足够的计划者，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走得足够远。

”[2]
与西方不同，凡是在马克思主义信条成为反宗教教条的地方，在苏联就越少人信奉官方意识形态：国家经理不信，教授不信，记者不信。

[3]并不是他们非要这样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寻租或强制控制的工具，而非诚实者坚守的理念。

苏联已不复存在，曾经折磨东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大塑像以及他们思想体系的美名也同样灰飞烟灭。

本文集便是给马克思及以他的名义创立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安魂曲。

如同葬仪一般，我们回顾了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历程。

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葬仪，我们不是在天真地回顾往事，因为就目力所及，马克思主义乃是“观念产生影响”这一格言的绝佳例子。

没有什么观念能在这个世纪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了，这可不是在给知识分子阶层说好话。

奥地利学派与苏联的教训
要计算俄国社会主义实验的机会成本超出了经济分析的能力。

但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大清洗和古拉格造成的死亡数字，据俄国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Roy Medvedev）估计，就达4100万人。

诚如一句俄国格言所说：“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它从不教给我们任何东西。

”
“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近在苏联和东欧崩溃了，社会主义仍然活着并在壮大，”[5]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说道。

它将给经济自由和生活品质带来致命的危险，并将影响将来的世世代代。

参与撰写本文集的作者都遵循着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及其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75年）所奠定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和历史传统。

这一传统强调一种演绎的方法、选择的作用、经济事务中的不确定性、协调经济行为的市场价格的力量以及私有财产如何构成了理性计算的基础。

奥地利学派也是马克思学派历来厌恶的对象（bête noire）。

远在其他学派着手领悟马克思方法的严重缺陷之前，奥地利学派就已经凭其强大的思想力量揭露了它的谬见和危害。

卡尔·门格尔驳倒了劳动价值论，他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摧毁了马克思的资本观念，F.A. 哈耶克（F.A. Hayek）揭示了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不相容性，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则打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核。

[6]
正是米塞斯的批判被证明是先见之明。

在他写于1920年代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他认定社会主义经济完全无法被恰当地称作“经济”，因为这个体系没有提供任何手段来理性地配置资源。

它消灭了资本品中的私有财产，从而也消灭了孕育出价格的市场，而正是依靠价格才能计算盈亏。

理性的经济核算的缺乏，以及对这一缺乏的制度性的强化，阻止了对合理使用、机会成本及资源配置的各项选择作出任何真实的评估。

“一旦放弃对更高层级商品的自由的货币定价观念，”米塞斯写道，“理性生产就完全不可能。

”一个工业化经济的中央计划者将发现自己永远处在无穷无尽的混乱和无知之中，这正是“黑暗中的无尽摸索”。

还在世界终于确信这一点之前七十年，他就说：“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会有成百上千的工厂在运转。

但只有当中很少的工厂会生产出适用的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都将是半成品和生产品（production goods）……所有产品在被使用前都要经过整个一系列的生产阶段。

但是，在这个艰辛劳累的过程中，主管当局将无法检测他们的轴承产品（bearings）。

”
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让我能够证明这一预言的真实性。

在一个经济体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需要经过若干生产环节。

自然资源使用得越多，运用的技术越复杂，生产的环节就越多。

然而，因为无法透过生产过程观察到消费欲求的最终目标，苏联社会主义只能生产军工产品、无用的产品，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而消费者却无法获得必需品。

[7]
在1980年代晚期，当公开性（glasnost）运动允许苏联经济学家发声时，他们确认了米塞斯早已宣布过的死刑判决。

正如马金·玛丽雅（Martin Malia）所说，“通过尼古拉·什麦列夫
（Nikolay Shmelev）、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瓦西里·塞留宁（Vasiliy Selyunin）、格里高里·哈宁（Grigory Khanin）、拉里莎·皮亚舍娃（Larisa Piyasheva）、米哈伊尔·贝格尔（Mikhail Berger）以及随后的格里高里·亚夫林斯基（Grigoriy Yavlinksy）、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的声音，他们为我们描绘了出了一副苏联的画像，完全符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评估，而他的著作里没有一个数字，对国民生产总值（GNP）更是只字未提。

”[8]玛丽雅指出，这一强有力的确认导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方法论的麻烦年代”（”methodological smuta”，smuta，俄语：“麻烦年代”）。

西方观察家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为苏联的基本问题是缺乏民主。

他们完全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制度性架构不可能解决一个没有理性核算手段的经济体系固有的问题。

苏联有一大拨领导人曾许诺政治改革，但是没有谁能把面包摆上桌面。

事实上，苏联的基本问题乃是社会主义，而且它仍然远没有被从许多国家里清除，正是它曾使苏联成为一个邪恶帝国。

俄国公法学家维克多·科宾（Viktor Kopin）对目前的“资本主义革命”作出了最好的描述：它是一个“具有准合法性、准道德性的准市场的准民主社会。

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自由造成了精神崩溃、犯罪、群众的贫困化以及特权阶级的出现。

”
数十年来消除市场的努力最终摧毁了工作伦理，经由中央投资造成了大面积的资源错配，毁灭了私人资本积累的基础，扭曲了经济核算的手段，使得技术陈旧以致于工业企业的资产价值为零甚至负数。

绝大部分重工业是在1930年代的工业化计划（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期间建立的，此后便再也没有更新过。

绝大部分俄国工业存量资产的生产能力跟工业博物馆里的差不多。

社会主义农业的危机则要回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

当时成百上千万最有生产能力的农民被戴上“富农”（”kulaks”）的帽子流放西伯利亚。

其中的大部分都没熬过艰难的处境和大清洗，全死在了那里。

自集体化和铺天盖地的财产国有化把财产主人变成了监狱苦工以来，农业经济从未恢复。

在20世纪初，俄国向世界市场出口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

现在俄国则要进口世界上的大部分谷物。

1992年，标示通货膨胀率的消费者指数（CPI）是1240%，而非此前承诺的100%。

甚至俄国中央银行的主席也指责政府没有向银行体系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俄国的印钞厂甚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

信用市场仍然是集中控制的，严肃的货币改革则依旧毫无指望。

目前俄国最贴近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相信，全部私有化也无法解决问题，但是缺了它，就更没有希望。

她曾因为“削减赤字”被叶利钦政府解除职务。

[9]
戈尔巴乔夫混乱的“改革”
假如现状看起来暗淡，那么苏联近期的历史则仍然是被误解的。

没有哪个人物比戈尔巴乔夫更能代表混乱了。

在西方，他曾经被，而且现在也被看作伟大的改革者——看看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吧，他称他为“伟大的戈尔
巴乔夫”。

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改革者，那他就不可能是第一个用所谓的改革来维护权力的苏联政客。

列宁也是一个改革者呢！他诉诸非常手段来拯救共产主义。

列宁强加真正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是一直存在到近期的官僚化的模式——的后果是全部人口正在走向灭绝。

假如他继续那一过程，他就不会有任何臣民再供其统治了。

于是他采取了新经济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允许市场和私人财产存在。

[10]
照历史学家阿列克·诺夫（Alec Nove）的说法，列宁顽固地坚持全盘国有化、集中化、取消货币，以及最重要的，坚持[粮食收集制]（grain requisitioning）。

他本来并未受到来自同志们的压力要改变政策。

是现实，而非中央委员会提供了说服他的强大理由。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道路
戈尔巴乔夫同样试图通过别的手段挽救共产主义。

这才是在公开性运动和改革（perestroika）（可能正是这些琐碎的伎俩在西方受到了追捧）背后的最初要点。

甚至连克格勃（KGB）都理解改革的必要性。

克格勃的意识形态主管菲利普·波布科夫（Philip Bobkov）就说过：“在1985年，克格勃非常理解，苏联不改革就搞不下去。

”
苏联人民则径直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另一名共产党老大（hack）。

他的“改革”从不关乎根本，而仅仅是些权宜之计，以图捍卫苏联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并拯救苟延残喘的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只在世界行将崩溃之时才愿意“改革”。

以他的地位他本该知道得更清楚。

他来自南俄罗斯的农民家庭。

在那里他见识了社会主义造成的货真价实的营养不良、饥饿甚至饥荒。

他的祖父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因此也清楚共产主义政策的残暴。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政治作为人生的事业。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大权在握比健全的常识和道德更加重要。

认为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会是个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者，这纯粹是西方的幻觉。

在加入街头帮派时，你必须证明你完全忠于帮派（以及它的所有罪行），你的良心会被完全压倒。

在戈尔巴乔夫向上爬的漫长过程中，他经历了不止一百次类似的政治和安全考核。

戈尔巴乔夫与其前任的最大区别是，他更聪明，更圆滑。

他是首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共产党高官：拥有法律硕士和农学硕士头衔。

想想苏联的教育，就能明白，为什么他干的第一件事是摧毁农业分配体制。

他在上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校时，就已经是当地共产党的头头。

他的同事报告说，他命令他的教授从大学到他的办公室来授课并考试。

在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政府中，戈尔巴乔夫担任农业书记，并通过壮大安德罗波夫的派系而获得总书记青睐。

他还拍摄安德罗波夫的电影并下令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

安德罗波夫则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进党的高级官僚圈子来回报。

当然，安德罗波夫是最强硬的苏联领导人之一。

在担任驻匈牙利大使期间，他曾下令在1956年入侵这个国家；1968年在担任克格勃的首脑时，他迫害过成千上万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索尔仁尼琴），主掌了克格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在契尔年科（Chernenko）政府中担任意识形态书记。

最早在1984年，他开始向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送出暗示。

撒切尔不知道，或拒绝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拯救苏联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党的权力），而考虑到当时他所面对的困境，那意味着“改革”。

然而一个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稍稍比一个正统的好一丁点。

他的目标和手法仍该受到谴责，正如希特勒的继承者宣称自己是个“改革的纳粹”同样应该受到谴责。

戈尔巴乔夫在学校里从未学过经济学。

在我和他打交道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未看到灵光一闪的经济洞见，或任何想多学点儿经济学的欲望。

他更喜欢像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样思考：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发号施令来搞掂，不管有多么错乱，多么违背人性，多么粗暴。

从他掌权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自由和市场的反对者。

他一手摧毁了苏联存在的点滴市场行为，破坏了公众本已惨谈的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里命令用暴力恐吓无辜民众，并公开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

然而西方媒体却决定不再质疑他的目标。

●反酗酒运动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仍在良好运转，但是人民，即共产主义机器中的齿轮，变得懒惰、酗酒并破坏社会主义道德以积攒“不诚实的收入”（”dishonest income”）。

他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呼吁“重整人民的思想”（”a restructuring of people’s thinking”）。

反酗酒运动立马开始。

党的官僚们严厉地宣布，他们不希望在国内看到任何“醉鬼”。

他们的执行者们也开始肆力搜寻满嘴酒精味儿的人，并把他们送到警察局。

当警察局人满为患之后，常规的做法就变成把成千上万的人驱赶到离城15英里之外，然后把他们扔在黑暗和寒冷之中。

几乎在隆冬的每个晚上，你都能看到所谓的醉鬼大军步行回城。

90%的酒店关了门。

党的官僚们却没有预料到如下的事情：糖、面粉、修脸润肤露和擦窗器立刻从货架上消失了！靠着这些产品，地下生产在一年内增长了300%！
可预见的后果是重大的生命损失。

大约13000到25000人因饮用私酒中毒身亡。

更多的人则在排队5个小时以取得官方配给的酒类时死掉了。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和忠诚的共产党官僚们——他们说那些人活该死掉——却可以获得从西方进口的昂贵的酒类，而且直送府邸和办公室。

许多人不得不花掉正式收入的15%来买酒。

但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运动，每隔一户人家都开始搞起了地下加工。

酒类销售税（提高到了6000%）是中央政府财政的主要财源，足够支付全部医疗预算。

当政府意识到这么做得不偿失时，终止了反酗酒运动。

政府的预算开始每年损失240亿~300亿卢布。

更有甚者，戈尔巴乔夫终于发现了前任政府已经弄懂的事：酗酒的人民更好统治，因为他们更能忍受耻辱和虐待。

当人民一清醒，他们就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而且不再消极被动。

因此，戈尔巴乔夫立马变卦，下令大批量增加酒类产量。

他还要求政府让酒类到处敞开供应，甚至卖进了玩具店和面包房。

反酗酒运动对经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国家税收锐减，经济连锁反应影响到了每一个部门。

中央银行开始印钞票，放出过多的货币去寻觅过少的产品。

消费者习惯于通过国营商店满足生活需要，但是不再买酒而省下的可支配收入却不得不花在消费品上。

最后的结果是大规模短缺。

为了填补赤字，公共服务大规模削减，而这时，戈尔巴乔夫又限制私人另寻出路。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失败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又发动了反对“不诚实收入”的运动。

就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宣布任何正式薪水之外的收入都是罪恶的，必须被取缔。

例如，如果一个人出租了自家居室中的一间，他就获得了“不诚实的收入”，所有各方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可问题是，在苏联没人没沾过非官方经济行为的光。

官方的经济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因此如果这个人真没沾过地下经济的光，那他怕是早就一命呜呼了。

共产党官僚们清除了成千上万户农民后院的园圃，那里通常长满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非法”农业集市被关闭。

官僚们还取缔了诸如换汇和私营运输之类的活动。

住房市场一片混乱，出租公寓以牟利会受到惩罚，可能会让你的整套房都被没收。

为确保所有销售的产品都为合法生产，官僚们强化了对所有产品发放许可证的制度。

一个人为了获得许可，不得不让让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事先通过核准。

但是，就像其他事情一样，人们也规避这一制度：小官吏们兜售许可证以索取高额贿赂。

甚至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一位商贩还得向官僚付费才能获得免辐射食品。

合作社市场上的价格管制也大大加强了，所有价格都必须和国营商店里一样。

例如，牛肉规定为4卢布一公斤。

作为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经济学家，我的第一念头就是，“所有的牛肉都会从市场上消失”。

但是当我去市场看看正在发生什么时，我吃惊了，牛肉还有供应。

事实证明农民们在出售价值4卢布的牛肉时很精明，他们会搭上一块恐龙般大的骨头，让重量达到一公斤。

靠着这种复杂的肉加骨销售法，供需之间得以平衡而没有发生肉类短缺。

在兔肉市场上情况则不同，那里的定价是3卢布一公斤。

不可能找到什么骨头来凑份量。

于是兔肉很快从市场上消失了。

反对不诚实收入的运动让非正式经济变得更加非正式，也降低了效率。

对顾客来说，这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因为任何一位经营者只要还处在地下状态，就增加了其产品的风险费用。

反不诚实收入运动的最直观成果是大大提高了贿赂，并按官僚领头的黑手党的意愿进行了权力洗牌。

每当新法律通过，苏联官僚们总是欢迎，因为这给了他们机会攫取更多贿赂。

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惩处特别有好处；它提供了恫吓人民的机会。

地位较高的人可以利用信息来控制下属，甚至能向上跃迁。

因此许多戈尔巴乔夫的人都用手头的信息捞取贿赂、飞黄腾达。

在头一年里，就有15万人因为不诚实收入坐牢，其中有24000人是高级官僚。

没人是因强化法律或宪法的名义而坐牢的。

他们被送进去是因为他们无法躲过别人的仇恨，或者是因为被黑市竞争所需的贿赂害了。

政府官员不愿收取现金贿赂，因为这意味着坐牢。

因此他们通过诸如警察这样的中间人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