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与“二代现象”

阶层分化与“二代现象”
百忍
2011-11
近日，在佛山市“两会”上，该市政协委员朱华仙在《关于加强佛山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训的建议》提案中建议，在佛山市委党校建立“富二代”培训基地。

这再次激起了社会对“二代现象”的关注。

此前出现的温州政府补贴富二代培训和江苏启动富二代培训方案都引发了舆论的争议。

笔者试图用“二代现象”来描述舆论视野下的纷争。

“二代现象”是指围绕“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产生的，与公平和正义、阶层分化和流动等有关的社会现象。

当然还有“穷二代”、“农二代”之说。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纵向上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横向上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

由于社会对“二代现象”的关注程度早已超越了对某一“二代”的关注，在笔者看来，就有站在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立场上进行审视的必要。

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一方面激发了社会潜力、活力，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瓦解了原有的各种社会稳定机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形成了社会失序和冲突各种诱发因素，“二代现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并且，围绕其产生的争议表明，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但是结构并不合理，存在着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二代”现象背后的民众焦虑
当下，随着“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词汇的深入人心，草根阶层的焦灼情绪呈现弥漫态势。

但是，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二代”现象的出现乃至被标签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失衡的写照。

“二代”标签化在对社会作出无情总结的同时，我们发现，个体的命运不依托于努力和奋斗，而是一些先赋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等。

也就是说，在“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处于社会有利位置的时候，草根精英上升通道之逼窄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众的焦灼情绪正在上升。

谁可以进入高收入行业和处于社会中的有利位置呢？有研究表明，有权力和财富背景进入高收入行业远远超过了有教育背景者，这也是代际传递日趋固化的明证。

现实中，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高官子
弟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又有多少权势子弟走上了留学的路途？对这样的场景，几乎已是司空见惯。

如此一来，怎能不让公众产生不满和抨击情绪？
“二代”标签化的出现是当下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的征兆。

当下，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乃至处于悬殊状态，造成了发展能力的缺失。

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这就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阻碍“贫二代”群体的向上流动。

由于社会隔绝壁垒和阶层壁垒的作用，“贫二代”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代际再生产的问题上，对于“贫二代”而言，父辈的差距正被复制到子代身上。

网络上流传的“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的话语不正表明了这点吗？
有学者明确指出，从经验判断，经济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表明，社会开放性在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市场经济固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

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二代”标签泛化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人类的历史是精英不断被取代的历史：当一些精英上升时，另一些精英衰落了。

但是，“二代”标签化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精英循环正在失去可能，而是呈现固化态势。

就笔者的观点，理应正视当下“二代”标签化的社会背景，那就是资源分配日益不公和固化，社会失衡已经成为事实，社会断裂也没有得到有效弥合。

并且，如果不注意疏导的话，带给我们的社会后果就是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

而整个社会的隐患是：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对此，无论是对权力者还是对富翁来说，恐怕都不愿意看到。

如果说“官二代”、“富二代”仅仅是外在物质差别的话，那么，当“贫二代”与之对比出现时，在笔者看来，就意味着心理对立的出现，也是社会阶层对立情绪的开始，这对社会来说，不啻于一种悲剧。

因此，应警惕“二代”标签化背后的民众焦虑和社会失衡困境。

“二代”现象折射阶层边界固化
客观地说，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社会结构演变已经呈现出两极分化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联盟的趋势。

“二代”现象的出现表明，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一方面，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分野日益清晰，社会边缘阶层比例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主导阶层的边界日益清晰，新的阶层日益走向定型化的过程之中。

隐藏在“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对立情绪背后的事实是社会阶层的边界定型化，并且正在通过种种途径得到强化。

以当下社会对城市中贫富“混居”还是“分居”的争议可以得到说明。

在城市，由于住宅的价格决定生活区域，同一阶层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区隔化现象越来越普遍。

不同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阶层在城市地理区位上所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社会生态分布，并巩固了社会阶层在居住空间上的边界，这种现象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最为明显。

一方面，富人住宅区、中产阶层住宅区、低收入住宅区,不同阶层的居住区的界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富人的居住空间日益扩大并中心化，穷人的居住空间日益紧缩，并被边缘化。

从表面上看，“二代”现象与“富人区”、“穷人区”的出现没有联系，但是，从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的大背景下，在笔者看来，二者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二代”现象之争与“富人区”、“穷人区”之分有着相同的社会心理支撑。

如果我们弄清楚了富人区的弊病，在笔者看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二代”现象，至少，这是一把钥匙。

“富人区”的弊病至少有三。

一是阻碍社会的和睦沟通、交流，容易滋生穷人和富人的仇恨情绪，产生偏见；二是把穷人和富人通过穷人区、富人区隔离开来，造成穷人们在公共资源分配和享有上的不平等。

众多富人对好水名山的后花园式占领所引发的不满，充分证明了这点；三是富人区的建设过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体现，容易导致其他阶层的被剥夺感。

也就是说，与“富二代”和“穷二代”的对立一样，穷人区、富人区延续了同样的当下社会贫富对立的社会情绪。

事实上，国外早就不提倡甚至是反对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居”做法。

“我们不能眼看着一座城市里噩梦和天堂如此鲜明地并存而无动于衷。

”这是美国人得出的经验教训。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泾渭分明，不同人种、种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也各自聚居一区。

由于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区域里，各个阶层、各种文化背景的社区和家庭之间彼此较少沟通，很容易形成社会对立，尤其是在贫富之间、
不同种族之间。

如 1992 年发生在洛杉矶的暴动，就是因为不同社区之间互相比较，长期累积很多怨恨而引发的。

因此，从上个世纪 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人混居在一起的社区理念实践活动。

当然，一个社会无论如何发展，由于自然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存在，都可能产生穷人和富人现象，但这是差异而不是矛盾。

这样的理念和常识同样适用于“富二代”、“穷二代”之争。

道理很简单，富人有富人的权利，穷人也有穷人的权利；“富二代”有自身的权利，“穷二代”当然也应拥有。

但是，在阶层意识化的前提下，由于富人阶层、权力阶层的“富二代”、“官二代”等社会上层占据着总体性资本，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垄断着过多的社会资源,与普通的社会阶层形成清晰的身份区分界限，而农民、农民工、工人、失业人员等社会下层的“贫二代”，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劣势地位，面对精英阶层有强烈的差别感和相对剥夺感，强化了他们非主流社会的身份意识。

种种差别使社会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边界明确且清晰，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阶层冲突，不同的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其利益的表达和维护。

而“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之争就是明证。

破解“二代”现象刻不容缓
当前，在我国化解阶层之间冲突的措施和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在边缘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明显缺乏而主导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却日趋完善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富二代”、“官二代”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更大的利益强势，防止“穷二代”等边缘阶层被置于“永久的底层”，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个起码的常识是，“富二代”、“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社会要“拒绝的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都是受“欢迎的人”。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能让“富人”的孩子永远成为“富二代”，“官员”的孩子永远成为“官二代”，更不能让“穷人”的孩子永远成为“穷二代”。

否则，整个社会将陷入丛林法则和“权者通吃”、“富者通吃”的陷阱之中。

为此，要认清“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之争背后的社会分化“恶性”状态：一是阶层分化初始过程中不公正制度被固化，二是阶层垂直分化过度伸展，被强化为社会两极分化趋势。

有数据显示：当前，有 4.7%的人认为各个阶级阶层之间没有冲突，
有 95.3%的人认为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冲突，认为冲突程度严重的人已经高达 32.5%。

“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之争或者说冲突，主要体现在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冲突：主导阶层对边缘阶层的歧视，导致了权力阶层和富人阶层不为社会边缘阶层所认同，进而在“穷二代”等社会边缘阶层中产生了“仇富”和“仇官”心理。

要发挥政府的调控能力。

我们知道，社会分层本身就是制造利益不平等的过程，不管这种不平等正义与否，矛盾和冲突都将在所难免，能否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稳定，将取决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系统对社会分层中利益关系调整的把握、调控能力。

要摆脱“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之争背后的社会风险，必须坚持政府的公共性立场，发挥政府在阶层分化中的积极作用，主导阶层分化的方向。

这种作用表现为：发挥政府理性优势，强化阶层分化制度安排的公共性和公平性，实现抑强、促中和扶弱的公正原则。

发挥政府强制性优势，规范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瓦解其不正当的利益结盟，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发挥政府权威优势，整合各种利益要求，保证国家政治的一体化，巩固和扩大政治统治基础等。

能否确立起码的社会公正秩序，实现阶层分化的公正化、有序化，不断提升公众对阶层分化趋向的认同意识，防止出现激烈的社会对抗，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前景，也是“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之争背后的深层次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