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与“二代现象”

阶层分化与“二代现象”

百忍

2011-11

近日，在佛山市“两会”上，该市政协委员朱华仙在《关于加强佛山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训的建议》提案中建议，在佛山市委党校建立“富二代”培训基地。这再次激起了社会对“二代现象”的关注。此前出现的温州政府补贴富二代培训和江苏启动富二代培训方案都引发了舆论的争议。

笔者试图用“二代现象”来描述舆论视野下的纷争。“二代现象”是指围绕“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产生的，与公平和正义、阶层分化和流动等有关的社会现象。当然还有“穷二代”、“农二代”之说。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纵向上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横向上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

由于社会对“二代现象”的关注程度早已超越了对某一“二代”的关注，在笔者看来，就有站在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立场上进行审视的必要。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一方面激发了社会潜力、活力，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瓦解了原有的各种社会稳定机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形成了社会失序和冲突各种诱发因素，“二代现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并且，围绕其产生的争议表明，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但是结构并不合理，存在着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二代”现象背后的民众焦虑

当下，随着“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词汇的深入人心，草根阶层的焦灼情绪呈现弥漫态势。但是，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二代”现象的出现乃至被标签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失衡的写照。“二代”标签化在对社会作出无情总结的同时，我们发现，个体的命运不依托于努力和奋斗，而是一些先赋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等。也就是说，在“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处于社会有利位置的时候，草根精英上升通道之逼窄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众的焦灼情绪正在上升。谁可以进入高收入行业和处于社会中的有利位置呢？有研究表明，有权力和财富背景进入高收入行业远远超过了有教育背景者，这也是代际传递日趋固化的明证。现实中，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高官子

弟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又有多少权势子弟走上了留学的路途？对这样的场景，几乎已是司空见惯。如此一来，怎能不让公众产生不满和抨击情绪？

“二代”标签化的出现是当下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的征兆。当下，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乃至处于悬殊状态，造成了发展能力的缺失。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这就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阻碍“贫二代”群体的向上流动。由于社会隔绝壁垒和阶层壁垒的作用，“贫二代”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代际再生产的问题上，对于“贫二代”而言，父辈的差距正被复制到子代身上。网络上流传的“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的话语不正表明了这点吗？

有学者明确指出，从经验判断，经济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表明，社会开放性在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市场经济固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二代”标签泛化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人类的历史是精英不断被取代的历史：当一些精英上升时，另一些精英衰落了。但是，“二代”标签化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精英循环正在失去可能，而是呈现固化态势。就笔者的观点，理应正视当下“二代”标签化的社会背景，那就是资源分配日益不公和固化，社会失衡已经成为事实，社会断裂也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并且，如果不注意疏导的话，带给我们的社会后果就是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而整个社会的隐患是：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对此，无论是对权力者还是对富翁来说，恐怕都不愿意看到。

如果说“官二代”、“富二代”仅仅是外在物质差别的话，那么，当“贫二代”与之对比出现时，在笔者看来，就意味着心理对立的出现，也是社会阶层对立情绪的开始，这对社会来说，不啻于一种悲剧。因此，应警惕“二代”标签化背后的民众焦虑和社会失衡困境。

“二代”现象折射阶层边界固化

客观地说，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社会结构演变已经呈现出两极分化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联盟的趋势。

“二代”现象的出现表明，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一方面，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分野日益清晰，社会边缘阶层比例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主导阶层的边界日益清晰，新的阶层日益走向定型化的过程之中。

隐藏在“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对立情绪背后的事实是社会阶层的边界定型化，并且正在通过种种途径得到强化。以当下社会对城市中贫富“混居”还是“分居”的争议可以得到说明。

在城市，由于住宅的价格决定生活区域，同一阶层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区隔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同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阶层在城市地理区位上所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社会生态分布，并巩固了社会阶层在居住空间上的边界，这种现象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最为明显。一方面，富人住宅区、中产阶层住宅区、低收入住宅区,不同阶层的居住区的界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富人的居住空间日益扩大并中心化，穷人的居住空间日益紧缩，并被边缘化。

从表面上看，“二代”现象与“富人区”、“穷人区”的出现没有联系，但是，从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的大背景下，在笔者看来，二者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二代”现象之争与“富人区”、“穷人区”之分有着相同的社会心理支撑。

如果我们弄清楚了富人区的弊病，在笔者看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二代”现象，至少，这是一把钥匙。“富人区”的弊病至少有三。一是阻碍社会的和睦沟通、交流，容易滋生穷人和富人的仇恨情绪，产生偏见；二是把穷人和富人通过穷人区、富人区隔离开来，造成穷人们在公共资源分配和享有上的不平等。众多富人对好水名山的后花园式占领所引发的不满，充分证明了这点；三是富人区的建设过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体现，容易导致其他阶层的被剥夺感。

也就是说，与“富二代”和“穷二代”的对立一样，穷人区、富人区延续了同样的当下社会贫富对立的社会情绪。事实上，国外早就不提倡甚至是反对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居”做法。“我们不能眼看着一座城市里噩梦和天堂如此鲜明地并存而无动于衷。”这是美国人得出的经验教训。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泾渭分明，不同人种、种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也各自聚居一区。由于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区域里，各个阶层、各种文化背景的社区和家庭之间彼此较少沟通，很容易形成社会对立，尤其是在贫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