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生平以及重要思想 作业

章太炎先生生平以及重要思想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一名绛，字枚叔，一作梅叔，浙江余杭人。

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是开创中国近代思想与社会大变动的第一代披荆斩棘者中的杰出代表。

章太炎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夫，不仅为他的门人后学所敬重，也为他同代同辈政治、文化、学术观念不同甚至截然对峙者不得不佩服，这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并不多见。

胡适也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太炎先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本文将从章太炎先生生平、思想及其意义三方面，希望对这位文学、革命大家是怎么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给我们带来深刻影响的作一个简略概述。

生平：
章太炎一生经历曲折复杂，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青年求学时期：章太炎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

祖父章鉴为国子监生，是博览古今图书的饱学之士。

父亲章睿幼读家中藏书，取得廪生的资格，担任过余杭县训导。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章太炎秉承父辈遗训，“诵六经，训诂通”，“浏览周、秦、汉氏之书”。

他研读的书籍有：《说文解字》（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音学五书》（顾炎武）、《尔雅义书》（郝懿行）及各代书。

尤其在1886年后，他阅读了浩繁的治经著作丛书《学海堂经解》、《南菁书院经解》。

通过这些学习，章太炎登入了清代经学的殿堂，打下了治学的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章太炎写下了《膏兰室札记》、《诂经札记》、《春秋左传读》等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在学术上初露锋芒。

维新改良时期：章太炎还在诂经精舍苦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就已拉开序幕。

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

如火如荼的维新运动终于使章太炎决定走出书斋，虽然此举遭到他的老师俞樾的坚决反对，但他去意已决。

1897年初春，章太炎从杭州来到上海，进了当时维新派的舆论阵地——《时务报》。

后张之洞招他入幕，他便来到武昌，任《正学报》编辑，但又因志趣不合而又回到上海。

戊戌政变发生后，他被迫远走他乡，先后到了台湾、日本。

革命反清时期：由于戊戌政变的刺激，再加之来台之后的痛定思痛，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排满反清思想也逐渐强烈起来。

他把过去发表和新近撰写的论证、论学文字辑订为《訄书》，此书于1899年冬季木刻付梓，正式提出“逐满”问题。

不久，章太炎东渡日本。

此后便因革命形势所迫而常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两地。

1901年，章太炎在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这是他公开批驳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的第一篇论文，也是章太炎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第二年，他针对康有为的《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等文字，愤而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903年，邹容发表著名作品《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并发表于《苏报》，这就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序〈革命军〉》，不久，《苏报》又摘登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第二天，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章太炎为此入狱三年。

追求共和时期：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最大敌人是袁世凯，但章太炎当时没有看清形势，而是错误地支持袁世凯任总统。

袁世凯的帝王思想彻底暴露后，方才醒悟，于是又从此为创立中国的政治共和局面而不懈奋斗。

1913年7月，章太炎奔走呼告，既撰文，又通电，大呼“项城（即袁世凯）不去，中国必亡！”不久，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无奈之时，又开始讲学。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得自由。

第二年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

章太炎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明确宣告要“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后又在“民国共和”的种种方案接连失败后，提出“联省自治”，但此种主张不久便在阵阵枪炮声中偃旗息鼓。

历史进入了黑暗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将自己关进了书斋。

晚年讲学时期：1922年4月，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开始在上海主讲“国学”。

自东京和北京讲学以来，他已是第三次登坛授徒。

而且以后的岁月，讲学也成了他孤独的灵魂寻求慰抚的一种主要方式。

章太炎一生著述丰富，在生时曾手定《章氏丛书》及《章氏丛书续编》。

章太炎去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辑《章氏丛书三编》，今人则编有《章太炎全集》（六卷本）。

思想：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其著作中一窥究竟，在这里，主要从政治、哲学、法律这几个方面进行一一概述。

一、政治思想：首先，维新思想是章太炎先生重要政治思想之一，章太炎最初走出书斋投身到社会政治斗争，是始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的影响。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卖国屈辱的《马关条约》，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慨。

在京应试的举人康有为等发起1300多人参加的“公车上书”，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

随后，又组织了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等政治团体，出版《中外纪闻》、《强学报》等进步刊物，推动变法维新运动。

救亡图存与变法维新的声浪遍及全国，给章太炎很大震动；其次，章太炎政治思想还包括排满思想：章太炎最终与改良主义决裂是在1900年7月。

那时候唐才常在上海发起“中国议会”，创立自立会，组织了自立军。

该会宗旨宣布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权，但又拥立光绪皇帝，态度暧昧。

章太炎反对用“勤王”旗号。

他说：“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

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

”因断发以示决绝。

③表示了要同清王朝战斗到底的决心；最后，章太炎政治思想还包括民主建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这在章太炎思想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也是先生最为先进、进步的思想。

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又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体制的国家，怎样去建国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本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出谋划策，不断四处奔走。

这一时期他提出不少民主建国主张。

另外，章太炎虽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中国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当时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清朝又一次闪烁出灿烂的火花。

他不顾年迈体衰，为宣传团结抗日四处奔走，呕心沥血，用行动照亮了他生命历程上第二个辉煌的时代。

二、哲学思想：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章太炎被誉为是少数几个最具深刻性、原创性和系统性的哲学家之一。

他通过融合印度佛学、中国佛学、康德哲学以及庄子哲学，独创了“真如哲学”。

“真如哲学”的革命性，在于它确立了现代主体性；同时，“真如”的普遍内在性和多元主义的理论特征，又为个体主体性作乐理论辩护。

但是，由于其思想来源未经充分整合，使得“真如哲学”充满了内在紧张，最终走向了“唯我论”，导致了这场哲学革命的夭折。

对“真如哲学”的尝试挽救表明，“能动得革命的反映论”是其根本出路，也是历史的最终走向。

三、法律思想：章太炎一生著述甚丰，已出版的有《章氏丛书》及《章氏丛书》的《续编》和《三编》等。

他的法律思想较为复杂，且前后多有矛盾。

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建立总统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

2、损上益下，维护人民权利平等的法律观。

3、“专以法律为治”的主张。

当然，章太炎先生的思想，一直是深受当时或维新或革命或民主的历史大潮影响的，而在其中，个人认为影响最为深刻的是清政府的腐败导致的丧权辱国，这个在其政治思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取个例子：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章太炎政治上的思想一直体现为改良主义思想：在政治上主张变法主张以日本为师，“顺天革政，蔚为望国”；效仿西方政治，实行三权分立；学习西方的联邦制度，实行地方自治，使“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

一、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他认为“始也以贸易为一商之轻重，而终也至以为一国之轻重”。

同时主张鼓励消费，以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二、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改革中国的封建思想。

他认为兴学堂是变革政治的前提。

主张“废淫祠改改书院”，培养人才；组织学会，团结维新人士；办报馆，广译外国书报，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开民智”。

三、在外交上，主张联日抗欧美。

四、政治主张，与康梁的思想相比，有其自己的特点：一、在变法维新上的态度上他主张变法应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指导，反对康梁以佛学为变法的思想武器。

二、在对清王朝的感情没康梁的浓，以其主张更能反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对政治思想的一种需求。

而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其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主要体现为：
一、民族主义思想。

对内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民族独立。

其民族思想有其局限性，他主张由汉族同化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在汉化前不得享受与汉族同等的权利。

这以思想不利于团结各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他认为“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

这表明他没看清楚帝国主义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看不清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密不可分的两大任务。

二、反资本主义思想。

主要表现在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和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三治世方案：第一，在政治上，主张“直接民权”。

“依法治国”。

他“直接民权”的主张并没有突破资产阶级虚伪民主制框架。

因为，不触动剥削制度，无论在政体上变化多少花样，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直接民权。

第二，在经济上，主张“抑富强，振贫弱”。

他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田不自耕者不得有”。

他主张限制资产阶级工商业的发展。

“盐田池井不自煮者不得曝者不得有，矿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

同时也主张限制官吏的特权。

在官者不得言商，托名与其他者重其罪，籍其产；父子经营工商业者不得入官，不得借其政治以自利。

总之，章太炎的一生，从参与变法维新到为抗日救亡奔走，凡四十年，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探索的道路，而贯穿其始终的，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

他一生不畏艰难险阻，不惧强权铁窗，不谋个人名利，矢志救国救民，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他的政治主张，不乏真知灼见，同时也存在着模糊、错误之处。

因而他对革命起过巨大的宣传推动作用，但也有其消极甚至反动的一面。

观其一生，他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颗璀璨的巨星，也是一个曾在历史舞台上叱诧风云的悲壮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