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自省：浅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反思与自省：浅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摘要：中国哲学作为依托于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而建立的学科，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在将西方哲学方法应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机械化、教条化套用西方哲学模式的偏向，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要修正这种偏向我们就要重新对西学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慎重选择合适的解释工具、更深入地把握西方哲学体系，以保持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立性。

并在“中西融通”的视野下，推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新建构。

关键词：西学方法；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独立性
哲学作为一个泊来词汇，在清末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最早由严复引入。

受当时特殊历史条件影响，中国学者认为中西方产生差距的根本是由中西方学术上的差距导致的，从而激起了学界学习和介绍西方学术的思想热潮，立足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与西方科学体系中相似的内容。

世纪初期，胡适、冯友兰等人开始采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梳理、整合中国传统思想，正式创立了中国哲学这一独立学科。

建国以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我国传统思想，中国哲学书写步入了马克思主义化阶段。

问题：西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
不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以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书写中国哲学，还是以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书写中国哲学，都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书写与研究提供了思路，尤其是胡适、冯友兰开创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确立了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学科范式。

冯友兰指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①这便奠定了中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国哲学最初的“以西释中”的最初的研究模式。

中国哲学最初的这一范式，在
很长时间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合理的学术路径，中国哲
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功并由此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价值。

前辈学者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在借助西方哲学的范式对我国传
统思想进行研究时，却出现了机械化和教条化的倾向，在过去数十年的研究过
程中便暴露了诸多问题，如附会过甚、过度诠释、隔靴搔痒、为了比较而比较等，这将其自身带入了合法性困境，引发了学界的集体反思，如周辅成指出:“在研究哲学遗产的时候，我们对于祖国哲学的特点，重视不够。

我们不能灵
活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果，中国哲学史变成了马列主义原
则的注解，本身失去相对的独立性，我们的哲学家及其思想，都差不多是从一
个模型铸出来的。

所有特点，都被取消了”①。

牟宗三指出，与西方以知识为
中心、以理智游戏为特征的独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
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

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自然生命，
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

在这样的传统下，中国哲学形成了注重道德人格修养
与生命意义追求的特征。

但在西方研究范式的指导下，一方面，以西方哲学的
理论、标准为框架来剪裁、取舍、范围中国哲学史的丰富材料，可谓“削足适履”、“喧宾夺主”式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中国哲学丧失了自己的
独特性，其合法性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的独特内容与丰富
材料被忽视，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

对于西学方法应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李承贵
教授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说明。

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此四大认知范式的底色都是西方的，而且被广泛用于认知、理
解中国传统哲学。

李教授指出，这一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四大认知范式，对中
国哲学大致造成了三个方面的伤害：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内容的改变。

就是指在
认知范式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被认知、理解的哲学概念或
命题之内容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认知范式内容。

二是传统哲学义理系统的改变。

就儒家哲学义理系统言，绝不能以科学认知范式或唯物认知范式进行简单
的拆解。

若以科学认知范式理解儒家思想系统，便理解为科学精神、科学原理、
①周辅成：《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1页。

科学定律、科学方法等构成的思想体系。

这便完全超出了儒学义理系统的范围，对儒学的义理系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三是传统哲学精神价值的改变。

就
是说，四大认知范式的应用不当，可能存在消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和泯灭中
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之危险。

例如在唯物认知方式下，孔子的“仁”内含的爱人、担当、自觉等精神，便被理解为剥削阶级的道德，其所含有的人文精神也被消解。

可见，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的应用不当，的确会
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极大伤害，这或许是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张东荪对
此现象高度关注、提出批评并号召对中国哲学、文化特质关注的原因。

以四大认知方式为核心的西学方法毫无疑问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
影响。

在此基础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怎样认识、判断、理解“以西释中”的研究范式下西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的“伤害”呢？对其“伤害”，我们应
该如何应对与解决呢？中国哲学的研究应该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呢？
二、反思：西学方法与中国哲学研究“伤害”的具体关联
在此，有必要对西学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所造成的“伤害”
做一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首先，这一解释方法与解释文本的不相适应是不可避免的，在理解文本的
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西方哲学的诸多研究方法都是有限的学说体系，都有其各自的面向和独特领域，在理解中国思想、文本的过程中，必然存
在着认知范式和被理解的哲学文本不交集、互不相涵的地方，文本的理解就可
能发生误读或伤害。

其二，从被理解的文本本身的性质来看，文本具有被多元
理解的特性。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和命题亦是如此。

从时间上看，被理解
的文本本身是可以被持续解释的，从空间上看，一种文本可用不同的认知范式
进行解释。

这种理解的时空特性，就意味着认知范式即便对被理解的哲学概念
或命题存在误读或伤害，在专业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伤害并不涉及原
始文本的存亡问题。

例如，一代又一代人以不同的认知方式解释经典文本，为
其做传注，这本身并不改变原始文本，因而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对中国传统哲
学的“彻底伤害”。

相反，相反，在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学方法为研究方
式的过程中，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的问题进行认识与反思，并在
西学引进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系统进行丰富与提升。

其三，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义理与精神在被理解过程中会被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全是消极的，它也创造新的文本。

由于认知范式各有自己的义理和精神，它的应用必然涉及对被理解的哲学概念与命题的精神的改变与再造，在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既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价值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概言之，认知范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伤害不仅不能做绝对的理解，还需承认认知范式具有丰富、增宏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价值的意义。

可以说，认知范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理性精神等的丰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实践精神上，不仅豁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而且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在人文精神上，不仅显发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而且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人文精神；在科学精神上，不仅开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精神，而且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在理性精神上，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逻辑精神，而且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逻辑精神。

”①因而，我们决不能因为认知范式应用过程中造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与精神的“伤害”而否定它的积极作用，并拒绝它们出场。

此外，客观陈述“伤害”的情形是解释者的必备品质与学术良知。

无论是自觉的伤害，还是不自觉的伤害，或是客观的伤害，理解者应该对此有理性的认知，并有责任告诉读者。

对于认知范式在解释、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必须有理性的认知和郑重的说明。

在应用过程中，主体在认知范式中应该自觉承担起责任，因为在认知范式解释实践的过程中，相对于应用主体而言，认知范式始终是被动的。

“这样，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导致中国传统哲学遭受‘伤害’的责任全部推给四大认知范式，而是那些实践了认知范式的学者们应该认真检讨。

”
因此，我们借用西方哲学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创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后，如何保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我们在利用西方哲学的学科方法来挖掘中国哲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时，如何避免将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注脚就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时要重视的问题，每个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应当自觉反思并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①李承贵：《西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的“伤害”及其反省——以“四大认知范式”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第45页。

三、解题：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新建构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时，如何既在借鉴西方科学的范式方法进行研究的同时，又维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创造具有自觉独特内容的中国哲学呢？
首先，我们要对“哲学”这一范畴进行准确把握。

哲学虽是一个泊来词汇，但我们不能狭隘地将哲学理解为专指西方的哲学，而应该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
探讨哲学。

在这一点上，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对我们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其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讲道: “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①，在他看来哲学其实就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而中国和西方都有关于此类学问的发展，因此不论是中国哲学，抑
或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门学问研讨中出现的“特例”。

张岱年认为我们可以
“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②，在这个基础上看“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③，进而又指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学术地位上是相对等的：“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和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④。

站在更高维度重新审视“哲学”范畴，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实为哲学发
展的两个特例，其共同点都是在探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只不过在探究
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思考方法，以及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

因此，虽然中国哲学是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范式方法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要按西方哲学的标准来将中国思想中符合其标准的纳入哲学，而将不符合其
标准的排除于哲学之外。

因为中国哲学本就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例，也正由
于西方哲学标准不能完全收纳我国传统思想，才能凸显出中国哲学的独立性。

其次，“以西释中”的研究模式固然容易导致对中国哲学典籍和概念的曲解，干扰对中国哲学“原原本本”的理解，容易导致传统哲学主体性的丧失，
但是，如前所述，西学方法的四大认知范式对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其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主体，因而这就意味着
①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②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③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④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可以从主体身上寻找对策以消除某些“伤害”，发挥西学方法的研究之长，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新发展。

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西方哲学。

因为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范式方法上构建的，如果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理解不透彻，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走向回归经学的老路，或走向靠拢西学的偏路。

只有在准备把握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范式方法的前提下，才能保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我们在应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解释方式来研究中国哲学时，需要注意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主客关系，清楚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坚持中国哲学在解释中的主体立场，避免削中国哲学之“足”而适西方哲学之“履”。

中国哲学学科固然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体系之上，但研究的主体内容则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来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思想，使之成为脱离传统经学的独立学科，并非是探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和西方哲学中相近的内容。

这就决定我们不能从西方哲学中截取某一流派的观点或理论，来直接充当中国哲学的解释工具，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机械的，抹杀了中国哲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使之沦为西方哲学的注脚。

正确的做法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立场，谨慎应用西方研究方法，注重认知范式与被理解对象的契合性，而不随意将认知范式应用于理解任何一个文本中。

此外，在注重应用西学方法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还应该重视“以中解中”的传统范式。

彭永捷指出: “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

”①中国哲学研究者应当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

这不是要完全撇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而是强调在做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从自身的文献脉络的梳理中确定固有的问题意识，然后在具体诠释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家自己的思想课题时相应援引西方哲学甚至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内容作为诠释的观念资源。

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某种“助缘”。

①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25－32页。

“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

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其实“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

我们讲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强调一种不以西方范型为框架的中国人文的学术研究方法，破除将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世化。

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中国哲学主体地位基础上的“中西融通”，将被解释的中国哲学命题置于生养它的环境中。

这即是将被理解的哲学概念或命题放在生养它的文化系统中加以理解。

总而言之，一方面，哲学的发展与创新需要与全球文化充分交流沟通以确保其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又须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以维持其地域性特色。

唯其如此，方能保持中国哲学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