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师道观浅析 - 第32卷第1 期

第32卷 第1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 ol. 32 No.1 2010年1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EDUCATION EDITION ） Jan. 2010

收稿日期：2009-11-10

作者简介：文正东（1969 -），男，四川宜宾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Email: shanghaiwen@

胡瑗师道观浅析

文正东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 要：胡瑗是北宋时期的名师，他在重振师道上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明体达用”的人才观；二是“敦尚行实”的教学观；三是“宽严相济”的育人观。师道观指导下的教育实践特色，是注重人格感化，这是他成为一代名师的主要教学策略。 关键词：胡瑗；人才观；教学观；育人观；师道观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0）01-0014-04

胡瑗，字翼之，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出生在泰州海陵（今如皋），因祖籍在陕西安定堡（今安定县），故称安定先生，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胡瑗年幼时就有聪慧表现，7岁就善作文章，13岁能通五经。家族虽世代为官，但到他出世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为了求学，他20岁就离家北上，到泰山书院攻读10年才返家。随即在苏州一带从事私学教育，后受知遇于苏州知事范仲淹，所以，景祐二年（1035），苏州郡学建成，43岁的胡瑗就被聘请为郡学教师。庆历二年（1042），又应湖州知事腾宗谅之邀，任湖州州学教授。在苏州、湖州教学的二十多年中，胡瑗摸索总结出一套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方法，人称之为“苏湖教法”。庆历四年（1044），朝廷设立太学，专门派人来向胡瑗取经。皇祐四年（1052），再受范仲淹举荐，花甲之年的胡瑗进京担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嘉祐四年（1059）正月，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退休，归依在杭州做官的儿子，不久逝世于杭州，葬在湖州，在他的出生地如皋也有衣冠冢。在其职业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教育，为北宋培养出了一批干练的官员，南宋宁宗赵扩赐谥号“文昭”。

胡瑗虽然去世了，但后人对他的感念不断，如宋神宗就在胡瑗的画像上写的赞辞中就有“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1](29)；明嘉靖年间将他从祀孔子，封为“先儒胡子”；清朝的颜元自怨出生晚了，未能及门受教，提出“当远宗孔子，近学安定”。[2]

（卷三）

胡瑗能成为当时和后世景仰的名师，和他重振师道的贡献分不开。

从韩愈的《师说》可以看出，师道不振，由来已久，韩愈虽大声疾呼，但直到北宋真宗时候，国子监仍然是“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3]和“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

肄习之法，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4]

（卷一五七）

地方官学也差不多，如范仲淹应晏殊之邀任教南京府学，晚上去检查，发现有学生不守纪律早回寝室睡觉，一问，就说谎欺骗老师，再问白天读

过什么书，一问三不知。[5]

可见当时学风之淡薄、纪律之涣散、师道之衰败。

胡瑗对隋唐以来的教育弊端有深刻认识，认为空疏无用的“俗学”理应由“实学”取代，应恢复传说中尧舜禹三代重视学校传统，让学校成

为“教化之本”。

[6]

为此他在教育实践中围绕“体用”、“实学”、“教化”，在重振师道、培育

人才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不已的效果。欧阳修曾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又说：“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

而尊”。[7](卷二五)

笔者认为，胡瑗的师道观体现在人才观、教学观和育人观上，具体分析如下：

第1期 文正东：胡瑗师道观浅析 15

一、“明体达用”的人才观

“明体达用”是胡瑗的弟子刘彝在回答宋神宗的问题胡瑗与王安石哪个“更优”的时候才明确提出的，是对胡瑗教育思想的概括。所谓“体”，指“君臣仁义礼乐”等道德思想，这些伦理道德蕴含在“诗书史传子集”等载体——“文”中，通过“文”的学习，掌握“体”，再付诸实践，使老百姓受“润泽”，进而有益于国家，这就是“用”。[1](25)这和《大学》倡导的先治己修身、后治国安邦的“大学之道”是一致的。这种体用合一的教育主张，在当时很有反汉唐传统的意义，因为北宋初年，经学教育沿袭的是汉唐模式，教着重于训诂，“学”也就成了对经学大师的规行矩步，培养出的或是对经学权威亦步亦趋的老学究，或是对繁琐注经释经反感的厌学者。更重要的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学风不正，师道萎靡也就在情理中。其实，与其说胡瑗反传统，不如说他恢复传统，也可以说他是以先秦的传统来反隋唐以来的传统。因为，孔子就很强调学以致用，他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8]（子路）如果只会背诗三百，而不能运用于政治外交中，那有什么用呢？后来伴随着汉朝经学热，经学研究逐渐陷入繁琐考证，与社会脱节，经学教育也因此而萎靡不振，其中的关键就是体与用分离。

在胡瑗看来，“明体”和“达用”，既是统一的又有先后：先要“明体”，后才“达用”。对教师来说，就是先要“修身治己”，然后教人育人，前一步骤是后一步骤的前提和基础，胡瑗的人生历程就是如此。

据《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的记载，胡瑗在泰山书院的十年，志在读书，不在乎书院的食宿条件差，夜以继日地学习。为了免受打扰，他每收到家书，只要看见有“平安”二字，就投书山涧中。真正做到了“不为外物所动，不为情绪所迁”。“十年不归”的勤学苦练，使他具有宽厚的知识，养成了他“沉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为以后的为人师表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他弟子记的笔记，如《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来看，他的经学造诣颇深。此外，他还精通乐理，曾被朝廷召去更定雅乐和铸造乐器，写有《皇祐乐府奏议》、《景祐乐府奏议》等文章；在范仲淹幕府作推官时，曾在军事上作过筹措谋划，后来建议朝廷兴办武学，主张讲孙吴兵法，写过《武学规矩》；在教育上也著有《学政条约》，可惜失传。[9]可见，他的知识面宽，并不只以科举为务。因为，当时的科举沿袭中唐以来重词章声律的旧习，专以辞赋取人，读书人为了应科举，多致力于声律对偶，而置经义实学于脑后。科举导向使得教育积弊丛生，同时也使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名落孙山，如满腹经纶的胡瑗就“科举累不第”。[10]胡瑗等有识之士批评这种教育模式和考试方式，认为培养出的学究书生，没有真才实学，反而使社会风俗浇薄。[1](25)

胡瑗认为人才、教化和学校之间有内在关联，正如他在《松滋县学记》中所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基于这种认识，他自泰山归来后，就义无反顾放弃科举，教育和教师也就成了他永恒的志业，在教育实践中努力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

二、“敦尚行实”的教学观

前已述及，受当时科举指挥棒的影响，当时的文风学风都有问题，最根本的，就在于不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正如范仲淹所说：“文庠不振，师道欠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选用之际，常患才难。”[11]胡瑗的“苏湖教法”在一定程度扭转了这一不良倾向，也为后来提倡实学教育者提供了借鉴。

“苏湖教法”本是胡瑗主教苏州、湖州地方学校积累形成的教学经验，主要内容有：一是注重学规建设，一是实行分斋教学。分斋是将原来只学儒家经典改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前者讲明六经经义，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生，养成治才，后者授以堰水、治兵、治民、历算等实学，一人各治一事和兼治一事，或专或兼，养成实用人才。这一教学方法发端于湖学，后来在开办太学时，被取法并广泛推广。“苏湖教法”实际上是胡瑗针对当时的积弊而在教育上做出的重大改革。从因材施教方面来说，他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基础存在个体差异出发，确定培养目标，调整教学内容，以适应学生的个性，教人以尽其材，培养出一批有真才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