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易学及其诗学思想研究_牛秋实

第２９卷第１期
（２０１４）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Ｉ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１Ｖｏｌ．２９
（２０１４）苏轼易学及其诗学思想研究
牛　秋　实＊
（许昌学院社科部，　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苏轼对易学的兴趣，始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锒铛入狱期间。

当他流放儋州之后，苏轼完成了《苏氏易传》。

由于苏轼受到易学思想的熏染，从苏轼早年就形成的追求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来看，对他通达放浪的思想性格有深刻的影响。

苏轼以易学为基础，以其多样化的著作如散文、诗歌、词、绘画、书法等表达他宽广的胸襟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极大包容。

宋人如苏轼辈研究易学，好发为宏论，故学术风格导致写诗议论转多，有时会使得诗风在奇趣之下顿失诗格，所以居儋州期间苏轼在师法唐诗风格之下便不得不转而师法魏晋，以渊明为诗，这就是诗歌的流变与延续使然了。

关键词：苏轼；易学；诗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７８５（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３６－０５
在北宋时期，理学家们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极不一致。

理学家认为科举考试文人士大夫之文，有害于道。

但是在苏轼看来，那种培养真正有价值的个人艺术修养的教育也可以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基础。

事实正是，“为文”完全可以是一种道德实践形式。

宋代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研究儒学经典，他们热烈地讨论经典中间的许多知识问题。

“五经”仍然是他们所关注的重要经典。

如宋儒的《易》学的研究，就有范仲淹的《易义》、胡瑗的《周易口义》、石介的《周易解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颐的《伊川易传》、朱震的《汉上易传》、胡宏的《易外传》、朱熹的《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张栻的《南轩易说》、杨万里的《诚斋易传》等等，宋代那些著名的学者、理学家们，几乎没有不研究、讨论《周易》的。

宋儒是如此关注《周易》，人人研究并讨论《周易》，是想通过重新阐释《周易》来构筑自己的经学体系，或者像苏轼那样，构建其基于儒家的诗学思想体系，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

徐建芳《苏轼与〈周易〉阴阳观》［１］注意到了苏轼作为易学研究者对其文艺创作的影响。

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周易〉谦德对苏轼的影响》［２］注意到了易学对苏轼道德践履以及诗学创作的关系，但是都失之于浅陋，笔者认为，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丰富而独特的精神蕴藏，传统的易学思想中的自然观对其文学观念的影响，只有了解了苏轼居儋州时的易学思想，才能理解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由经典著作中获得的学问对他的诗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为文之中存在着苏轼的一种对“道”的深刻理解。

一、苏轼居儋州的易学及其哲学观
苏轼对易学的兴趣，始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锒铛入狱期间。

当他流放儋州之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易学的研究之中。

当时岭海地区文化落后，书籍稀缺。

东坡在儋州时最大的痛苦不是缺少食物，而是无书可读。

情急之下，他的儿子苏过便动手抄书。

后来幸亏友人郑嘉会从惠州寄来一批书籍，东坡大喜过望，父子两人一齐动手，把书籍整理上架，从此与这些得来不易的图书朝夕相对。

有了书籍，东坡便动手续写《易传》［３］１７７－１７８。

在此穷困厄运频遭打击之后，苏轼完成了《苏氏易传》。

《苏氏易传》完成之后，苏轼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注释《易经》的寓意：“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

”［４］宋儒的研究经典，“至于经文的训诂，虽委曲求全地保存古说，但宋儒不但轻视古训诂，而且就是经文也怀疑。

例如欧阳修的疑《系辞传》，修及苏轼兄弟的毁《周礼》，指摘《尚书》的缺点，晁说之的斥《诗序》，司马光、李觏的难《孟子》。

宋人虽是对于古传说，也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以定是非曲直的。

在千载后欲把千载前的事从证据或道理上去论证的，虽是哲学的，却不是历史的。

两汉人全然避掉活动头脑去推论，在这点虽是谨厚，然也是误解自明。

故宋儒的方法，全然是不可舍的，因为经学归纳、演绎两方都成必要”［５］２２５。

可见苏轼都对易经的研究总是带有自己的创获。

苏轼认可并采纳了老师欧阳修的观点并写道：“《易》者，圣人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作者简介：牛秋实（１９６８—），男，河南洛阳人，历史学博士，许昌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总第１７２期牛秋实：苏轼易学及其诗学思想研究
之所以尽人情之变，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

”苏轼发挥对《易经》的看法，书虽然是固定而且有限的，而“道”是变动的而且是无限的。

苏轼的结论是，“道”在“远处”，也即是说“道”是“十分遥远”的。

他对《系辞传》注释道：
凡言为书者，皆论其已造于形器者也。

其书可以指见、口授，不当远索于文辞之外也。

其道则远
矣。

此所谓不可远，不可远者，其书也，非其道也，不可以远索，故循其辞度其所向而已。

初者，为未达者
言也，未达者治其书，用其出入之度，审其内外之惧，
明其忧患之故而蹈其典常，可以寡过。

达者行其道，无出无入无内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适，虽无圣人可也……［６］
苏轼在对《系辞传》的注释中，认为达者在实践中善于运用“道”，而不是拘泥于书本的基础。

苏轼对于易经的解释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他先解释全卦，随后在解释六爻。

以《复卦》为例，有人将它解释成一个阳爻回“复”到五个阴爻之下，于是将六爻的意义相互区分开来了。

对这种解释方法，苏轼是这样评论的：
夫卦爻岂可以爻别而观之……得其所齐，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

吾论六十四卦，皆未求其所齐
之端，得其端，则其余脉分，理解无不顺者。

盖未尝
鉴而通也。

［７］
从整体的思想出发来解读每一部分，或认为在变化和差异中隐含着不变的统一性，这两点构成了苏轼解释《易经》的独特风格。

尽管万物都生于“一”，但只要事物产生了，原初的“一”即刻消失。

一旦“一”生出“两”，我们就只能看到两，原初的一便已从视野中消失。

下面是苏轼对“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解释：
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

或为象，或为形。

所在之不同。

故在云者明其一也。

象者，形之精华发
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质留于下者也。

人见其上
下，直以为两矣。

岂知其未尝不一邪？由是观之，世
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而两于所在也。

自两
一望，有不可胜计者矣。

［８］
变化只要开始，就必然会持续。

苏轼认为这不可避免。

所以在古今文体之变上，苏轼的“集大成”思想中含有“极书之变”、“古今诗人尽废”这种变创意识。

苏轼在《苏氏易传》解《周易·系辞传上》云“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的有关论述：
夫刚柔相推而变化生，变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

不知变化而一之，以为无定而两之，此二者皆过也。

天下之
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

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
则几矣。

既然“不知变化”和“以为无定”都是错误的，那正确的思想认识必然就是“变化”而又“有定”。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精彩的思想。

由此而形成的实践主体精神，便是“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的自由理性。

这种自由的理性。

恰恰承传着孟子阐释中“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的人生实践哲学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杜诗也好，韩文也好，其犹如孔子原型之复兴的“集大成”，在苏轼看来，其核心精神在于“适当其时”地变古创新的自由的理性。

无论如何，体现如是自由之理性的“集大成境界”，并非“无所不该，无所不备”［９］。

二、易学精神与心灵自由的“至人”境界
从苏轼早年就形成的追求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来看，对他通达放浪的思想性格有深刻的影响。

如在他的《石苍舒醉墨堂》中所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但只有真正做到宅心事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至人境界，才能泯是非，忘恩仇，了生死，齐荣辱。

他在《泗州僧伽塔》一诗中说：“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都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他用天空中自由飘动的云朵，形容这种应物无滞的至人之无心，以为“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

”（《蜀僧明操思归书龙丘子壁》只有做到“无心”于万物，才能超然物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

苏轼强调至人之无心，目的在于追求诗意逍遥的精神自由。

他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中说：“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

”［１０］５６
苏轼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凭吊，抒发自己宅心自由的境界。

如《隆中》：“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

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

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帅！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

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

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１１］７３苏东坡将自然景观雄奇的伟迹与他心中的政治和人格的理想的意象结合起来，做出了自己精彩的评价，实际上也涵化出苏轼心中理想的至人形象。

这种人格的追求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个人的是非和遭遇的厄困，做出了一番出世的想象。

这种出世的想象，并不完全是僧侣式的苦行，从正面说，就是从大自然中寻求安慰，从反面说，就是对自己精英身份的漫步惊心。

宛委山堂《说郛》言苏轼初谪黄州“布衣芒履，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

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入旁郡界，经宿不返”［１２］４９６。

贬官的第三年，在《定风波》前言中这样自叙：“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他把这种姿态化为一种平民的潇洒：“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
他的另一首诗《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不饮胡马醉兀兀，此心已逐马鞍发。

归人独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１１］７３
苏轼有一种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

宋苏子瞻《韩文公庙碑》引《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推尊韩愈之人与其文（《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五）。

他对韩愈的向往，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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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他自己在养气上能有所得。

苏子由《上枢密韩太尉书》谓：“文者气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１１］１３９
苏轼特有的诗人的敏感，加上易学的顿悟，即使写那些性灵文章，也如他自评自己的文章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
追求人格的高洁，不染尘俗，乃是中国士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陶渊明的人格理想中就有这种成分。

在陶渊明的诗里，意象最多的就是松、菊。

东坡为什么要写和陶诗？他为什么会在居儋州时期“尽和陶诗”？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东坡既已在诗歌艺术上超越了精丽工整的境界而复归于炉火纯青式的平淡，他那力图与古人争胜的眼光必然会越过唐诗的巅峰而追溯至较少人工雕琢而更为朴素的美学境界，于是陶诗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

从人品角度来看，东坡本性恬于荣利，他是怀着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踏上仕途的，没想到事与愿违，不但壮志难酬，而且屡经磨难，最后以垂暮之年远谪海南，他当然会仰慕及早抽身归隐田园的陶渊明。

既慕其人，复重其诗，于是东坡就开创了追和某位古人的全部诗作的先例———“和陶诗”。

岭海时期的东坡虽然并未像陶渊明那样恢复自由之身，但他毕竟远离了污浊险恶的官场，过着蓬门瓮牖、食芋饮水的清贫生活，背着大瓢在田野里放声高歌，这种生活形态真的是很接近陶渊明了，这就是东坡在岭海时期大写和陶诗的原因［３］１７９。

绍圣四年冬，东坡从儋州寄信给子由，请他为自己的和陶诗写一篇序言：“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

性刚才拙，与物多忄午．自量为己，必贻俗患。

……使汝等幼而饥寒。

’渊明此语，盖实录也。

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

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在儋州时期苏轼有很多诗歌是和陶渊明的，如《和陶形赠影》：天地有常运，日月无间时。

孰居无事中，作止推行之。

细察我与汝，相因以成兹。

忽然成物化，岂与生灭期？梦时我方寂，偃然无所思。

胡为有哀乐，辄复随涟洏。

我舞汝凌乱，相应不少疑。

还将醉时语，答我梦中辞［１４］２０５５。

其他如《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和陶咏二疏》等诗就是这类的诗作，表明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崇拜。

例如像唐代的刘长卿的“自从飞锡去，人到沃洲稀。

林下期何在，山中春独归。

踏花寻旧径，映竹掩空扉。

寥落东峰上，犹堪静者依。

”（《过隐空和尚故居》）等等，都是以远离尘俗的幽木妻者形象，来寄托诗人的人格理想。

到了宋代，这种人格理想与审美倾向更为明显。

苏东坡的《卜算子》词：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木妻，寂寞沙洲冷。

这无疑是东坡人格理想的具象化于内心世界的剖白。

绍圣四年，东坡结识了家住儋州城南的黎子云，并与众人一起捐钱帮助黎家盖了一间“载酒堂”，此后常去黎家盘桓，他在《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中写道：
茅茨破不补，嗟子乃尔贫。

菜肥人愈瘦，灶闲井常勤。

我欲致薄少，解衣劝坐人。

临池作虚堂，雨急
瓦声新。

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

丹荔破玉肤，黄
柑溢芳津。

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

鸲舌倘可学，
化为黎母民。

黎家是个耕读之家，黎子云弟兄两人务农为生，家里一贫如洗，“菜肥”两句语气幽默而情感辛酸；长年蔬食，故尔枯瘦；灶中无物可煮，只好多汲井水充饥。

东坡与这样的穷朋友交往密切，甚至愿意与之结邻。

他真诚地希望：要是能学会黎族方言的话，就情愿永远与黎民生活在一起！［３］１８０
三、易学之流变与苏轼诗学之奇趣
苏轼从《易经》中看出了圣人如何不断展示变化的过程：以二元合一这一起点来展示万物的多样性，从而创造出象征世界事物的基本结构（六十四卦）。

苏轼以易学为基础，以其多样化的著作如散文、诗歌、词、绘画、书法等表达他宽广的胸襟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极大包容。

如何为文，是每一个后来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站在前人宽广的文化臂膀的基础上，苏轼在诗学思想体系中，兼容并包，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体系。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曰：智者创物，非一人而成也。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能事毕矣。

一言以蔽之，苏轼要以自己的才学囊括古今，成一家之学。

所以在诗歌创作上，注重的是自家发明。

东坡“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盖用白乐天诗。

白乐天云：“秋风江上浪无限，夜雨舟中酒一尊。

”［１５］３０６苏东坡前诗侧重于人生凶险，春梦不多，多被激浪碾碎，白诗侧重以酒浇愁，由此可见东坡十分喜爱翻用前辈名诗以状己情。

东坡《杭州诗》云“在郡依前六百日”，用白乐天事。

乐天诗云：在郡六百日，游山二十回。

东坡《梅花》诗云：裙腰芳草抱山斜。

即白乐天诗：“谁开湖寺西南径，草绿裙腰一道斜”是也。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东坡毫不掩饰自己对白乐天诗歌的喜爱。

而且翻新白诗，显见自家性情。

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

”即唐人诗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即唐人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

君有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

”皆脱胎换骨法。

质夫词亦自佳，今附录于此：“燕忙莺懒芳菲过，堤柳上，花飘坠。

轻飞点画青林，谁道全无才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

向朱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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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第１７２期牛秋实：苏轼易学及其诗学思想研究
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吹起。

兰帐佳人睡觉，怪春衣雪霑琼缀。

绣床旋满，香毬无数，才圆还碎。

时见蜂儿，粉黏轻翅，鱼吹池水。

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洒盈盈泪。

”质夫，建安人，建安有二章，子厚号“南章”，质夫号“北章”。

子厚弟也，质夫兄也［１５］３０９－３１０。

不仅东坡化用唐诗，且喜欢以诗为词也。

东坡诗词俱佳，所作词皆有实地，故感情真挚，所状写之景皆非虚应故事。

如东坡《贺新郎》，在杭州万顷寺作。

寺有榴花树，故词中云石榴。

又是日有歌者昼寝，故词中云：“渐困倚孤眠清熟。

”其真本云“乳燕栖花屋”，今本作“飞”字，非是［１５］３１０。

一贯效法陶渊明、杜甫的东坡居士，在人生机缘变化多端的宋代社会盛衰、人生起伏补丁的状态下，必然会以“心渊澄静”的性情追求来冥契自己的精神追求。

当哲学与诗学默契地携手，审美理想与人格理想重合起来，苏轼言下“汪洋淡泊”的理想风格，就与理学家真德秀“正须澄心源，乃许窥道妙”的“持养实践”相契合［９］。

苏轼写景之作，无如登山，如《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等绝顶望太湖》：踏遍江南两岸山，逢山未免更流连。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

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

主要写山景之美，加之在山上望湖景，心情荡漾。

文笔荡开去借用历史上孙登之典故，极写归去之恋恋不舍。

即使在岭海时期的律诗、绝句，虽然受到格律诗的限制而不可能像五古体的和陶诗那样朴实无华，但仍体现出相似的风格。

元符三年春，东坡在儋州作《汲江煎茶》：
活水还需活水烹，自临钓石取深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
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颔联构句极其巧妙，颈联的比喻也新奇生活，但是全诗的风格仍然清新自然，诗中蕴含的对质朴生活的衷心热爱更让人联想其陶诗。

《升庵诗话》卷六《坡诗月明看露上》［１５］言：苏东坡诗八首，大率皆田中语，其第四首云“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金咸水闻好语。

分秧及春夏，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垅间，蚱蜢如风雨。

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眶筥”云云。

此诗叙田家自清明至成熟，曲尽其趣。

注未能尽发其妙，今补之于后。

“渐喜风叶举”，秧初立苗后，得风则长。

《吕氏春秋》所谓“禾心中央，疏为冷风”是也。

“月明看露上”，农夫云秧苗得露，皆先润其根。

由根上节至叶，稍垂一点，月明窥见其上。

洪舜俞《平斋集》有《魏城晚凉倚窗观稼》二绝云：“晚风不动稻苗平，叶叶头边沆瀣明。

井养不穷功用在，谁将易象细推评。

”其二云：“飞明一点上苗端，难作寻常露雨看。

碧眼道人参解得，黄河夜半泝昆湍。

”以此补坡诗注，真妙也。

此事奇，坡诗咏之奇。

《平齐》二诗注之又奇，特表出之。

王直方云：“东坡言鲁直诗高出古人数等，独步天下。

”予谓坡公决无是论，纵使有之，亦非诚意也。

盖公尝跋鲁直诗云：“每见鲁直诗，未尝不绝倒。

然此卷语妙甚，能绝倒者已是可人。

”又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

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于世。

”又云：“如虫酉虫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多食则动风发气。

”其许可果何如哉？［１５］５１７－５１８为何这些诗人模仿别的诗人而不能说做的诗极佳，而东坡诗却能借用之而妙于他人呢？下面继续论述两者的区别，“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腑中流出者，不足也。

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１７］这就是东坡高人之处，不仅有借用，更在于奇妙之创新处。

但是苏轼效法陶渊明，而与渊明之思想实则不同也。

陶渊明所说的“委穷达”，既有道家豁达的思想，但又没有道家那种“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玩世以致混世的思想，也没有道家的逍遥
在禅宗和尚的对话中常常可以看到相当华丽或清雅的文辞，如“云生碧天，雨降青天”、“一塔松罗望海青”、“雪夜观明月”等等。

如《东坡八首》之一：废壘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本来东坡在黄州穷困，不得不亲自下地种粮，聊以度日。

但是他却把这种苦难当做享受。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载，但恐鞭横逸。

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

”［１７］１０４０与陶渊明那种自甘穷困的心情是不完全一样的。

又如宋哲宗绍圣四年（１０９７），朝廷大规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于六月渡琼州海峡至海南岛。

在从琼州赴儋州路上遇雨，苏轼写了一首五言古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此生当安归？四
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

茫茫太仓中，
一米谁雌雄。

忧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

千山动鳞
甲，万谷酣笙钟。

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喜我归
有期，举酒属青童。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梦云
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

久
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苏轼总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自处的乐趣。

王文浩说：“‘妙声’句虽为找足‘群仙’诸语，实乃自为评赏，赞叹欲绝也。

”（《苏轼诗集》卷４１）禅宗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使得他能安然处于危境。

苏轼这首诗展开了罕为人识的海南风光的奇丽画卷，使我们再一次看到诗人那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触摸到他那颗热烈、敏感的诗心，体察到他那开阔的视野和坦荡的胸襟，也更深切地感受了他天才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而诗人对宇宙人生智慧深刻的思考，敢于战胜穷困苦难的强大精神力量，以及他对人生、对诗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也都充溢在这首诗中，使我们深受启迪和激励。

后半篇写神仙世界的情景，明显学习、借鉴了李白《庐山谣寄卢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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